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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曾被美国国会议员称为“一个预期的定时炸弹”，其发生的偶然性和结果的严重性足以引起学术界和决策者的重视。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不受单个人的意志而转移，但是如果人类活动中某个方向的合力（如破坏环境）长期作用于自然界，也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害。灾害的发生常常给经济社会带来沉重的打击。据有关调查，近30年来，灾害发生的频率、受灾人数和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都在迅速增长。在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财政收入的1/6至1/4，严重地阻碍和制约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从经济角度研究灾害发生和对经济的影响规律、抵御灾害风险和降低灾害损失的经济措施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然灾害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尤其是经济属性。继Smith将自然灾害的主题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后，最早研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的学者是Brannen(1954)，他对1953年德克萨斯经历的大灾难进行了研究。随后，Kunreuther 和Fiore(1966)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明确地提出灾害经济学一词。第一个深入地研究灾害主题的经济学家是Hirshleifer(1966)，他分析了西欧1348-1350年经历的黑死病大爆发对经济的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其研究成果激励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探究这一领域。我国关于灾害经济学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1986）提出并且身体历行推动灾害经济学的建设。自然灾害经济学是一门“负经济学”或“消极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灾害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与一般经济学不同的是，一般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使经济效益最大化，而自然灾害经济学的目标是使灾害损失最小化，其目标和对社会所起的实际作用是积极的。
自然灾害经济学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个别学者开始关注自然灾害经济的影响以及其防范措施。在《信息与协调经济学的一个案例研究：天气预测系统》一文中,Nelson 和Winter（1964）确定了天气预报对卡车是否采取防水油布来遮盖货物以避免雨水侵蚀的作用。虽然其研究重心放在这种日常决定上，但他们的模型也适用于自然灾害的其他形式。一个综合的灾害保险体系比政府直接补偿对经济发展更加有利，如Kunreuther(1968)以及Dacy和Kunreuther(1969)。虽然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预防措施，运用的模型也较简单，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自然灾害经济学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体的直接经济损失，或者商业中断产生的损失度量上；对于减灾防灾措施也主要指对自然灾害的预测和修正；以及灾害保险的运用。
1、直接灾害损失和商业中断引致损失。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损失估算的坚实的实证基础。Kates(1971)运用调整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分析框架，人类生态学观点强调不同风险类别的判别、理解决策过程和社会脆弱性，以风险视角看其对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并需要对其作出区分。Arthur Atkisson,William Petak和Dan Alesch（1984）提出一个基于计算机处理的风险可能性分析模型，得出1970年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害超过了其他类别如交通事故、犯罪与污染等所带来的损害的结论。Delaware大学灾害研究中心的Tierney(2001)和她的同事们所进行的产出调查，试图确定商业中断损失的主要来源与主要处理机制，并指出商业中断损失在量上足以相当于直接财产损害。关于自然灾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Cochrane(1984)用一般均衡模型对预想的灾害进行模拟后发现，灾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与收入的边际效用、消费和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弹性、区域间的价格差异、最大劳动力人口以及资本的流动性有关，其研究对后来的灾害经济学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示。
2、自然灾害预测和修正的经济效应。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灾害的预测和修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气预测和对暴风雨等的即时修正在减少灾害损失的作用。Howe和Cochrane（1976）通过检验市政管理者对于暴雪灾害预报所采取的相对应的决策，指出在处理未来可能的暴风雪时，天气预测能有效的减少这种长期投资的成本。在阐述存在一个决策区间使得预期的处理暴风雪的总成本只有细微的差别的同时，他们还说明了提高预测精确性所能带来的巨大潜在收益。RA Howard,JE Matheson和Merkhofer（1972）介绍了决策分析怎样运用于决定是否在某一海岸地区播种一个飓风来减少原来飓风的风速。尽管科学证据表明播种飓风能减弱原飓风的风速比增加其风速的可能性要大的多，但是政府却因为需要对这场灾难所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负责而有所顾虑。Changnon,Farhar,和Swanson（1978）呼吁对这项超过20年的研究工作的更大的金融支持，进而发展一项更有效的冰雹控制技术来减少农作物损失和财产损害。
3、灾害保险与其他个人保护措施的投资。早期的研究较少涉及自然灾害保险和个人保护措施，运用的模型也较简单，但是理论研究实际上就是不断完善模型，使其更接近于现实的过程。Jaffee,和Russell（1997）指出保险人不愿意对灾难风险提供保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被要求持有大量的流动资产。Ehrlich和Becker（1972）提出：如果保费是基于风险而定，那么市场保险鼓励个人投资在具有成本效益、能减少损失可能性的保护措施上，但减少未来损失规模的自我保护措施，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Lewis和D Nickerson（1989）考察了灾害救助项目会在什么程度会阻止个人购买保护措施。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自然灾害经济学研究内容逐渐深入，关于灾害对经济的影响，不再仅仅停留在直接的经济损失，而是涉及到灾害风险损失通过交互式传递而产生的区域影响；关于防范风险的策略也逐步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购买灾害保险的个人保护措施外，金融工具的创新发展为灾害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方法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许多学者开始将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自然灾害经济学中来。Carol Taylor West 和David Lenze(1994)证明了标准的经济模型在处理灾害问题时必须加以修正，因此他们对灾害损失估算提供了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
（一）灾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灾害具有区域组合规律，它不仅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区域组合规律属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区域影响分析的文献当中，大多是以投入-产出模型为主。如：Rose,Benavides,Chang,Szczesniak和Lim（1997）说明了投入-产出模型在综合工程模拟与调查数据方面可以更好地反映灾害条件方面的有效性，合理的考虑个体行为与区域的弹性恢复能力能够避免对经济损失的过分估计，他们通过构建这个包含了空间特征的线性规划模型，解释了如果稀缺效用资源在地震过后能通过市场或者行政手段来进行理性分配以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话，区域损失就能够极大的减少。SungbinCho,PeterGordon,JamesMoore,Harry Richardson,Masanobu Shinozuka和Sthphanie Chang（2001）阐述了基础设施状况、交通网络与双区域投入-产出（I-O）模型相结合能够更精确的测度灾害影响，发现高速公路系统的大量冗余可能是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地震过后弥补其经济影响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Cole(1994)运用社会核算矩阵模型估计出灾害对区域经济的生产、家庭、政府、企业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实际上，社会核算矩阵模型是投入产出模型的发展。
（二）个人保护措施：灾害保险与金融工具的选择
Shogren 和Crocker（1991）对自我保护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既能减少潜在损失可能性，又能影响损失严重性的投资行为。各然保护措施包括进行必要的保护手段，如在地震多发区，人们对房屋建筑材料会有特别的要求。典型的个人保护措施的经济手段有灾害保险和不同种类的金融工具，如灾害债券。关于灾害保险的研究都集中在为什么保险人和再保险人不对巨灾提供保险，以及用以补充传统保险手段的金融工具如何赔付灾害损失等。Cummins,Doherty和A Lo（2002）指出尽管看起来保险业有足够的能力为大型灾害提供赔付，但以保险行业目前的格局来看，这会引起大量的破产。对保险人而言，获得更大偿付能力的一个办法就是购买再保险。Kenneth Froot（2001）提出再保险人面临融资的不完美性，拥有强大的市场能力，这能使他们向灾难保险索取超过精算基础价值的高额保险费。鉴于此，在贫穷落后的经济中，个人的灾害保险更加难以形成，政府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险体系。这一保险体系不仅包括了灾害来临时的饥荒救济，还应包括应急的公共就业以及失业保险、收入补贴等社会福利计划。资本市场通过灾难债券、远期和期权，对灾害风险提供保护的作用。Jerry Skees（2000）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遭遇旱灾是面临食物不足的挑战时，应设计一种降水合同，合同规定如果缺乏降水，就对当地的农民给予偿付，偿付的数额应该是缺少的降水量的函数，而这可以由可靠的降水指数测定。然而国内关于自然灾害金融工具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萌芽阶段，学术界的探讨也主要集中于保险和国家财政补贴上，关于金融工具的引入问题较少有人提及。Paul Freeman(2001)把金融工具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国有资产、政府在转移风险中期重要作用以及政府作为穷人的保护人这些情况下，并检验其应用效果。Freeman总结出风险套期保值工具在前两种情况下很有效，而对于第三种情况则不容乐观，这主要是由于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
（三）建立对粮食的交换权利体系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权利的研究成果为灾害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他提出交换权利一说。饥荒的发生与受灾某些行业群体的交换权利丧失密切相关，饥荒的发生可以用人们的“权利失败”来解释。萨赫勒地区减灾的关键问题是通过公共机构解决食物问题的脆弱性，确保每一个人的食物权利。这一权利不仅包括灾难期间的食物分配，而且还包括通过社会保险和就业保障来实现的较长远的权利安排。森特别强调了通过国家扶持来创造就业机会不仅可以增加人们的收入，使就业者获得了取得食品和劳动的机会，还可以鼓励一国的贸易和商业过程。森进一步提出，一国合适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发展程度，对减小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制度变革，如税收和补贴等激励机制使易灾区人们建立合作；如在防止牧民过度放牧而造成植被减少的问题上，政府适当的制度变革可以建立起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牲畜所有权做出积极反应，而对他人的牲畜所有权做出消极反应的私人权利，以使每个牧民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牲畜数量，降低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与森持有同样观点的Barciay Jones 和William Kandel(1992)回顾了大规模城镇化发展的历程，以及相应的人口和资产的集中，进而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脆弱性。他们指出具有吸引力的经济分布区的一些特征就是自然灾害相关联的，在这些地区由于发展的压力所导致的为了利益而牺牲抗灾安全性的担心，这将增加在发展中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灾害将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史，那么自然灾害经济学必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灾害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消极的,但追求的目标是积极的。自然灾害经济学提供防范和控制各种灾害问题的经济方法和手段，为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灾害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政府的政策取向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并使自然灾害管理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长期经济制度。
（一）结构性减缓措施
结构性减缓措施是减轻灾难的传统方法。Cohen和Noll（1981）第一次解释了政府参与设立减缓措施标准的基本原理，说明利用长期资本投资成本最小化的框架，可以设计一个最佳的建筑法规。基于这个模型，他们指出了所需信息的类型，这些信息可用来测算不同规模的地震发生的频率以及不同地方法规引致的损失。Authony Fish、David Fullerton、Nile Hatch和Peter Reinet（1995）利用东海湾市政设施区（EBMUD）旧金山水利系统的模拟模型得出一个大型的城市储水区如何应对干旱。他们发现将连续使用和水的市场定价结合起来，远比增加存储能力的标准结构性方法优越。Cornell和Tagaras（1986）开发了联合可能性模型，在风险收益分析的框架下，分析大坝修建失败的相互依赖性。在将自己的方法运用到三个研究案例时，他们发现事先同意项目的决定可能会在考虑了人的安全和上下游大坝之间断流的两个问题后而被否决。Lester Lave和Tunde Valvanyos（1998）认为风险收益分析可以有效地作为风险管理工具加以运用。因为水纹专家可以利用数据和方法精确地预测到洪水流势的分布。因此，与其抵御极端罕见的大洪水，不如运用更多的可用基金来设计或重新修建大坝，减少中小型洪水应起的损失。这样利用有限的可利用资源，社会也可以得到改善。Kleindorfer,和Kunreuther（1999）对完善建筑法规以及相应的风险基础保险政策的经济影响做了经验分析。他们构建了两个模型城市Oakland（地震区）和佛罗里达州Miami/Dade郡（飓风区），评估预期最糟糕的损失。对此，他们的建议之一是与长期贷款相联系的减少保险费，这些贷款可作为鼓励财产所有人采用损失抵御措施的一种方法。
（二）可持续发展机制
媒体和灾后援助的注意力通常放在了灾后的短期影响上，很少关注灾难长期的经济影响。Peter Rose,James Wright,Sonia Wright 和Eleanor Wber Burdin（1978），通过对于人口和受灾地区的统计分析，他们称在60年代灾害并没有对人口以及房地产的发展带来明显影响。但是有一些例外值得关注，就是在1964年阿拉斯加大地震中心附近的一些城镇。作者无法排除外部金融援助的影响，这些援助被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在长期内减少负面影响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可以在一些条件下产生人为灾后经济恢复与繁荣。Mileti（1999）提出，灾害移民应该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社区中，并且需要有影响力的地理优势恢复由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在这一过程中并不需要外界提供很多资源。今天的选择将会对后人产生影响，因此强调至少应该维持生存环境的质量以免损害将来经济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既可持续发展问题。Berke,Kartez和Wenger(1993)探讨了在灾难以后一段时期内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他们强调那段时期的很多决策和行为不仅对于社区的迅速恢复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对将来的灾难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可持续发展机制并非仅仅作用于灾后发生后的恢复阶段，而是在整个灾害防治过程中得以体现，近几年我国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局部地区选择了消耗型的非持续发展模式而不是效益型的持续发展模式，加大了灾害发生的可能。
（三）公私部门合作机制
无论是保险、再保险还是后来发展的金融工具，面对自然灾害的巨大损失，仍然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参与来对损失提供保护。如果私人保险和再保险市场不能就灾难损失提供保护，就需政府的加入。Hirstopher Lewis和Kevin Murdock（1996）建议联邦政府与保险公司、联营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订立和买卖超额损失（XOL）合同，为250亿到500亿损失规模的灾害提供保险。国家自然灾害研究委员会成员（1999）强调在损失抵御措施和土地利用规划上与私人部门共同协调合作投资的重要性，包括减少保费，对减缓措施提供长期贷款。管理自然灾害风险的公、私部门都需要依赖有效率的、公平的平台，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的看法统一。Zeckhauser（1996）指出灾难时有自然和人类所共同造成的，在事件发生之前灾难会以担忧、压力的形式被消耗掉，在灾难之后又通过损失分担而消耗掉，其中包括对受害人的同情。由于意识到个人会对信息产生误差和错误处理，以及灾难存在负的外部性，因此Zeckhauser提出运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如保险和债务，并结合政府对阻止和缓解灾难的监管。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政府在防灾减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政府的决策失误和过度干预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强调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良性合作。Peter Mary（1991）提出公共部门提供保护措施的难处，联邦政府对国家和地方政策缺乏影响力，因此利用建筑法规和土地政策以达到减少未来灾害损失的目的存在局限性。George Horwich(2002)指出，在神户大地震后迅速恢复的主要因素包括相对较少的死亡，转移城镇人力资源的能力和交割导向的市场反应，而恢复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则是外部援助供需的不匹配，政府对于地震的错误政策引导，包括对于救生器械和保险的过分管理，组织私人部门的搬迁，以及推动发展并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模式。
经过众多学者几十年来的研究和积累，自然灾害经济学无论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深度和研究涉及的自然灾害种类的广度来说，都已达到了一定水准。在自然灾害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中，众多文献阐述了灾害如何作用于经济现象、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不容忽视的是，人们的经济行为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取向，也将反作用于自然灾害的发生、恢复与再发生。对于灾害发生后的补救措施以降低经济损失，不同的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析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提出的措施也可谓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然而问题的重点在于面对一种具体的灾害时，何种策略最有效。自然灾害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其损失却不能以单纯的经济数据来计量。灾害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甚至民心带来致命的打击，继而加剧经济损失。因此，必须建立一整套长效机制，着眼于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人们往往将处理灾害的任务简单地交给政府，然而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政府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总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面对太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政府分身乏术。从长期来看，建立一个由市场主导、由政府推动的灾害预防管理机制，才能更完善地解决实际问题。
自然灾害经济学的发展方兴未艾，学术的研究没有止境。前述的研究成果是自然灾害经济学纵深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部分经济学家开始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灾害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本身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存在许多问题，其经济活动的致灾性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易损性，使其面临巨大自然灾害时表现出天然的脆弱性。一个国家的灾难往往对周边国家甚至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而国际间的合作机制将有助于受灾国迅速从灾难中恢复。因此，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灾害防治问题，以及如何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灾害的外部援助，将是灾害经济学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