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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流通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流通理论界一直致力创建的一门应用经济学。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该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映出流通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的核心概念。
按理说，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越发展流通越重要，因而流通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国家应该获得相当的发展。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放眼世界经济学界，流通经济学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经济学分支。这其实是不奇怪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马克思的独树一帜的经济理论以及流通理论自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流通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对应的流通体制，同样要求重视和建立自己的“流通经济学”。前苏联是这样，中国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是全民化、社会化的经济活动，是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的行为，是由市场机制自发完成而不需要国家大张旗鼓地出面组织的话，那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严格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的；生产环节是高度计划性的，流通环节也是严格计划性的，生产环节与流通环节是完全分离的、互相独立的；生产活动是由生产企业完成的，流通活动是由流通企业完成的，二者承担着完全不同的经济职能和任务，必须恰当地实现对接；计划是高于一切的行政命令，生产企业生产什么，流通企业买卖什么，都由国家计划说了算，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流通活动是由公有制企业垄断进行的，个人和民间没资格参与。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下，流通在整个经济活动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承担着专门的、独立的、不可替代的职能，因而是十分重要的。这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流通的社会化、基础化、全民化、微观化，流通“并不那么重要”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中流通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实中一定能够落实，事实上从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实践看，情况恰恰相反。计划是人做出的，不可能没有失误；计划要求完全的信息，而现实中信息是不完全、也是不对称的；流通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缺乏激励和约束；整个本应活跃的流通活动实际上是死水一潭，理论设计上理想的流通机制并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顺利运行。一方面，“重生产、轻流通”是普遍现象，流通的重要性下降了；另一方面，计划调拨代替了真正的流通，分配环节代替了流通环节，流通在再生产中的作用受到严重挤压。
总之，计划经济体制要求配套的流通体制，流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其重要性才显现得淋漓尽致；但现实中计划机制的缺陷、流通环节的种种矛盾以及流通环节与生产环节和其他环节的脱节常常打破了这种“重要性”；不过，也许正是如此，又反过来促进计划经济国家更加重视对流通问题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就不难想象了。这正是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才重视流通理论研究，才呼吁建立流通经济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回顾新中国50余年的发展历程，总体上看，流通经历了“贬低——抬高——回归”的特殊演变过程。
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受苏联“无流通论”的影响，我国理论界认为社会主义消灭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绝大多数消费品和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服务产品都不是商品，消灭了集贸市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主要采取了计划票证定量供应的方法进行分配，计划调拨代替了流通过程，那时，流通的地位被极大地贬低了， “无流通论”笼罩着整个理论界。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确立并相对成熟的时期，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应的流通体制与之配套，因而我国逐步建立了商业、粮食、供销合作、外贸等流通组织系统。这些流通组织系统的发展过程起伏跌宕，艰难地维持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运转。这一时期流通的特点是形成了具有较强部门色彩的流通体制，构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典型的流通组织网络，几大流通组织体系的职能分工是十分明确的。这一时期，严酷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流通的作用，流通开始受到初步的重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在这时对“无流通论”提出批评，并开始研究价值规律和流通问题的。
转折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中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流通领域转向活跃，流通的重要性充分显现；但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尚未动摇，整个经济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紧运行”状态，有计划组织流通仍十分必要。这一时期我国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商业、物资、粮食、供销合作、外贸五大流通组织系统，建立了商业部、物资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外贸部等五大国家管理部门，将流通活动组织到了最严密的程度。与此相适应，流通理论研究空前活跃，提出了建立流通经济学的强大呼声，流通的地位被推向极致。
但是，进入 9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流通的地位发生逆转。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随着流通的社会化、民间化、微观化，大部分国家流通职能转移到民间，不需要专门的国有流通组织系统来承担，因而原来的五大流通部门地位开始下降，功能开始分化，闲置的闲置，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到目前，只剩下符合实际的国内贸易部和对外经济贸易部两大流通管理部门。可以说流通的“重要性”明显弱化，流通理论研究急剧降温，流通经济学的困惑和衰落也随之出现。
总之，建国后流通在我国经历了“贬低——抬高——回归”的曲折发展历程，流通理论研究和流通经济学的设立也随之起伏。目前的正常复归是经济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对此，没有必要困惑，而应该有清醒的正确的认识。
虽然流通理论研究从建国以后就开始了，但流通经济学的提出和建立却是改革以后80年代中期的事情。从发展的情况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中国流通经济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1、理论基础的单一化
受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制约，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垄断着我国流通理论界，被作为唯一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且只是机械的理解和全盘接受。没有也不可能放眼世界，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动态，吸收其学术成果和理论精华。这种理论基础的单一性导致了中国流通经济学的先天不足。
2、研究对象的摇摆不定
受马克思流通观的双重涵义的影响，我国流通界也出现了对流通范畴的两种认识，形成了“宽派”和“窄派”两大流派。宽派以资金（资本）运动为其研究对象，各种理论范畴或主要的研究视角是以资金为核心展开的；窄派以商品运动为其研究对象，各种理论范畴或主要的研究视角是以商品为核心展开的。与此相对应，宽派流通理论认为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与社会总资金运动有关的领域；而窄派流通理论则主张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包括与商品运动直接有关的领域。流通概念的争论不休导致了研究对象的摇摆不定，而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则直接影响着流通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在我国已出现的相关学术著作中，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1985年9月提出的《社会主义流通经济学》提纲就是宽派的代表，其框架基本上是《资本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翻版，张绪昌、丁俊发1995年主编出版的《流通经济学》也是以广义流通为论述对象的，除了商品流通外还涉及到了货币流通、资本流通、劳动力流通、产权流通和信息流通等；而贾履让、张立中1998年主编出版的《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则强调“本书的基本观点主要是以窄派流通理论或者说是以马克思主义流通观称为‘真正的流通’为依据来建立流通产业理论框架的”，是窄派研究对象的代表。到目前为止，关于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是我国流通经济学不成熟性的明显表现。
3、研究内容的过分专业化和强烈的“部门”色彩
对应于实践中的商业、物资、粮食、供销合作、外贸五大流通组织系统，流通理论界分别创建了商业经济学、物资经济学、粮食经济学、供销合作经济学、国际贸易等五大部门经济学；一些大学设立了商业经济系、物资系等，甚至建立了物资学院、粮食学院等大学。流通经济学的计划经济色彩和行业部门分割特别明显。显然，这种过于专业化的流通经济学只能适应计划经济时代的需要，随着经济基础和环境的变化，其生命力是不会长久的。
4、浓厚的“政策解释学”学术传统
长期以来，在特殊的政治气候下，我国理论界形成了“解释政策”的不良学术传统，流通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例如1957年，当时的商业部领导在接见中南财经学院的学生时指出，“在贸易经济学方面，我们还没有可能编写一本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只能从目前的商业政策中找出若干专题进行讲授和讨论。这样做的缺点是系统性不够，但好处是能阐明目前商业政策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建议采取这种做法。”这个讲话对我国流通理论的影响很深，随后中国商业干部学校按此要求编写了《商业政策》一书（姜德波，1996）。这奠定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政策解释学”学术传统，以后基本上是唯领导讲话和中央政策为上，难以听到真知灼见的“声音”。孙冶方在理论研究上的创新曾一度遭到批判。受这种不良学术传统的影响，流通理论研究不可能取得应有的进展。
5、研究方法的落后性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侧重于定性分析，过分强调社会主义流通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动不动加入价值判断，空洞说教的成分很大；而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常用的定量分析的方法很少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和工具的落后性，严重影响了我国流通经济学的规范性和科学化。
总之，我国目前的流通经济学，既缺乏科学的理论体系，也缺乏有效的现实解释力，不符合国际经济学学术传统，与主流经济学范式有很大距离，表现出明显的不成熟性。而且，在新形势下落后于流通现实的发展，日益陷入困境。
我们认为，流通经济学目前的困境，实际上是以往“矫枉过正”后的正常复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职能的合理定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彻底转轨的客观必然，另一方面是经济学研究规律使然，不值得大惊小怪。
从经济背景来看，改革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彻底转轨，市场经济已经取代计划经济成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流通体制正在分化和瓦解，传统的流通观念和流通理论需要更新，适应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的流通观念正在确立。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流通的“重要性”，刻意强调建立流通经济学已失去经济基础。正如琼·罗宾逊所强调指出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经济学说的发展”。
从目前世界经济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来看，流通经济学似乎不再必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流是实现流通问题研究的科学分流：属于宏观层面的，就归于“经济学”去研究；属于货币流通、资本运动的，就归于“金融学”去研究；属于信息流通的，就归于“信息经济学”去研究；属于对外贸易的，就归于 “国际贸易”去研究。但市场经济下的流通问题对于理解上述经济领域的问题却有着指导性的关键作用。顾其基础性指导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不建立流通经济学，并不是不要开展流通问题研究。事实上，流通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时随地都现实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需要做出理论解释和政策解决。我们所强调的是，重视流通问题的研究，并不一定非要上升到“经济学”的高度；而不设立专门的流通经济学，并不表明流通理论研究不重要。相反，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主流经济学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我国流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做出深入的理论解释，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事实上，目前我国流通理论界已经出现了这种良好的趋势，例如有人转向“流通产业”的研究，有人开展“商业增长”问题的定量研究等，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目前国际上流通经济学的发展主要代表就是货币流通经济学理论所代表的经济流通论。其“流通”（circuit）最初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03年，由业余作家尼古拉·琼森（Nicholas Johannsen）在他的《货币的流通机制与理论》（Der Kreislauf des Geldes und Mechanismus des Sozial-Lebens ，The Circuit Theory of Money)一书中提出。然而这个概念的大发展主要是在二战以后，由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学家联手建立的：先是由奥古斯都·格切尼（Augusto Graziani）提出主要理论框架，然后由法国的经济学家博尔纳.施密特(Bernard SCHMITT 1929-) 在其1966年的货币流通经济学代表作《Monnaie, Salaires et Profits》（货币，工资和利润）中对货币的流通概念加以基本完善。到后来的Alvaro Cencini, Elie Sadigh, Jean-Luc Bailly, Sergio Rossi 等等这些法国、瑞士或者意大利流通经济学派学者，基本被认为是后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也可非正式地被称作“第戎学派”）。但后来学者贡献的这些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货币流通经济学，而可以说已经成为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等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套十分完善的包含货币-商品的经济流通理论， 而且相较主流的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自由主义之理论有非常大的断裂。比如通过对凯恩斯本人言论的分析导出对其投资乘数和后来的IS-LM曲线的否定，以及对商品价值-成本的定义等等。
关于货币，其基楚理论延续发展了凯恩斯关于货币的某些观点，就是货币内生论，既货币量的供应不该由央行或者任何银行系统限定，而是由经济体其运行本身所决定。货币流通理论几乎包含了现代货币经济理论所能遇到的一切问题。从价值价格理论的确立到经济利润理论，从国内银行货币系统的货币发行问题到国际货币体系及超主权货币理论均有囊括。虽然理论逻辑思维非常严谨，而且金融危机后正在欧洲被人们慢慢认识和逐渐接受，但此学派目前仍处于遭主流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排斥并视为异类的境况。另外，这些著作引入中国并被人们认识也似乎仍有待相关人员的努力去做翻译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