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 mainstream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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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是指一定时期和地理范围内，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学说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某种理论或学说。其主导地位或者表现为它在经济学术界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和赞同，或者是作为官方做出经济决策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或者二者兼而有之。[1]
主流经济学这个提法在西方国家的文献中也是有的，叫做mainstreameconomics。但使用这个提法的人很少，多数重要经济学家不大用这个词。“主流经济学”的提法似乎暗藏了“非主流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领域经常使用三个词来区分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类别，分别是主流经济学(Mainstream)、正统经济学(Oahodoxy)和异端经济学(Heterodoxy)。
这三者之间的区分很微妙。正统经济学先是被马克思定义过一次，那就是古典经济学，其内涵大体是确定的。后来凡勃伦又起用了新古典主义这个词，正统经济学便扩大了内涵。异端经济学经常批评的是正统经济学，而不是主流经济学。
按一般理解，“主流经济学”是在欧美大学经济学讲坛上被多数经济学教授所传授的理论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鼻祖为18世纪英国亚当·斯密，主要传承者为李嘉图、穆勒、杰文斯、帕累托、马歇尔、凯恩斯、萨谬尔森和科斯等。“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效用最大化假设”和“边际效用递减假设”，重要分析工具是均衡概念和交易成本概念。
在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主流经济学”有很强烈的学科优势。通常，“主流经济学”的语言是比较统一的，学科主要范畴也有很强的继承性，不像有的学科那样鸭一嘴鸡一嘴，显出的形态是某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的大量堆积。“主流经济学”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大量使用数学分析，不容易产生似是而非的浪漫主义结论。人们的智慧高下，往往在经济学里能～决雌雄，但在其他人文学科里很不容易。所以，“主流经济学”常常能产生智慧上的挑战。[2]
从历史的角度看,主流经济学一直是各种不同思想流派兼容并蓄的集合体。现阶段的经济学领域更是体现出了这种多元化。
(一)多样性
自20世纪90年底以来的近20年时间里,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很多元化、多样性的主体,新古典以及其他学派都可称之为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有些削弱了,但是该学派仍然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Davis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稳固地存在于经济学的教学当中。”研究生的教学如此,本科生的教学更是如此。
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的主流经济学当中,我们可以从行为经济学说起。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影响在当时十分有限,直到最近才被人予以重视。在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赢得了诺贝尔奖。在那之前的一年,也就是2001年,马修·拉宾(Mathew Rabin)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行为经济学赢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它作为一种描述性的理论(a descriptive theory)对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做了重新阐述。卡尼曼同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一起分享了2002年的诺贝尔奖,弗农·史密斯是另外一个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实验经济学的专家。实验经济学的部分研究结果同样反驳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假设。从这一点上看,它与卡尼曼的行为经济学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集。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理论也在对新古典关于效用最大化假设做出反驳,并且在某些方面获得了很好的声誉。道格拉斯·诺思(North)的名字经常被提及;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在这里也同样适用。
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理论方法放松了效用最大化的假设,那就是进化博弈理论,它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与古典的博弈理论不同的是,这种进化博弈理论假定某种形式的有限理性,并且允许行为人在潜在最优的策略条件下进行实验或者犯错误。如果同制度或者惯例结合起来,那么进化博弈理论就会同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交集。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就是H·培顿·扬(H. Peyton Young)。
(二)共同性
根据定义我们可知,主流经济学范围之内的思想和方法其共同特点就是享有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对于某一特定时期来说,这种声望和影响力可能是由一个或者若干个主流学派所共有的特质决定的。那么当今的主流经济学是怎样的呢?一些学者已经试图探讨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学术共性。但是要想刻画某一时期的主流经济学特征是十分困难的;同样,我们也很难说清楚这些共同的特性对于前面提到过的声望和影响力来讲有多大的意义。
想要判断某一种理论或者研究方法是否属于主流经济学之列,数学形式化毫无疑问是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主流与非主流)已经把数学的应用看作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Lawson认为这种“数学化倾向”是过去50年中主流学科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显著性特征。
在经济学研究当中使用数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经济学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要想被认为是严格(rigor)的话,那么它就必须采用正式的数学模型。
换言之,只要在正文当中使用了数学方法,就像在计量经济学中那样,把数学模型应用于抽象理论构建或者应用性构建,那么这篇论文就将被认为是严格的。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学研究当中,一些经济学论文的作者使用数学模型可能只是想要得到或者部分得到学术圈内的承认和接受而已,至少在论文的形式上能够得到主流学术圈内的承认。
数学形式化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论,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形式主义并不等同于数学上的形式化。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学中过于强调使用数学了,乃至出现了一种把经济学推向数学公理化的倾向。
而这种公理化倾向更多的是代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一种规范化特征,并不代表任何经济思想观点,仅仅是把经济学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把它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联以及对抗分离开来,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经济学的研究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了其本身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应具有的历史内涵。
罗伯特·福格尔就提出:“经济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已超出了其应该的范围,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过多地纠缠于20世纪前1/3左右时间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概念和分析技巧,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不断以更为复杂和更一般的数理模型来重新表述。”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有一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发展出什么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但是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然而,这种例外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实在是少之又少。罗纳德·科斯可以算作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的主要思想———交易成本,也已被融入到正规的数学模型当中。道格拉斯·诺思也可以算另一个特例,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对学术贡献所做的评价那样:诺思同罗伯特·福格尔(RobertFogel)分享诺奖的理由是因为“他们通过运用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发展了经济史研究,从而解释了经济和制度的变迁”,这两位获奖者都认为是计量历史学的开创者。诺思的贡献就在于他把经济史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带入到更为接近主流经济学标准的层面上。但实际上,诺思的研究方法同主流经济学内的新古典和非新古典的研究方法都不太一样,尽管他已经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的理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主流学术圈所接受仍然是一个疑问。
在纷繁复杂的主流经济学各个学派之间,另外一个能称得上是主流经济学共同特征的就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了,也称方法论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方法论思想源于早期具有科学方法论原理意义的原子论假说,原子论假说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想,认为一切都是可以细分的,整体可以从部分中求得,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对事物结构进行理性思考的原则和一个从次一层次去寻求原因的研究方法。它一直在科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当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牛顿机械主义和还原论、均衡论方法基础之上的。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把任何时代以及不同社会的人都抽象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标的指引下,“经济人”的行为基于“理性”的算计而与既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无关,至于为什么人是“理性”和“利己”的,则被归结于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的这种不变的、永恒的本性看成是每个人行为动机的基本原因,而社会经济运动就是个人行为的加总及其由此产生的结果。这种从个人本性出发的分析思路,便构成了所谓“个人主义方法论”。
单纯地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特征还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因为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对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存在不同程度的修正。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保留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经济分析范式的同时,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来分析制度的功能、构成及其运行,试图修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制度无效率状况。新制度学派在其演进方法中融入了整体主义方法论,强调经济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加总,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应将注意力从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
此外,一些新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学派为了在主流经济学之内争得一席之地,也采用了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分析方法进行修正而不是推倒重建的做法。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指出,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判断于几年前由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得出:(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中)(1)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运用心理学的文献来修正标准的(新古典)决策模型,使其更加贴近现实;(2)这种心理学修正主义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因为它允许主流经济学保留其经济学的原子论式的处理方法。
将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特征还是略显争议的。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知,当前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已经开始同整体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相融合,主流思想并没有体现出绝对的个人主义。倒是其他的非主流学派,比如新奥地利学派,坚持了彻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米塞斯在其人类行为中对这一方法论命题进行了探讨,成为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的基石。米塞斯指出:“所有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存在的现实性。”。米塞斯认为,集体是不做决策的,只能是个人做决策,这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和基础。奥地利学派也将社会看成是许多个体的机械总和,把每个个体及对财富的主观评价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他们断言,对任何集体行为的描述都必须从对个人行为的描述开始,个人构成了这些集体,并且使这些集体相互影响。奥地利学派这种极端的原子论式的分析方法在其货币、资本、经济周期等诸多理论领域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个共性特征是对于基础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的忽略。主流经济学不考虑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问题,或者把它简化为逻辑时间和风险问题。这种忽略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独有的,同时也存在于当今主流经济学中其他非新古典的学派当中。尽管这是一项负面的特征,但它确实存在于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传统之中。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复杂性、非遍历性等意义的争议。虽然一些更为复杂研究方法中也融入了关于基础不确定性的主张,但这似乎并没有使之被吸收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主流经济学家首先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不应盲目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知道，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以为豪的有像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样能同一般民众交流的大家。而从这次民众对主流经济学的态度看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要深入人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老百姓听到诸如“腐败能够增进效率”、“看到城市交通拥挤时，我就感到欣慰了”之类的言语，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思想”的。
其次，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公平。
当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风趣地说“经济学节约了爱”时，我想她指向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但其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清晰的，即以效率为最高、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而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自由竞争是达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因此，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体现了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场上的。
再次，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另一原因源于经济学研究的层次更加具现实性。
在这次讨论中，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走向了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各个学科研究的层次不同而造成的。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显学，原因之一是经济学是更加务实的学科，更多地着眼于当前条件下的现实问题，反对做远离现实的批判。这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属于较低的层次。在其他学科在较高层次上对现实提出各种批评时，主流经济学家要说的是，现阶段只能达到这种次优状态，理想状态只能渐进地实现。
最后，主流经济学引起大众不满有其客观的一面。
中国改革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使改革较少有失利者，几近于经济学中没有受损者的“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从而使主流经济学理论得以大量深入地传播。而进入90年代后期，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阶段，这样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应得的、起码的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放大了发自主流经济学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