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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西方国家理论界所说的“政府治理”，是指由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与过程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框架或网络。
政府治理有广狭两种含义。就广义的政府而言，整个公共行政的发展过程可以称之为政府治理从传统迈向“善治”的过程。就狭义的政府治理而言，其具有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特殊含义。“大致说来，公域之治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由国家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实行封闭性和单向度管理的国家管理模式；
二是由国家与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共同作为管理主体，实行半封闭和单向度的公共管理模式；
三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这两种基本元素综合而成的公共治理模式，其典型特征是开放性和双向度。”
狭义的政府治理是指第三种公域之治模式，也是“政府依法律善治”之“治理”模式[1]。
在政府治理中不断出现一些新理念、新举措，比如建设法制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等等。但从根本上讲，政府治理中要从制度上解决三个问题，即：一腐、二假、三肿。腐败问题要从体制上来解决，体制的缺陷是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根源，要建设有利于扼制和消除腐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体制。说假话、做假账、干假事，欺上瞒下坑害百姓，利欲熏心造假贩假，严重危害了社会机体，必须从体制和教育人手，进行全民的诚信训练。政府机构臃肿，扯皮内耗严重，人浮于事，文山会海，一年省、部级以上召开的会议达500多次，要消耗多少财力、物力、精力啊。几十年前提出的精兵简政收效甚微，挖文山、填会海不见效果。应下决心从体制上对政府机构进行消肿，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政府治理仍然存在着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究其原因，既有传统体制的影响又有政府自身的因素。
传统体制的影响。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集权、机构膨胀和人员臃肿的后果。虽然政府历经数次改革后治理效率有所转变，但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未完全触及政府治理的核心和本质，如机构的优化精简、公务员的服务创新精神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等， 制约了政府治理的规范性。
客观条件的局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但由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部门和行业之间的差异较大， 政府很难实现公平治理，隐性的贫富分化和地位差异仍然存在，加之政府普遍存在的外部性问题阻碍了资源的合理分配，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与政府提出的民公平目标相脱节。从运行结果来看，人民只是被动应付政府的治理而很少主动配合， 降低了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和满意度。
政府职能错位。政府有效履行职能是提高政府治理效率的关键，然而，政府并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定位好角色， 即本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由于诿扯皮、不负责任等原因没有实现有效治理；而不该由政府干预的领域却替其他组织或公民个人包办， 这种职能上的错位不能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有效的服务和公共产品，还造成了治理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公务员权力和责任不对等。公务员应把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和丰富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但长期以来，我国从政人员占总人口以及从业人员的比重较高， 增加了政府开支； 由于对其行为缺乏监督，工作考核难以实现量化，造成了公务员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造成公务员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以致出现了腐败成本低，利润空间大，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腐败滋生等不良现象， 在缺乏社会监督和严惩措施的环境下，影响了政府的治理水平。
法制建设滞后。市场经济本身也是法治经济，要求在市场经济竞争规则下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分配， 但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还缺乏完备的法律保障，没有一套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机制，也欠缺对有限法律的灵活应用，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在执法过程中，政府执法意识和观念缺失，人治色彩依然存在于某些环节和过程中，造成执法的隐蔽和主观臆断。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破坏市场秩序， 仍然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和消极治理态度， 严重影响了我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
治理手段陈旧僵化。政府常通过颁布政策、监察视察、宏观指导及座谈交流等形式调节和纠正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治理成就显而易见，但不乏存在治理效果差、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盛行等问题，缺乏利用先进管理手段和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能力， 不少工作难以落实。治理手段的陈旧僵化使政府对当前突发事件的处理存在严重的滞后性， 执行费用高而效率低，也难以保证政府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经济全球化的制约。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得国际贸易迅猛发展、金融市场急剧膨胀、国际经济与技术交流范围不断扩大。我国科技实力、经济发展水平、人才创新力度等方面较西方国家落后，一是政府为适应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提高治理水平， 增加了国际考察交流和对外贸易往来的费用；二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风险成本增加，国际贸易风险、投资风险、金融危机风险以及技术和创新风险都会影响到政治治理效果，造成资源、人才、产品的流动性差，出现了资源浪费、产品闲置和大量人员难以就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