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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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又称包容性发展或共享式增长，也有人译作共享性增长，世界银行认为，应该动员潜在的劳动力来使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最大化，不只是要保持经济平衡来实现持续的增长，还应该促使贫困的减少；欧洲2020战略强调“巧妙的，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即强调的是竞争中的创新，对环境的保护和高就业率以及社会和地区的凝聚力。总之，包容性增长就是在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关注弱势群体，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企业的包容性增长，则是指企业发展过程中，平衡各利益相关者，处理好与员工、与上下游企业的关系，同时注重对环境的保护等社会责任的实现。为此，认为企业的包容性增长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企业内部的各关系的协调，特别是平衡企业内部培训及成长机会等；二是指外部各关系的协调，主要是指企业的社会责任，即要求企业在注重发展的同时实现其社会责任，遵守商业道德、保护环境等。接下来文章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我国小企业存在的非包容性增长的问题；第二部分借鉴印度小企业包容性增长的经验；最后，第三部分则是提出中国小企业的包容性增长战略。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的术语，最早于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在《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中提出：“新亚行关注的重点要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包容性增长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强调公平正义。对国际社会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互相尊重，共享平等的发展机会，对其他国家的和平发展采取包容的态度：对一个国家而言，包容性增长是指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让每一个个体融入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分享共同的成果。
包容性增长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它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经济以科学的方式增长．二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享成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包容性增长既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更注重发展的方式，即不仅要有数量，更要有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做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之间的相互包容。其次，包容性增长重点强调所有人的幸福，既要有同质的发展权利，也要有平等的分享权利，做到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相互包容。要实现所有人的幸福必须强调两个方面：参与和共享。1995年哥本哈根“千年宣言”中对“参与”有经典的解释：“只有人——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群—— 成为行动主体。变化和发展才能产生。”只有每一个个体都能融入主流之中，发展才会充满动力和活力，个体也会因社会的发展促进自身的发展，获得幸福的机会。2005年联合国审视“千年宣言”的报告中对“共享”作出如下解释：共享不仅是指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也是发展、安全和人权的共享。只有共享，才会幸福。包容性增长要消除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共享的障碍，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让所有的人共享成果。
包容性增长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而中国在当今重视包容性增长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增加，国际影响力日渐提高。但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单纯追求GDP及经济效益，忽略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导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基尼系数逐步走高，社会背景差异导致各阶层发展机会不平等。针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包容性增长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迫切要求：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相互包容。针对社会发展不均衡，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价值导向，把所有人的幸福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发展的动力，力争使经济发展的目的回归到以人为本。包容性增长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诉求．保护弱势群体的参与权利和共享权利，使弱势群体在生命、自由、财产、尊严、保障、发展等方面与其他阶层和谐统一。包容性增长绝不允许强势权力对弱势权利的剥夺，不允许垄断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的长期存在，“穷人也有富权利”。只有权利和机会均等，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把所有增长的要素有机整合，达到优化配置，产生合力，实现经济、社会、民生的共同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战略视野。
包容性增长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包容性增长强调共同参与，共享成果，权利平等，弱势群体不应因其背景差异被孤立于经济社会发展之外，在参与经济增长、合理分享发展成果等方面不会面临能力的缺失、体制的障碍、社会的歧视。发展机会的平等、发展成果的共享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践行“以人为本”的具48体体现。只有人得到发展，社会才会更和谐；只有发展方式正确．才能优化整合人、财、物。实现最有效的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就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包容”蕴含的意义是“和而不同”。“包容性增长”则是存在差别的要素各适其性，各得其所。共同发展。
“和”是指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带动他物的发展。“和”强调的是差异事物之间的包容、融合；“同”则是指完全一致，没有差异。“同”看似平等，但它是单调的、沉寂的，没有动力和活力，结果只能是停滞和死亡。“和”虽有差异，但它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融合各种积极因素。是有活力、有能量、有动力的发展。“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只有“和”才能长久地发展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平等地获得机会．是共享性增长。平等地获得机会是指制度上的平等。质的平等。但由于个体能力不同导致获得的机会不同是差异的范围，正是这种不同才使得各行各业都有适合的人才，才能得到发展。制度上的平等是“和”的范围，它将各种发展的力量加以包容、整合。‘就包容性增长而言，为每个公民提供合理发展的预期，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兼容并包、兼容并蓄。有异有和，经济发展才能充满活力，社会进步才能充满动力，这也是经济长期繁荣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强调入的平等权利之外，包容性增长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包容性增长也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体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矛盾。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各项事业都会失去基础。包容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是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要求。弱势群体参与经济发展，共享经济成果。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社会认知，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共同参与、共享成果提供了基础，包容协调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发展。包容性增长促进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学界普遍认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是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2007年8月在京召开的“以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战略研讨会”上提出来的。与会中外专家认为，要确保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好处能够惠及百姓，中国的发展战略应重视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包容性增长。而对“包容性增长”理念做集中阐述的是《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该书由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亚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等学者编写，收录的文章是作者为亚行“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准备的背景研究报告。这些报告也在2007年8月9日亚行在北京举办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战略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其主旨，就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学者们追溯了“包容性增长”的渊源，对这一概念生成和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考察。有论者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不断深化，增长理念经历了从单纯强调增长，到“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再到“包容性增长”的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进入21世纪，亚行和世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
近些年有论者一直关注“益贫式增长”Pro-poor-growth)”问题的研究，在“包容性增长”概念演进的考察方面，成为目前学界中较为细致的学者。论者认为，包容性增长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不断深化高度相关，且概念形成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节点，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问，亚行和世行都在“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1966年，亚行就提出了“要对地区的和谐增长做出贡献”，“这可视作‘包容性增长’思想的萌芽”。亚行还在世纪之交较早地给出了1997年英国的国际发展白皮书所提出的“益贫式增长”概念的定义，认为如果增长是吸收劳动并伴随降低不平等、为穷人增加收入和创造就业的政策，尤其是当经济增长有助于妇女等其他传统上被排除在增长及其成果分享之外的群体时，这种增长就是益贫的。2006年6月组建的包括联合国贸发会秘书长、美中印三国著名经济学家、著名企业高管的名人小组，旨在研究亚洲的未来发展趋势和亚行的作用，因此可视为其渊源。该小组在2007年3月向亚行行长提交的《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这一研究报告，提出新亚行关注的重点要从应对严重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等重要观点。现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均为小组成员。由此，亚行在“益贫式增长”概念的基础上，2007年8月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亚行称之为“共享式增长”)的理念。。儿。而作为长期致力于全球贫困减除工作的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广泛基础的增长”概念，其后的《世界发展报告2006：公平与发展》在系统阐述了对公平与发展的认识的同时又指出，机会不平等是对人类天赋的浪费，它会加剧经济效益的低下、政治冲突以及制度的脆弱性，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在此基础上，2008年5月世行发表《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维持长期及包容性增长，并相信通过建立包容性、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至此，“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成为世行和亚行等致力于国际减贫的国际机构的核心指导思想。
可见，“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最早由亚行提出，并由亚行、世行(也包括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UN)等国际组织在10多年问逐渐完善。例如有论者就指出，“包容性增长”概念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政治领导人的关注密不可分。援引潘基文的原话称，经济增长虽对贫困减少是必需的，但并非充分的；基于动态的结构性经济变革的可持续和平等增长，对于实质性的削减贫困是必需的；它能更快地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世行官方网站称，包容性增长与“基础广泛的增长”、“分享型增长”、“亲穷人的增长”等经常互换。
有论者指出，“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与20世纪80、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包容性”反映了这种理念对公民权利的强调和对社会排斥问题的重视，强调贫困人口不应因其个人背景的差异而受到歧视，不应被排除在经济增长进程之外，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机会平等则强调贫困人口应享有与他人一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在参与经济增长、为增长做出贡献、并在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方面不会面临能力的缺失、体制的障碍以及社会的歧视。
一些论者指出，“包容性增长”虽然是个经济概念，但它与近年来我们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我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含义。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倡导机会平等、共享发展成果，回归增长本意即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使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并且追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有论者认为，包容性增长具有三大立足点，首先立足的是平衡发展观的思想认识，其次立足的是公平发展观的思想认识，最后立足的是全面发展观的思想认识。因此，尽管“包容性增长”是个新鲜概念，但实际上其立足的是近几年发展观的变革，是一种发展模式认识上的精炼和升华。
有论者指出，亚行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主要是着眼于国家与国家问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从前者来说，穷国与富国所享受的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是不一样的。从后者来说，不同人群对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的分享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亚行才会指出，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与此同时，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并把它们概括为“包容性增长”的几个特征。而中国之所以要关注“包容性增长”，原因在于内部发展的高度不平衡，不同群体所分享的社会公共服务高度不均等，贫富差距惊人。过去的30余年中国经济在创造了世界少有的增长奇迹和贫困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的同时，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若把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考虑进来，中国的发展其实就是世界的缩影，换言之，是一个“不包容性增长”的典型。
有论者指出，从全球看，多年经济发展给世界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有些许减轻，反而因各国对资源的加速掠取和对环境的破坏而日益增大。多年来，基于外界条件和内部因素而导致的南北差距与东西差距，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因马太效应的推动而呈愈加扩大之势。
从国内看，多年形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和不合理现象，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有出现减缓，反而因各地区各产业片面追求更高速度而愈加扭曲。多年尚未解决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能完全解决，反而因各群体片面追求效益忽视公平而加剧了其不合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既富有前瞻性而又水到渠成地提出来了 。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有论者指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对当时经济失衡状况的一种强制性的改变，成为“包容性增长”被官方采纳和认可的助推器。国际社会有一种倾向，经济面临较大问题时大家易携起手来，一旦经济向好并相对稳定，合作意向便会减弱。此刻理应推广一种理念，去更多地寻求双赢、多赢。
有论者指出，近年来，一些被过往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的民生问题开始集中凸显，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公共政策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得机会不平等已成为导致我国国民个人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
有论者认为，从中国目前的现实语境剖析，“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更有其现实针对性。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中国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尽如人意，存在诸多掣肘；生态和环境保护不容乐观……从而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引发社会问题。因此，从内涵来看，似乎可以将“包容性增长”视为社会建设领域的“科学发展”。之所以强调“包容”，其要旨就是营造一种“包罗广泛的、众人皆可得的”发展氛围和达到的境界，即公平 。有论者也指出，当前，中国之所以会特别关注或强调“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性，是因为中国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不同群体分享社会公共服务不均等因素，导致目前中国按基尼系数指标显示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这种发展与分享的不平衡性，是“不包容性增长”的典型表现。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与非包容性增长相比较，包容性增长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非包容性是一种经济增长至上、GDP至上的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同时又把经济增长简化为GDP增长，即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社会保障的工业化道路。非包容性增长的典型后果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基尼系数持续扩大。包容性增长与非包容性增长有本质的区别，包容性增长体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目标模式，在经济增长理念上，包容性增长反映出了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协同来拉动，注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靠内需拉动和就业导向，以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经济增长的后果方面，强调各个经济利益主体矛盾的缓解，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及群体差距的缩小。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要素：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包容性增长重新描述了公平与效率之间良性互动的内在包容性，主张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缩小收入差距。二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区域经济发展平衡，建立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重视各个利益主体矛盾的缓解，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及群体差距的缩小。强调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重视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主张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三是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包含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四是提高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确立以就业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目标，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争取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确保民众有基本福利保障。
五是确保民众的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包容性增长是指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发展机会，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平等利用这些机会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包容性增长向全社会倡导了新的增长价值导向：一是倡导增长成果共享的价值导向。增长成果共享价值观的含义包括：不同社会阶层共享增长成果，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把发展的目的真正体现到满足人民需要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不同区域共享增长成果，解决区域之间发展成果共享失衡问题，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在区域之间共建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城乡之间共享增长成果，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消除城乡市场分割、体制分割、产业分割，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配置，在城乡之间建立起共享增长成果的机制。二是倡导民生为本的价值导向。要改变过多强调GDP的增长理念，在经济增长中更多地强调民生，在收入分配等方面都要向穷人和弱势群体倾斜。三是倡导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价值导向。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 。包容性增长是和谐增长、科学增长。是对低收人人群有利的增长，财富分配应该是公平的，社会成员都应该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相应的份额。这种增长应该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四是“国富”与“民富”相结合的价值导向。包容性增长强调民富优先，意味着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意味着更多的社会产品分配给居民而不是企业和政府；意味着政府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而不是用于项目建设。使社会财富更多地为居民所有，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在经济增长中都该得到极大改善。
经济增长模式分为两类：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和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把“物质增长”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把物质生产的高速度和物质财富的高积累及物质生活的高消费放在核心的地位。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践来看，最初的经济发展都是“以物为本”的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总是倾向于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增长率和大规模生产。而包容性增长更加强调人本主义的增长，“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以人的自由发展和福利改善为出发点，以人本主体的自由为核心，以生存自由、社会自由和精神自由为侧重点来设计发展的思路和实现路径，把经济增长的终极关怀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在发展中不仅重视物的增长，而且特别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健全公共服务，提高教育、医疗水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把提高人的生活福利、拓宽人的发展空间、维护人的发展权利作为包容性增长的终极关怀。
“包容性增长”立足的是近几年发展观的变革，是一种发展模式认识上的精炼和升华。这一新的思想认识的提出，遵循着公平性、包容性和持续性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机会的均等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
(一)公平性原则。“包容性增长”也可以理解为“共享性增长”，就是要让所有的国民，尤其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分享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O多年来的发展成果．从而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是公平性原则的充分遵循。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项事业有了明显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目前贫富差距比较悬殊。如果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我们的国家。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是我们的改革不到位，收入分配不是很公正，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改革，缩小贫富差距，践行包容性增长。
(二)包容性原则。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这一概念，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是需要改变的。在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包容性增长”体现为人类欲望与自然生态的相互包容。人类无休止的高速增长欲望已经让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不堪重负，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已让无数种生命绝迹，一个不平衡的生态系统的危害性也已显露出来．然而自然界的无声警告并没有完全让人类变得理智和清醒，人类欲望有膨胀和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这种高速膨胀的欲望是生态系统无法承受的。人类有没有责任包容自然生态的固有平衡?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报道称，中国领导人正打算利用一个五年一次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规划使中国走向更平衡和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三)持续性原则。按照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定义，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生存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最初亚洲开发银行倡导这一概念．就是提醒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如投资、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倡导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和可持续的。“十二五”规划强调，中国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GDP总量的增长目标，而要把注意力放在更优质、更环保、可能也较为缓慢的增长上 健康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且追求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发展从重速度向重质量转变，且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中促进可持续发展。
遵循以上原则，“包容性增长”的规范性体现为：
(一)发展理念的科学性。“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包容性增长要求围绕改善民生来谋划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将在制度安排上进一步完善、修订一些不合理的社会政策和法律法规．甚至出台一些新的社会政策和法律法规，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贫富差距，促使国民之间权利配置的趋同，以利于提高“社会包容”程度，消除“社会排斥”因素．减缓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一些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就能在制度的保障下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形成拉动内需的长效机制，进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不再过于依赖外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它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取向将要以更大的力度实现从“国强”向“民富”的战略性转变．从重城市轻农村向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随着国力的增强．政府必须在财政支出上实现由过去的“保建设”向“保民生”倾斜。更加注重公共投入、社会保障、民生福祉的提高．使处在社会底层的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也能更多地分享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果，提高其幸福指数从而形成对我国国内需求的强大支撑。
因此，“包容性增长”不仅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同步发展经济与社会、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视，是对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的深化，从政策选择上看．包容性增长还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效途径。
(二)发展机会的均等性。包容性增长其核心是倡导机会平等。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并强调机会平等。中国不能过度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不能超越现有实力推行高福利，而要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方面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保证每个人都有参与经济发展的平等机会。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当下中国的现实是，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系列社会改革开始，国企、教育、医疗、房地产、股市等改革无不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争议，在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放权与收权、改革与反改革的一轮轮争夺中，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带来了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民众对贫富差距拉大的不满。具体表现为，一是个人发展面临很多机会不均等。如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差别、收入的差距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机会不均等。
普通人机会少；二是企业发展方面，很多国企具有资源垄断的优势，有很多发展的先天优势条件．而非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则处于劣势。在市场中处于不同的地位，长此以往造成国民经济的失衡，同样的状况也存在于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当这种不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需要一种以倡导“机会平等”的理论出现以指导执政党的治理战略。
而包容性增长则要求每个人、每个经济体都处于均等的地位，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它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
诗人弥尔顿说过，“上天给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而选择善与正义就是理智的起点。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寡是结果，均是过程。社会上不可能人人都是百万富翁，但是应该建立人人都可以奋斗成为百万富翁的规则；这样，“包容性增长”，既是一种增长方式．更是一种增长机制。它强调机会的公平公正，强调消除个人发展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的障碍。这种理念不仅仅是中国民众所渴求的，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
(三)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包容性增长”强调“参与”和“共享”，这也是“社会包容”的基本涵义。2005年联合国审视“千年宣言”的报告中指出．共享不仅是指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也是发展、安全和人权的共享。没有发展就无法享有安全：没有安全就无法享有发展；不尊重人权。我们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发展。
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国的不少地方简单地将经济发展理解为GDP提高，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做得不够，劳动者的报酬远远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导致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大。“包容性增长”的提出表明，中国适时将经济发展战略由发展向分享转变。
海纳百川、一视同仁、人人共享，都是包容。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是量的容纳，更是质的提升。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并因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包容”的要义是共享，在我们这个发展不平衡、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社会，提倡包容和共享，并非要泯灭一切差别，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也不是屈从于贫富分化、特权垄断等不良现象，因为这些会抑制发展活力，引发社会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说过，在公民共同体的任何部分出现绝对的贫困和富庶，都会引发祸乱。包容性的共享，就是要在正视合理差异的基础上，开辟一条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的新路，为人们创造平等发展的环境、公平竞技的舞台。
包容应消除排斥：共享应走出独享。陕西神木的免费医疗、吴起的免费教育等惠民政策得到赞誉，就在于其发展成果“博爱人”、“博利人”。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执政者的正确支点是— —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包容性增长的结构体系可以分为有形的结构体系与无形的结构体系。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当代，世界Et益融为一个“地球村”，从这个角度讲，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不仅是在一国范围内实现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还应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因此，包容性增长的结构体系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宏观领域：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
就国内领域包容性增长的有形结构体系来说，它主要涉及制度、政策、权利等三个层面。在制度层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没有被打破，二元社会模式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强制性的居民身份制度，不同的身份享受截然不同的社会待遇，它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建立起来的，即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制度等，政府人为地将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平等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构成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中国式社会状态。由此，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已经由2O世纪80年代的1．8：1扩大到2002年的3．11：1……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1．5：1，超过2：1的极为少见”。 8 在政策层面，政策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应该是及时、公开、公平公正的。我国高度组织化的“内输入”型决策体制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难免有失偏颇，如，1979年执行开始执行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在铁路路基上行走、乘凉、坐卧钢轨等引发的伤残，由铁路部门酌情给予一次性救济费50—150元；死亡者，铁路部门酌情给予80—150元火葬费或埋葬费，还可酌情给予一次性救济费100—150元。在公共政策执行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保证性住房政策本意是保障中低收人者的民生，而有些地方政府却在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进度上踯躅不前。在权利层面，弱势群体也面临一系列障碍，农民工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农民工虽然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巨额财富，但他们却无法拥有和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制度对待，无法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同，更得不到这个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他们的劳动休息权、工资报酬权、劳动保护权、社会保障权以及政治权利等都存在大面积的被侵害现象。
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这些都不是包容性增长。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扭转这种局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产品的补贴，努力打造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等都是我国致力于包容性增长的表现。
就国内领域包容性增长的无形结构体系来说，它主要指的是经济增长的理念的转变、公民文化的塑造。长期以来，我国片面强调单一的经济增长，但其是以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代价。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新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绿色GDP以及新的政绩观开始形成。当然，包容性增长还需要全民的参与，“如果说现代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 阿尔蒙德把公民文化看作是政治参与型为主的复合型文化，并认为它是民主制度得以持久的基础。实际上，公民文化不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经济参与、社会参与，是公民权利与责任的全面展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民投身经济大潮，然而，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却相对迟缓，以社会参与中的慈善为例，中国富人的慈善热情、社会责任感令人诟病，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盖茨、巴菲特来华劝捐事件就是最好的注脚。“包容性增长不能只是政府的支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必须充分参与进来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企业界和企业家的参与……商界领袖应该清楚知道长期地、策略性地保证包容性增长并不是利他行为，未来的商业环境将取决于此。包容性增长不仅扩大了市场，它也创造了一个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和盈利的环境”¨ 包容性增长就是给人们愿景：当一些社会成员觉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指望得到那些富人所想得到的，排斥和不包容就产生了。如果人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尤其是当他们能切实地期望子女加人到“赢家”的行列之中，那么他们会准备好挺过今天的困难。
就国际领域包容性增长的有形结构体系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曾被经济学家们标榜为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千载良机，现在却成为加剧贫富差距的“替罪羊”。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以中国、印度为首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增长，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大部分都流入了发达国家富裕阶层的口袋，贫穷问题依然未能解决，今天的世界甚至比以往更不平等。“据统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已从1983年的43倍扩大到目前的60多倍；1960年，占全球人口20％ 的富人的收入是占全球人口20％ 的穷人的收入的3O倍，1993年扩大到78倍，1995年则高过82倍；1987年，全球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为12亿，1993年增至13亿，1998年则达到l7亿。”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弊病，从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开始，一直到魁北克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哥德堡欧盟峰会和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伴随它们的“反全球化”公众抗议令世人反思。反对全球化运动本身已经全球化。这表明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高增长不是包容性增长。因此，有必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新秩序，打破发达国家的金融霸权。近年来，一种合作共赢的双边、多边贸易体制正在悄然兴起，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美洲自由贸易区等，在第八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新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首次参与进来，共同探讨多边贸易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世界各国致力于包容性增长的努力。
就国际领域包容性增长的无形结构体系来说，它主要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成长以及国际间合作共赢共识的形成。“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正清楚地认识到不单是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被称为‘包容性的增长’也是必需的。”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接受和采纳。“泰国把实现公平增长作为政府发展努力的基本要素。越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也体现了共享式增长的思想。” l 世界银行2006年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公平与发展”，提出广泛分享经济和政治机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亚洲开发银行制定的今后10—15年的基本战略由减少贫困扩展为支持发展中亚洲国家的共享式增长。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增长报告》，主题就是可持续增长和共享性发展的战略。当然，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剧，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把人民币汇率政策政治化就是极为典型的例子。同时，发达国家在贸易、气候、环境等领域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与推卸责任也有增长势头。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一方面企图变《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双轨制和“共同但区别”原则，另一方面，拒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中确定的向发展中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事项。在国际间实现包容性增长理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国内领域包容性增长与国际领域包容性增长的关系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国内领域包容性增长有助于国际领域包容性增长的实现，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首先，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既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且中国的包容性发展也创造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前景，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其次，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又比较好地控制了财政金融风险。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之时，中国经济迅速回稳和保持较快增长，极大地增强了世界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为主要经济体和周边国家创造了大量需求，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再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包容性增长不仅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样板和典范，而且还可以团结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国际领域包容性增长是实现国内领域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外部条件。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没有完成，贫富差距悬殊，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社会矛盾多发；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依赖性逐年上升，无论是在能源、原材料、资本、技术等方面，还是在市场方面，都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共荣，一损共损”，因此，国际领域包容性增长对于缓解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压力，创造一个和谐、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极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