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学（Family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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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趋势之一“研究从经济学向其他领域扩张”，在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则有家庭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他由于创造性地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成功地分析了大量的社会学问题，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家庭社会行为的开创者。在贝克尔的理论中引入时间的机会成本概念，研究了广泛的家庭行为，如生育行为、婚姻市场、以及家庭劳务分工问题等。
贝克尔认为，家庭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消费活动，还是一种生产活动，它生产某种“满足”。任何生产行为都可以看成是为获取一种产出而需要耗费的各种投入的组合。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家庭既大量使用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各种消费性商品和家庭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性商品，还同时使用时问资源。家庭所耗用的这些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又总是有限的、稀缺的，所以家庭的决策就是努力使家庭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在这里，货币收入与时间收入相加，便构成了家庭成员为获得效用的、满足目的、所拥有的收入总额。家庭这个生产者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以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1、解释出生率或家庭生育问题
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分析家庭生育问题，生育行为可以看成是对人的生命生产的行为，把孩子抚育成人需要耗费人力资源、资本和时间等投入，即需要使用稀缺的家庭资源；而且，孩子是可以为父母带来满足的；父母也能够对生育孩子的问题进行选择(生多少，何时生等)。虽然人们还不太接受这个理论，但这种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却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生育行为。
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部分地解释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出生率问题。在发达国家，随着较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收入的增加，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生率在下降。很久以前，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收入增加会刺激对孩子的生育。贝克尔的分析增加了—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还决定于孩子的相对“价格”。抚育孩子的完全成本不但取决于所承担的直接花费，还取决于家长们所蒙受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随着母亲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结果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了反对生育孩子的趋向。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特别是在那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贫穷国家里，孩子却代表了直接的劳动投入，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看成是相当有价值的劳动力来源，而且这些国家的劳动工资普遍很低，也使得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始终维持在—个较低的水平上，因此导致了人口的过度增长。反之，在发达国家里，增加的孩子的“价格”是较高的，因为孩子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不仅没有作为直接劳动投入的价值，而且父母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很高，父母们因此不愿意增加生育孩子的数量，而是在教育、住房以及其他物品上增加支出，以提高他们和其现有孩子的生活质量。
这一点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政策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的投入需求会增加更多，结果是家庭会减少对孩子数目的需求，而增加对每一个孩子的人力资本的投入。所以说。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减少人口数量的一种可能的途径，同时计划生育部门应加强对父母们的教育，大力宣传对儿童人力投资的好处和方法，这也有利于广大的家庭选择少生优生。
2、家庭组织经济理论解释婚姻问题
贝克尔把婚姻看成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把婚前约会看作是一种对未来配偶信息搜集的投资，并认为大多数成功的婚姻除了夫妻双方具有互相关心的感情之外，他们的偏好和价值也是基本一致的。用贝克尔的话来说，“婚姻是双方当事人执行直接和隐含责任的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当我们把婚姻看成是—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时，在成本方面，结婚意味着伴侣中的每个人都要牺牲某些独立性、作出许多关于个人习惯、交友方式和支出方向等方面的妥协；在收益方面，结婚提供伙伴关系、互相关心和爱情，而且为繁育孩子提供了便利条件。婚姻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与结婚和离婚直接相关的费用，机会成本是指为追求一种状态而放弃另一种状态所损失的福利；结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单身所获得的福利，离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婚姻所获得的福利。贝克尔认为，两个人只有在结婚的共同所得大于单身时的分别所得之和的情况下才会结婚。
除此之外，婚姻还提供了一种机会来让双方能从劳动和分工的专业化中享受所得到的经济挣得。只要配偶之问的技能存在差异性，丈夫和妻子从专业化分工和交易中能获得的收益就会是潜在巨大的。因此，经济学家建议人们在寻找伴侣时，最好在生产方面负向搭配，在生活方面正向搭配。例如，具有市场生产相对优势的人最好找具有家庭生产相对优势的人结婚，这样将促进家庭的专业分工，达到较大的家庭产出：相反在消费方面，夫妻双方具有相同的志趣爱好才有利于增加家庭的快乐，进而增加婚姻的所得，最大化婚姻的正效用。但是与婚姻相关的还有—个“搜寻成本”的问题，由于在婚姻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掌握信息不充分等问题，使得一部分人在寻找合意伴侣的过程中感到搜寻成本过高，而对婚姻失去信心甚至望而止步，于是选择保持单身；同样也是由于搜寻成本过高，导致更多的人们可能更容易与在生产方面正向搭配(具有同样生产特征)在生活方面负向搭配(具有不同消费情趣)的人结婚，结果降低了婚姻的质量，这也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见到的最普遍的现象。
用家庭经济学的婚姻理论还可以解释，现代社会结婚率减少和离婚率增加的可能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妇女的解放，大大减轻了社会对妇女在工作中所受的歧视，愈来愈多的妇女成了工程师、律师和医生，在市场的许多领域，已把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机会扩展到妇女身上。结果，男女之间的劳动技能差距越来越小。随着劳动技能越来越相似，使得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从而由原来的婚姻组织结构而形成的男女之间的专业化和交易的经济挣得明显地越来越少了。对婚姻所得的期望和婚姻现实之间的差异是离婚的重要因素，如不考虑个人的其他因素，单纯从经济层面上看，家庭婚姻挣得的减少将导致结婚率减少和离婚率增加，这一点可以从许多发达国家包括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近些年的实际社会情况那里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
3、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
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还是投资单位，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主体。正如贝克尔所说：“家庭实际上是小型生产单位。它结合资本、原材料和劳动来使用、供养并生产其他有用产品。”如前所述，当我们把时间成本与市场物品的成本同等看待的时候，便对传统的在工作和闲暇之间选择的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研究的是在市场工作，家庭生产和闲暇之间的选择。
家庭生产是指家庭内部的物质产品生产，市场工作是指家庭外部的市场产品生产，这些生产活动都需要家庭付出可支配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产生的收益主要是货币收入；闲暇是另一种家庭生产活动，是一种直接生产满足的方式，它能满足家庭成员享受的需要。工作与闲暇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单纯的闲暇必定是对工作收入的放弃。如果工作时间的价值高，家庭则会增加对工作时间的分配；反之，则会增加对闲暇时间的分配，直至边际工作与边际闲暇的时问价值相等时为止。当工资率上升时，意味着每一小时的工作会换来更多的商品，家庭就会倾向于增加市场工作时间，减少家务工作时间，同时闲暇相对来说也变得更昂贵，于是家庭倾向于消费较少的闲暇，用更多的时间来工作获得更多收入。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也是一样，如果面向市场工作的时问价值高，家庭就会向市场增加提供劳动力要素；反之，则会增加家庭内部的工作时间、为自己服务。再就是家务内部劳动如何分工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家务劳动的分工应本着相对优势的原则：市场生产率高的一方应把工作时问全部用于市场工作；而家庭生产率高的就把时问全部用于家务劳动。这样，家庭可以得到最大量的物品和闲暇，从而获得效用的最大满足，增加家庭福利。就业是家庭获得收入的主要途径，家庭有权利选择就业或不就业、什么时候就业，用多少时间去工作以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等等。也就是说家庭通过把有限的时问在市场活动、家务劳动与娱乐闲暇之问进行有效地分配，以达到最大的满足。
4、结语
家庭作为一个综合经济行为主体，根据时间价值的波动，可以对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家庭决策作出理性的安排，以实现家庭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但是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包括贝克尔本人)会认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经济学是惟一的或中心的要素，当代微观经济学只是从某些侧面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洞察力，补充了其他社会科学的不足，它最终也不过是一种分析问题时可利用的方法，给后来的经济研究者f门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户，开启了一种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