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population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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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主要是考察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研究人口变动的经济因素以及人口现象和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等等。一般来说,人口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认为,人口经济学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学科,该学科要分析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即表现为人口增长对经济条件的影响、经济条件对生育率的影响以及人口增长的经济决策等。他在《人口增长经济学》中,就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详细论述。
日本人口学界的泰斗南亮三郎指出:“人口经济学理论是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经济学的内容极其广泛,根据研究者的不同而存在着若干差异。”日本人口经济学家大渊宽则认为,人口经济学是研究“人口变量群和经济变量群的多元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体系。”各变量的内部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将人口自变量作为第1次变量,将因变量作为第2次变量,这样从自变量到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所谓形式人口学 (formal Demography)研究的对象。同样经济学也要研究经济变量间的关系,也可以找到从自变量到因变量之间的关联作用。而人口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正是横跨在人口学和经济学之间,研究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一种学科体系。
我国学者张纯元认为:“人口经济学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阐明人口经济运动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客观规律,即人口经济规律。”
由于对这门学科研究的视野不同,在欧美又有经济人口学(economics demography)和人口经济学 (population economics)的不同提法,有的学者认为,人口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口问题。经济人口学则属于人口学的范畴,是从人口学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而古什(B.N.Ghosh)则认为:“经济人口学或者人口经济学是面向人口学方向的经济学范畴。经济人口学是人口学的经济侧面或者是经济学的人口侧面的研究。经济人口学也称为人口经济学。”两者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事实上, 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本身是在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然而就其形态而言,人口经济学是站在经济学的立场,把人口学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的;而经济人口学则站在人口学的立场把人口学综合化之后,将经济学的纳入其理论体系中的。前者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门分学科, 后者则属于作为综合科学的人口学的一门分学科。
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1970年代初诞生的。不过,由于人口经济问题的历史久远性,经济学家对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的探讨,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下半叶。古典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经济发展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准的增长,通过“分工的利益”影响劳动生产性。即经济发展导致人口增长和必要劳动力的雇用增大,而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促进生产量的增产。与此同时扩大了对增加的生产物需要量,其结果扩大了“分工的利益”,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他在1776 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曾明确地指出:“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的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说,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而言,以收获递减法则 (law of decreasing return)的作用为前提,随着投入一定土地的人口增加,由土地集约的耕作和优良地向劣等地的移转,因而增加资本并不能提高生产率,反而使报酬呈现减退的倾向。即使说生产超过人口的增长,也是不能永远持续稳定地增长。“是因为人口增长常常是持续的,而土地的数量有限,质量又有差民,在土地上按照比例关系投入资本的各种增加部分使生产率减退”,从而产生了人口压力。总之,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问题,从而使人口论在经济学中开始获得一定地位。
古典经济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则最早正式开展人口经济研究,他在1798年发表《人口论》,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两个级数的假说,把人口过剩的原因归结为食物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而食物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是由于收获递减规律的作用,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对后来的人口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典学派的巨匠阿弗里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在18世纪末就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进行了研究颇引人注目。他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人口增加一般以增加率以上的高比率引起集合的能率提高”和由此引来人口增加与产业组织发达,获得“大规模生产的利益”,由于总生产额大幅度地增大使产业发展。其结果这样的经济起因随着总生产量的增加促进了外部经济(产业的全面发展)和内部经济(这些从事个别企业的资源及其组织和经营效率)的发展。他强调,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上人口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随后,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7年发表的《人口缩减的若干经济后果》一文中展开了短期的运态分析,他认为人口增长由于促进投资而促使经济成长,把人口增长率视为通过有效需要源泉的资本需要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后来,凯恩斯学派的后继者们把他的这种理论长期化、动态化,讨论人口增长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所产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力罗伊.福布斯.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他在《论动态经济学》中论证了长期动态理论,人口增长不仅仅是扩大了消费,还增大雇用,使投资规模扩大。现实的成长率显著地越过适度成长率,由此产生长期的景气。换句话说投资和消费的增大作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是人口经济学的创建时期。英国经济学家W.布赖恩.雷德韦 (W.Brian Reddaway)在1939年提出了人口经济学的命题,发表了《减少人口经济学》,对降低人口增长率所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了分析。 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J.斯彭格勒(Joseph J.Spengler)发表《人口增长经济学概论》一文,也正式使用人口经济学的命题。从此一批专门研究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学术论文和论著相继问世。从50年代到60年代后期,欧美大多数经济学家从宏观人的经济学(macro- economics of population)角度考察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52年撰写的《人口增长及有关经济变量的长期波动》一文,把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的波动关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对美国经济增长波动和人口变动长期趋势的分析中,他断家,美国经济增长波动的节律是由人口变动中的国外移民的迁入引起的。后来理查德.A.伊斯特林(Richary A. Easterlin)依据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长波理论来研究美国的人口经济增长长波。他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如《美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长波:论历史格局的一些发现》(1965年)、《人口、劳动力和经济增长的长波:美国的经验》(1968年)等等。在分析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长波时,研究了非农业人口变动与国民生产总值、建筑业总产值以及劳动市场条件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分析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变动的长期趋势,寻找人口波动的经济根据源。此外,一些经济学者从人口增长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如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1961年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一文,提出人力资本的投资就是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口质量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资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爱德华.富尔顿.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在1962年撰写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我们面临的选择》,则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考查问题,他的观点也颇有创新性,对人口经济学的发展有效大的影响。
在微观人口经济学(micro- economics of population)方面,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在1957年发表的《经济落后和经济增长》一书,首先提出了家庭规模的成本-效益理论,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经济模型,并考察了家庭的生育决策,为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途经。此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在1960年发表了一篇见辟独到的论文《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在该文中,他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视野出发,运用消费者选择理论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把孩子看作耐用消费品,并论证了孩子的数量成本与质量成本的可替代性,以及家庭收入和父母行为对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这一理论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并不新颖,而是因为它被用于生育率的分析,引起许多经济学者的关注。1965年,贝克尔又发表了一篇崭新的论文《时间分配理论》。这是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另一种家庭经济行为选择的理论,它开辟了生育率研究的新领域。贝克尔的这些理论在近30多年间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作为人口经济学一领域的生育率经济学(the economicsof fertility)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70年代初到80年代是人口经济学的体系化时期。1972年,斯彭格勒出版《人口经济学》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人口经济学的概念和内容,使其成为较完整的理论体系。1977年,西蒙撰写的《人口增长经济学》一书,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阐述了人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诸方面的关系,如对人口与工农业的发展、人口与国民收入、人口与自然资源等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说明了发展中国家节制生育计划的成本 -收益的决策问题。1981年,保罗.舒尔茨(Paul Schultz)发表了《人口经济学》一书,使人口经济学领域进一步趋向体系化。此外,国际人口学会在1973年的列日大会和1978年的赫尔辛基专门会议上设置了以人口经济学命名的部门会议,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人口经济学作为体系化的新兴学科正式被认可。
随着人口经济学的体系化,人口经济学科的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经济学说的诸理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以及人口投资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适度人口理论,家庭规模的一般经济理论及家庭规模的成本-效用分析,人口经济发展趋势的未来展望等。
中国对于人口经济的研究是1980年代初展开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陆续有一些人口经济研究专著问世,比较有影响的是张纯元等主编的《人口经济学》(1983年),它系统地阐述了人口经济的基本理论,然后论述了人口与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考察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人口和环境与资源以及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等宏观人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的概念,以此来探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此后,彭松建编著的《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1987年) 和胡鞍钢撰写的《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1989年)比较引人注目。前者系统地论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形成过程、各种流派的主要人口经济学说,以及西方宏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后者则对人口与劳动力就业、消费、资源等进行系统工程的分析,并探讨了发展模式及其可行性问题。
进入1990年代,又出现了一些有关人口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蒋正华在1993年发表的《中国家庭生育行为转变的经济学解释理论模型》一文,从微观人口经济学的视野出发,运用孩子生产的供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理论模型,对生育转变作了实证的研究,富有创新性。郑志晓在 1994年撰写了《人口经济》一书,概括地阐释了人口与人口经济的涵义,论述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人口分布的状况、人口转变以及人口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展望了将来的人口经济问题。此外,张世晴出版的《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1994年)、田雪原发表的《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996年)以及李竞能撰写的《人口经济理论研究》(2000年)等学术成果比较引人注目。总的来说,综合宏观和微观的比较系统的人口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内容和相关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由于还处于初创阶段,与日益趋向成熟化的西方人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比尚有差距,我国学者应大胆借鉴西方某些科学的现代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扩大人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其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