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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质量是指制度的好坏及程度的总称。
与产品质量、工作质量一样，制度质量是用来衡量制度好坏的一种方法。产品质量衡量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个人的经验和专业部门的检验来实施的；工作质量的衡量主要采用的是绩效考核和上级部门的监督的方法来进行实施的。制度质量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体系，其涉及的是各种制度的质量衡量，因此，其方法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对于不同的制度，衡量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制度质量在衡量经济生活水平时，可以借鉴产品质量的衡量方法，同时，制度质量与经济生活水平的衡量是相互的。首先，凭个人的经验进行衡量，高质量的制度制定后，凭个人的经验来看，人们的经济收入应该是增加的，生活水平应是提高的，反之，低质量的制度制定后，凭个人经验来看，人们的经济收入应该是减少的，生活水平应该是降低的。而人们的收入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不能只由人们的个人感觉来决定，第二步就是再由专业部门来检验，即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来判定得到为准确的答案后，再反过来判定新的制度到底是高质靖还是低质量。因此，制度质量在衡量经济生活水半的同时，也在由经济生活水平检验其质量的高低。
制度质量存衡量制度施程度时，可以借鉴工作质量的衡量方法：第一，当制度质量衡量制度是否可以再进行下去或废除时，可以通过工作质量中的绩效考核的方法，选取几个特定指标，得出现行制度的指标值后，两者相比较，看其是否达到要求，然后决定其是否再实施。指标的选取可以是制度的公信力，制度的执行力等。第二，当制度质量衡量制度需要改进后再实施的情况时，可以采用上级部门监督的方法。制度需要改进后再实施，说明制度的质量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很低，这时，制度的实施程度应该由相关部门将制度进行完善后变成高质量的制度再实施。第三，当制度质量非常高，不需要任何的改善就能继续实施时，此时，说明制度的程度怍常高，公众对制度的接受程度也非常高。
用制度质量来衡量其它事物的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衡量。制度质量的衡量方法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或标准，它是依情况而定的，此，用制度的质量来衡量其他事物时，一定要注意方法的选择。
制度质量的价值体现在竞争力、收入差异、政府治理、社会和谐和企业家活动等多方面。
从理解不同国家现存制度的差异、解释这些制度构建的原因，以及研究它们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利弊这些问题上，制度质量的分析都很重要。在描述一个国家的制度，比如所有权模式、管制结构和法律机制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过去常常关注制度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最近，人们发现很多制度恰恰阻碍了增长，而不是促进了增长，不少国家选择的制度并不是有效率的，例如，管制机构阻碍了某些行业的企业进入，法院在解决纠纷时武断甚至缺乏诚实，政治家们利用政府的财产来讨好自己的支持者，而不是服务于大众。要弄清楚这些功能紊乱的制度是如何产生又如何长期存在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些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目标以及他们手中的权力。这些都可从研究“掠夺型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上着手。
有研究显示，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中有60%是由制度质量造成的。拉丁美洲与东南亚的收入差距中有80%是由制度质量造成的。罗德里克等人评估了制度质量、地理条件和贸易对全球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了检验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他们使用了三种数据集（一个数据集收集了64个国家的数据：一个收集了79个国家的数据，还有一个收集了137个国家的数据），并得出结论，到目前为止，制度质量是影响国家间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
阿西莫格鲁等人研究了韩国和朝鲜的分裂以及欧洲人开拓殖民地的过程并得出结论，他们认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它“制定了社会中经济参与者的激励机制”，而这有力地解释了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差异；政治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它决定了经济制度的质量。
杜大伟和克莱伊研究了许多国家政治权力和法治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法治对于人均收入的影响明显高于政治参与度。健全的民主政治体系允许选民控制行政职责，从而帮助政府遏制腐败现象，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并且最终巩固本国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
更重要的是，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更有利于实现共享式增长。从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那些实行宪政民主政治的国家中的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一般比一些集权专制国家要平均得多。根据前两年的一些研究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的基尼系数大致在36%法国32.7%，德国30%，澳大利亚35.2%，日本24.9%，意大利27.3%，韩国31.6%。在印度这个发展中的低收入民主国家，基尼系数这些年一直维持在37%-38%之间，就连美国这些年的基尼系数也一直保持在41%以下。相比较而言，那些低收入的政治专制集权国家，以及一些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收入分配状况就非常不均，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例如，低收入国家中的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以及中下等收入国家中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秘鲁等国，其贫困人口比例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它们的中下等收入国家高得多。在中上等收入国家中，巴西、墨西哥、南非、巴拿马、智利、委内瑞拉等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也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它们的中上等收入国家高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转型国家在实行民主化改革后，社会收入分配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捷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等国的基尼系数都出现了下降。这也说明了民主政治改革有减缓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巴罗(Barro)的相关研究表明，民主程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并不呈现线性关系，而是一个类似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非线性关系——民主的过分扩大最终会导致经济绩效的下降。
有效的民主体制可以限制政府的权力和利益集团对多数人利益的侵蚀，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好处受惠于更多的人。
制度质量低的国家就容易出现制度结构疲软等现象。制度结构疲软的国家往往无法成功地平息因为损失和利益分配不均而引发的冲突，因此政府当局尽可能推迟用政策措施解决这些危机的过程，结果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中，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行动准则，这些单个准则的集合不同于立法者所选择的准则。如果这两个准则一致，并且作用于同一个方向，人类社会的博弈会容易和和谐地进行，人类社会也最有可能获得幸福和成功。如果这两个准则对立或不同，博弈将是痛苦的，人类社会必定始终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在历史与现实中，真正做到这两个准则一致的国家并不多，而更多的国家则处于制度不完善状况。
艾莱斯那(Alesina)和佩蒂(Pertti)1996年对71国所做的实证研究发现，过高的收入差距会造成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影响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的计划，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在计量检验方面，此类文献一般运用两类指标度量“政治不稳定”：一类根据抗议、罢工、政权更替、政治暴力、政变等事件的数量来确定社会不稳定指标，另一类指标反映产权保护的力度，它一般用一些国际投资中介机构提供的各种“国家风险指标”衡量。计量研究表明“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安全”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治动乱、产权保护缺乏与投资和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这里产权保护力度，国家风险指标，与社会和谐有着内在的联系。高质量的制度社会更容易和谐和稳定。
从微观层面来看，在不同制度下，企业家的知识积累、信息收集及选择就不一样。换言之，一个社会可以形成寻利的游戏规则，也可以形成寻租的游戏规则。寻租的制度就是阻碍技术进步的游戏规则，并且这种游戏规则是以迂回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非生产性报酬往往以隐蔽的形式存在难以识别和计量从而增加了治理的成本。
鲍莫尔从制度质量角度区分了企业家活动的类型和企业家活动的总水平，把传统上制度与经济增长、企业家才能与经济增长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理论结合了起来。好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好的制度更多地促进了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而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戴龙·埃斯莫格卢(Acemoglu)和麦伦姆(Mehlum)等人分别构造的理论模型试图表明，才能往往是相通的，相同的企业家才能既可以配置到生产性领域，也可以配置到非生产性领域，企业家才能配置的方向取决于社会制度支付给两种活动的相对报酬或激励结构。乔舒亚·霍尔(JoshuaC.Hall)和卢瑟尔·S.索贝尔(RussellS.Sobel)使用美国48个州2002-2007年的数据得出了类似结论，以人均风险资本投资、人均专利数量、独资企业增长率、所有新注册企业的增长率和所有新注册的大型企业(雇员在500以上)的增长率代表生产性企业家活动水平，以各州首府的政治和游说组织数量代表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指标，以弗雷泽研究所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数据代表各州的制度质量，实证研究表明制度质量与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呈正相关，与非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呈负相关，从而首次从经验上证实了鲍莫尔的理论。制度结构决定了企业家从事生产性的市场活动与非生产性的政治和法律活动（例如游说和法律诉讼）的相对报酬：好的制度鼓励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进而能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制度还决定一国是寻利还是寻租。从历史上来看，寻租是导致一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兰德斯认为，人才的不同配置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法国的原因之一。在近现代，人才向寻租部门的配置也许正是大部分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发展停滞以及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而寻租部分较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却可以获得成功。从历史上看，许多东方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但是造成中国和印度非常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寻租的支配地位，其人口中比较有进取心的人士和精英都把寻租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