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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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制度变迁。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潮流中，因此，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倾注了高度的热情。
马克思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前驱，此后广义的演化经济学（具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源于凡勃伦，狭义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源于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西蒙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经济学藉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并将之视为自身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点之一。
演化经济学就是要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了解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理解创新发生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
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渊源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派，后来的马克思、马歇尔、凡勃伦和熊彼特等大师也贡献了丰富的经济演化思想。在很长时间内演化经济学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经济学获得了较大发展，在当前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中有重要影响，有可能在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难题的基础上成为新世纪的新主流经济学思想。
（一）世界观与方法论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的存在论机械世界观不同，演化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是动态的演化的有机世界观。演化经济学采用整体分析法，关注多样性，用复杂系统的观点看待经济体系；关注经济动态过程，认为系统按照特定种类的过程变化，把经济系统看成演化过程的产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新古典范式形成于边际革命时期对牛顿主义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而演化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生物学的类比和隐喻。作为科学的一种新范式，演化和多样性的思想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中诞生的。2O世纪初的量子力学革命、2O世纪下半叶的复杂科学本质上也与达尔文革命具有一致性。与牛顿主义的时间可逆、本质论思维和决定论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达尔文主义则是以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为特征的。这使得演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更先进和坚实，描述的经济活动与现实世界更相符。
研究方法上，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框架有明显区别。演化经济学采用整体分析法，主流经济学采用的是简化分析法；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开放、演变的系统(Dow,2000)，而主流经济学是一个封闭、可预测系统；演化经济学分析采用种群原则（population thinking），即研究把经济系统划分为不同属性的亚系统，如技术、制度和特定的产业等，而主流经济学采取“典型代表一般经济行为者”的研究方法（typological thinking）；演化经济学采用满意原则，追求更优结果即可，而主流经济学追求最优的结果；演化经济学重视历史对现状的影响，主流经济学不注意时间也无历史观。
（二）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以适应行为（包括惯例和创新行为）代替了理性行为，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经济学体系以“新奇”为研究中心，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大量使用生物学隐喻，通过多样性原则、遗传原则和选择原则来界定演化过程，根据多样化、选择和变化的持续性，强调组织与环境共同演化现象。目前演化经济学主要涉及到组织、技术和制度三个维度，并正逐渐扩张至主流经济学一直忽视的空间地理维度。
（三）演化经济学的贡献
1.给经济学提供更科学的范式。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的危机来自其落后范式，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那么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生物基因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大大提高。演化经济学把更先进的科学范式运用到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去，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社会经济运行和变化过程，提高人类社会面临经济系统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难题时的管理和决策能力。
2.推进经济学本身的进步。
与主流经济理论相比，演化经济学在以下问题上已经推动了经济学的进步：非连续但不断出现的创新活动对总量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部门与企业在创新中的绩效问题；以演化方法理解市场机制及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一定社会情境下规则以及制度的出现和变异；个人行为变异的基本原因，等等。
在经济学发展的这种多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无疑，这要从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去寻求它的起源。例如，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持续的经济转变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识”的精髓是多样性和创新，而非“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和机械思维。
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稳定偏好的条件下，给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只是局限于对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如何配置进行研究，这种经济学目标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要求。在这个时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等，换言之，新奇事物的创造才是关键。因此，为了迎接这种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演化经济学则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力量。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将使新古典主流成为传统经济学，而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
德国演化经济学家魏特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科学当中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则是经济学中的 “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边际革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现在是否到了逆转这种趋势的历史时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经济学确实需要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实际上，早在1898年，凡伯伦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然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遗忘。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认为，如果以演化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学重建算是科学革命的话，那末，这种科学革命就是被推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又重新开始的。
1.用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
2.强调惯例、新奇创新和对创新的模仿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
3.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4.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5.强调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今天的制度是昨天的制度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制度的沿革；
6.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1.如何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问题，如何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
生物基因是朝着有利于其生存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目的性。但是在企业中，虽然经理人员的决策有其目的性，但是职工的创新往往是无目的的。比如说在一个飞机制造企业中，里面有大量的工人与研究人员，他们大部分通晓物理的一般规律，但是只参与制造飞机的极少的一部分工作，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每一个创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新的飞机可能不是那个专门负责飞机设计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而是由别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作为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工程师不大能够预测到这个产业将来的发展方向在哪儿，将来会产生哪些新的产业。这也是对演化经济学的最大的挑战。
2.制度方面的挑战
在演化经济学中研究创新以及技术变迁时，不能够忽略到制度对技术变迁以及创新的影响。如果你考察半导体产业以及别的一些产业，你会发现制度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正是大量的公共投资才导致了半导体业的快速发展。所以，演化经济学应该考虑到政府采取的政策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演化和技术变迁造成的影响。
1、历史重要与最小限度打乱原理
演化经济学凸显了时间对经济社会系统的建设性作用。时间的存在意味着经济变迁是一种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与非决定性，而且还包括着过去沉积的历史对未来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历史是重要的。在任一历史时点上，个体及其所处的环境都是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是其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之产物，是在既定的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下累积形成的；它们在过程中为下一步提供了出发点……昨天遗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以及机械似地残留下来的环境都对今天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强制。”
经济类型是历史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所谓经济类型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所保留下来的由主导的经济态度、原则和规范所产生的特定的经济精神，经济秩序中各种各样的规则和其他经济关系以及由技术累积性发展所产生的特定模式。经济类型的特定性说明了不同的国家由于相互依赖的不同因素在时间进程中的因果累积而产生的异质性。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主张任何经济问题的分析包括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恰如萨巴蒂尔所指，“政策产出是精英在国家制度的限度内活动并做出的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受到公众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最终受到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类型中，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范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等通过政治的作用、古老的传统和绝对的信念维系着权威，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连续性的保障，除非发生“间断均衡”式的革命，否则它根本上就不可能被重构。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主张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本国历史遗留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和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或失范等问题。
2、创造力原理
人类创造性原理是由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何梦笔提出来的，他认为演化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人类创造力、发明和创新，在与真实的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人类创造力、发明和创新是人类学习的基本组成部分，何梦笔将其定义为人类创造力原理。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基本理念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体既不是“欲望的血球”也不是机器中的螺丝，他是能动的，恰如马克思所言，“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遵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理念，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的心智不是一面被动的镜子。“心灵的概念是一种主动的、持续不断的对印象进行组织和再组织的机构”。当情境感知－行为－满意结果这种惯例性的反应程序不能解决人们所面对的问题时，它就召唤着想象、反思和创造性的思维。人的行为是由过去的习惯、当前的情境和对未来的期待所共同决定的，而想象力和创造力则是人的重要特性。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想象。
能动作用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魏特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福斯指出，由多西、理查德·R·纳尔逊、温特和魏特等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就是新奇的突现、可能的扩散及其由此所导致的已存结构的转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是个体独创性的结果，它源自于个体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转变意会性和特异性的知识和技能。
3、不确定性与意外原理
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所表现出的最显著的特性。极度的不确定性也会使政府在试图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找到一条最优解决途径方面显得软弱无力。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或政策结果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无法排除的。如拉赫曼认为，“时间和无知不仅使经济过程成为必然，而且他们也是这些过程的恰当的性质”。
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环境和政策后果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复合效应。“所谓的‘复合效应’,指的是一系列行为组合起来的后果……情况似乎是这样：人人为之，可又无人为之。”经济政策生成了新的互动方式，而其结果取决于大量的非串谋的个体的经济行为的共同结果，如同马克思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一般，无法预测。
2）能力-困难缺口。能力-困难缺口意味着个体决策能力与解决问题的困难之间的差距，不同行为的结果不可知；不知新事物像什么，有什么经济特征；最好的行事方式是什么，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是什么。能力-困难缺口的存在意味着选择的惊喜与懊悔，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引起不确定性。
3）经济政策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力和选择能力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后果的影响。如哥哈德·崴格讷认为演化的经济政策强调政策可能带来的非预设的、负面的效应和市场参与者的创新行为。而我国学者杨瑞龙将人们针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创新性行为总结为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四种方式。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主张经济政策应该遵循意外原理，所谓的意外原理便是由于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与预先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的意外后果，经济政策制定时需要目标具有模糊性，从而具有容许行为人创造性行为的空间，可以充分利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对问题、战略、规则在理解上的不同，进而利用和尊重多样化地方经验，从中获取进一步的经济政策的启示或修正。恰如罗森博格所言：“我们所说的不确定性，是指无法预计求索的结果或预先决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最快捷的途径。这种不确定性有一个很重要的暗示：行动不能被计划。”
4、复杂与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主张
演化经济学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世界是在特定时空中通过多重因素相互交叉、网络式的反馈环路和非线性不可逆过程而形成的，所以从历史重要到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创造力原理和意外原理都说明了经济政策既受到来自历史沉积的价值观、思维范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的结构性约束作用，又受到来自人类有意识的动机、无意识的意会性知识以及可能的意外结果的综合作用。在这样的前提下，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不能只是预测，而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进行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时空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所以演化经济学提倡如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质量型的经济政策。
演化经济学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数量型经济政策，如价格管理、投资或储蓄政策、减税或增税、利息率的调整、货币量的供给等。但是，“正如癌症不能通过输血来治疗一样，许多经济危机也不能通过数量型政策治愈，它必须通过复杂的质量型政策如制度改革或系统转变来解决。”数量上的问题大多都与结构性因素有着诸多因果关系方面的联系，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中国这样面临着大规模制度变迁问题的国家，更多的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结构的变革与转换的问题，进而发挥各种行为主体的创造力。
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网络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则是“质”的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唯一的一种获取和结合各种知识并用于实践中的组织，因此，与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相关的微观政策也主要集中在处于一个演化的技术轨道中企业的能力塑造问题，这包括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适应与抵抗能力、学习能力、自身的创新能力等。但随着经济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劳动分工的深化以及知识所具有的意会性与不可符号化的性质，不同知识之间互补性的增强也就成为必然了。因此，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协调和促进不同制度、组织如政府、市场、企业、产业群和学术单位之间的学习、互动和适应，从而生成并扩散创新，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可以说就是演化的创新政策的宏观政策。
5、系统政策观
演化经济学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便是将创新看作是一种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其分析方法是系统论的，所以国家作用的理论根据就是解决系统失效的问题。系统失效主要表现在系统的行为者之间缺乏相互作用、公共部门的基础研究和工业应用性研究不匹配、技术转移机构失常以及企业的信息不足与吸收能力低下等。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就在于在技术－经济范式更迭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技术经济机会，提供有效的关联。系统失效的存在恰恰表明政府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6、试验与政策学习原理
演化经济政策主张经济政策的试验性，政府必须要提供制度空间允许并鼓励试验，赋予行为主体以试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政策的试验性质实质上是指不依赖专家的理性设计或领导的个人权威，而是强调多样性的创造活动，并将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过程。霍弗和波尔特指出，创新的演化政策需要处理的是多样性、竞争和合作这三种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多样性提供创新并容许不确定性的存在，竞争是创新的动力，合作可以建立基本的联系和互动。为此，政策尤其应该支持和鼓励实验性的行为，比如集中精力把创新和知识作为能力的基础，宽恕可能发生的“错误”并从中学习。
演化经济学家斯蒂恩就为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种“政策学习”的框架。斯蒂恩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促进创新。而要实现这种作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要进行持续的交互学习，其目的就在于帮助政府做出有关创新和技术政策的“制度调适”。这种“制度调适”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学习”的结果，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类型政策学习。
第一，信息处理。通过获得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信息来实现“制度调适”，它本身并不造成既有认知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改变。
第二，制度借鉴。通过“地方化”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制度和政策。制度借鉴一般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已有视角和认知模式的变化。
第三，交互性的知识创造。这是导致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得以出现所需要的，它往往会导致新的政策学习方式和新的认知模式的出现。
政策学习概念的提出说明了政府行为的内生性，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性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其颁布的法律、规范等都是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部分，政府不断地与经济行为者交互学习，并对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做出反应。
演化经济学的这六项经济政策基本原理并不是彼此相互独立的，而是可以交互解释并总体上被把握的。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无论是对转型经济和我国改革历程的理论解释，还是就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而言，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演化观都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