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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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联动是打破园区、校区、城区之间的界限，合理配置区域内各种资源，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区联动”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目前在理论上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体制差异，国外并无成熟经验可资借鉴，需要在适合我国国情的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完善。笔者认为，“三区联动”理论研究应该是科技园理论与区域创新理论的结合。
- 1.科技园理论
1951年以斯坦福大学为依托成立的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即现在的硅谷Silicon Valley)是世界上最早的科技园。由于科技园集中了智力、信息、知识和高技术，并通过产业化、网络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解决了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技术、市场和风险等问题，科技园日益成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摇篮。斯坦福研究园的成功经验吸引了世界各国纷纷效仿，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日本的筑波科技城、英国的剑桥科学园、台湾新竹科技园和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园都是随后建立的比较成功的科技园。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科技园的理论研究基于不同的视角。
(1)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Growth Pole)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1955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经济空问:理论与应用”中提出。后来代维尔(J.B.Boudeville)、弗里奇曼(John Frishman)，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赫希曼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
增长极理论认为，主导产业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大城市或地区，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增长极”。这些作为“增长极”的推进型产业，通过其吸引力及扩散力不断地增大自身规模，并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增长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由抽象的经济空问拓展到地理空问，表明经济空问既存在功能极化，也存在地域极化。
(2)产业集聚理论
传统的产业集聚理论以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为代表。
马歇尔(Alfred Marshell)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在1890年出版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马歇尔对集群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发现了产生集聚的“产业空气”协同创新的环境。韦伯(Alfred Weber)是近代工业区位理论的创始人，在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中，韦伯最早提出了系统的产业区位理论。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形成产业集聚的因素。韦伯的另一大贡献是对产业集聚做了定量分析。
现代产业集聚理论以别卡提尼(Becattini)的新产业区理论、戴尼斯和威廉姆森的企业网络理论、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的集群理论为代表。
(3)空间扩散理论
该理论的奠基人是瑞典经济学家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 1953)。空问扩散论认为，科技园在形成高技术产业、促进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扩散与渗透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高新技术扩散是指高新技术系统各要素在已有产业中的迁移运动，它以高新技术系统为扩散源，通过扩散促使高新技术逐渐取代原来产业中的产业核心技术，从而形成以高新技术为产业核心的新产业，而原有产业则出现改造或重构，并与高新技术互相作用，最终形成一种新的高技术产业。
(4)孵化器理论(或称苗床理论)
1956年美国人乔·曼库索(Joe Mancuso)首次提出了孵化器概念，并在纽约州贝特维亚(Batavia)建立了第一家企业孵化器。孵化器理论是关于在新生产部门发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所需要的地理条件的假说。该理论认为，通过科技园—孵化器的最佳选址—有组织地提供中小高科技企业成长所需要的条件，使其顺利毕业，同时又能促进科技园自身健康快速发展。
(5)三元参与理论
三元参与理论是在1993年6月召开的国际科学工业园协会第九届世界大会上正式提出的。该理论认为，高科技园区是科技、高等教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大学及科技界、企业界和政府三方面结合产生的，并且在三方面的共同参与和积极推动卜得到发展。
(6)知识溢出的空问局限论
梁琦(2004)认为，上述各种理论重在论述科技园形成后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并没有说明科技园形成的原因，因此提出知识溢出的空问局限论。该理论的逻辑思路是:知识具有外溢性，即所谓的知识外在性;但由于存在缄默知识和知识本身的粘性，知识溢出具有空问局限性，即存在地域性。因此，集聚的发生既是源于知识的外在性，更是源于知识溢出的地域性。科技园是创新活动的产业集聚地，正是因为知识溢出具有地域性，集聚在一起的高技术企业才有更便利的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更多的创新动#JL，所以才有科技园的诞生和发展。
- 2.区域创新理论
除了科技园理论以外，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对于“三区联动”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理论脉络演变如
(1)技术创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在1911年出版的德文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创新”(Innovation)概念;1928年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的非稳定性”一文中首次提出创新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1933年出版的《商业周期》一书中，他对创新理论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熊彼特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继熊彼特之后的西方学者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被统称为新熊彼特主义(New Schumpeterism)。
(2)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熊彼特及其追随者的创新理论主要停留在技术过程本身，属于“线性范式”的创新研究。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来自外部的信息交换及协调对于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它可以有效克服单个企业在从事复杂技术创新时的能力局限，降低创新活动中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这样，创新研究的视角逐渐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连续和互动上，从而导致技术创新研究“网络范式”兴起。
“网络范式”最初应用在国家层面上，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这一概念是由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于1987年研究日本的创新系统时首次提出的，他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由公共和私人部门机构组织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成、引进、改变和扩散了各种新技术’u，。除了弗里曼外，波特(Porter 1990)、伦德瓦尔(Lundvall 1992)，纳尔逊(Nelson 1993)、爱德奎斯(Edquist 1997)、巴特尔和巴维特(Patel，Pavitt 1994)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弗里曼、巴特尔(Patel 1994)和巴维特(Pavitt 1994)，中国学者柳卸林(1999)还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国家创新系统模型。上述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均强调系统内部各要素和机构之问的互动，而且这一互动作用影响着企业创新绩效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能力。
(3)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研究发现，实践中创新网络的成效似乎与创新主体的空问分布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地理上的邻近带来了维持并强化技术创新所需的重要支撑因素，如文化的认同和相互信任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源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得到了发展。英国的库克教授(Cooke 1996)在《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政府管理的作用》一书中，将区域创新系统定义为: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企业和其他组织通过根植性的制度环境相互学习并产生创新。另外，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研究与产业集群研究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产业集群理论同样成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总之，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用来解释区域进行系统化创新的能力和潜力以及对制度、组织等环境条件的要求，从而建立区域学习创新、地方环境与区域增长之问的有机联系，形成分析区域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理论框架。
在区域创新系统要素和结构分析的研究方面，魏格(Wiig 1995)、库克、逊斯托克(Cooke，Schienstock，2000)都构建了自己的区域创新系统模型。国内学者主要从区域创新系统的涵义(刘曙光 2002)，特征(罗利元 1999)、功能(黄鲁成 1999)、组织模式(张敦富 2000)，域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王辑慈 2001)，区域创新系统中的知识外溢效应(魏江 2003)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区联动的发展模式[1]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美国硅谷的成功带动了美国及世界各国大学科技园区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始把大学与科技园区的联动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平台，并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科研群落的组合与集聚，充分发挥大学城、科技城的集聚与辐射功能，已经创造和正在形成不同的发展合作模式。
结合国际已有的经验以及我国近年的探索和实践，“三区联动”的合作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 (1)园区主导型。
即科技园区在“三区联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园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需求、社会需求、经济驱动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带动周边城区的发展，并吸引大学向园区周边聚集(见图1)。其常态是行业或产业界为了适应基础创新、产业能级提升以及人才竞争的需要，推动产业和科教联手形成高科技园区。一般是由一家或几家公司倡导、动员当地公司和科教机构参与，进而在某一地区形成有助于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产学研合作交流体制和社群网络。在这种联动模式中，科技园区与社区、与校区的关系是主要方面，校区与社区的关系是次要方面，从属于或服务于前者的显性和隐性需求。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区域有美国新泽西州的“科学和技术研究院”。该区域内有包括美国无线电公司和贝尔实验室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由其积极倡导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而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高科技区域(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企业各自的壁垒作祟，该区域虽然形成了一定规模，但其作用常常主要体现在“体制”内，后续的发展比较缓慢)。国内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张江高科技园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始建于1992年，成立以后，充分利用国家、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的特区政策，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迅速从一片农田发展成为以创新创业为主要功能的高科技园区。张江发展起来以后，其整体效益很快扩散到社区，很快就在周边形成了一个新的区域。而随着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崛起，其建设之初没有考虑大学和科研院所资源注入的弊端不断显现，后来又专门规划、设计了科研教育区，以吸引大学、科研院所入驻，以提升整个园区乃至整个浦东的城区能级。
(2)大学主导型。
即大学在“三区联动”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类联动模式主要以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溢出、技术扩散、信息辐射等为主要特征，一般通过大学的体制改革来鼓励高科技人员参与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和高技术创业，进而依靠知识密集和人才群聚的优势来吸引产业界加盟，在大学校园或周围形成高技术产业集群。在这种联动模式中，大学校区与科技园区、与社区的关系是主要方面，园区与社区的关系居于从属地位。这类园区得益于大学内部功能和学科、科研和人力智力优势的外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硅谷。在硅谷，其区域创新环境的形成得益于其拥有斯坦福大学之创新源。斯坦福大学不仅是知识、技术、人才的重要供给者，而且还直接参与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为硅谷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雄厚的智力和人才支持。根据一项对斯坦福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得知，在1960年到1990年间，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在硅谷开办的公司为硅谷地区创造了25万多个就业机会，并创建了惠普、康柏等知名企业。硅谷的晶体管、集成电路等核心技术成果大都源于斯坦福大学等一批科研机构。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紫竹科学园区和杨浦知识创新区大致也可以归在这一类。
紫竹园区紧紧依托上海交大而迅速发展起来，杨浦知识创新区则得益于复旦大学的有力支持。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紫竹科学园区物理形态相对固定、并初具规模;杨浦知识创新区的物理空间相对分散，并在不断扩张。但由于有著名研究性大学的有力支撑，两者都显示了良好的令人期待的发展前景。
(3)社区主导型。
即地方政府或公共社区是“三区联动”的主要推动方。一般由地方政府出面，统筹规划园区、校区和社区的发展，明确三方的职能定位和责任权限。这种“联动”模式，可以以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为目标而展开，也可以以整合高教资源、提升社区能级为目标。由于政府及时而灵活地应用各种政策工具，多数成效显著。其代表性的地区包括韩国的大德科技园区、我国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等。这种模式的运作方式常常是，由政府倡导，或集中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开放型大学校区，或加强产业界和科技界社团之间的联系建立科技园区，并带动周边社区的文化提升或产业革新，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松江大学城基本上属于这一类，与韩国大德和台湾新竹不同的是，后者以整合科技资源、促进产业提升为主要目标，松江大学城则是以整合大学资源、提升城区文化层次为发展取向。此外，如果考虑到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政府背景，以及后来补充设计开发教育园区等元素，张江也可以看作是政府主导或社区推动型的典型案例。
上述三种模式，只是就其“主导方”的性质而言，并非完全绝对，更多是互有交叉的。从理论上说，它们没有高下之分;从实践上说，各有成败案例。其实，无论何种模式，三区联动的本质是要实现资源共享包括区间和区内资源的共享，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共享，以及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共享。在强调校区、园区、城区间资源共享的同时，强调教育与科技、经济与社会等的结合，增强科教对整个区域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因此成败不在于形态，关键在于内涵。概略的解析是必要的，过度的细分则没有意义。在总结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三区联动”由实践而上升为明确的思想理念和发展方略，将丰富人类的思想库藏。
三区联动的运行机制[2]
运行机制(Operation Mechanism)是指一个组织的整体及部分之问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它是制度框架内组织和行为的规则与方式。作为中观层面的区域创新网络，“三区联动”的运行机制是由网络中各创新主体(主要是大学和科技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综合利用各种创新资源和支撑体系(主要由公共社区提供)所形成的共有的结构和制度性安排，通过在大学、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之问搭建一个完善的创新平台，来提高各自以及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
“三区联动”是一个以大学、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为重要结点的动态、开放的区域创新网络，该网络在一定的地理空问内，通过三元主体的参与和多种创新资源的共享，以横向联系为主要形式，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实现创新为主的功能指向。因此，该网络的运行机制设计必须能够保证三区真正实现有效融合、联动发展，从而达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目的。作者将“三区联动”的区域创新网络运行机制设计为操作层和制度层两个层面(图2)
操作层是“三区联动”创新网络的具体运作方式，应该主要包括三个依次递进的子平台，分别是资源共享平台、合作创新平台和自主创新平台，以达到“三区联动”区域创新网络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然后通过辐射、汲取和结网，将“三区联动”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城市)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系统进行对接，有力推动区域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操作层面运行机制的有效和高效运转，离不开制度层面的支持和保障。笔者认为，“三区联动”的制度层运行机制应该包括进入机制、融合机制、激励机制、创新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监督机制和退出机制。
设计完善、严密的制度层运行机制可以有力保证和促进操作层运行机制的运转，达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目的。同时，操作层运行机制在实际运行中，也可以发现现有制度层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推动制度层运行机制不断修改完善。操作层和制度层运行机制的有机配合和相互促进，会大大推动整个“三区联动”运行机制的自我完善和良性发展。
- 1.操作层运行机制
“三区联动’操作层运行机制的重要作用在于通过打造“三区联动”区域创新平台，建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促成大学、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提升网络成员各自以及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催化网络独特创新氛围的产生。
资源共享平台:它是“三区联动”操作层的基础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学、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三元参与主体的各种创新资源实现交汇融合和优化整合，并流向能产生最大创新价值的结点。可以共享的创新资源包括知识、技术、信息、资金、科研设施、科研场所、有利于创新的人文环境等。在资源共享平台上，公共社区是重要的推动因素，通过政府有偿购买大学和科技园区的服务等形式，将大学和公共社区的资源共享合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才能进一步推动进一步的合作创新。
合作创新平台。它是“三区联动”操作层中的中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学、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三元参与主体在资源共享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合作形式(如图2)，发挥协同效应，提高整个网络的结网能力和创新能力，为进一步自主创新打卜坚实基础。其中，大学是合作创新的重要源头;科技园区是合作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公共社区是合作创新的重要支撑。
自主创新平台。它是“三区联动”操作层的发展方向和运行目标，大学、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三元参与主体通过资源共享和合作创新，产生协同效应，从而提高了自身以及网络的自主创新能力。
更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三区联动”区域内的大学和高新技术企业是城市创新网络的重要结点，整个“三区联动”区域创新网络同样也构成城市创新网络上的重要结点，通过与城市创新网络上其他子系统的交流和合作而紧密结网，进一步增强城市的知识、人才、技术和文化储备，增强城市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创新氛围的形成，完善城市创新网络系统，进而提升整个城市乃至国家创新系统的自主创新能力。
- 2.制度层运行机制
制度层运行机制是体现“三区联动”管理思想、管理结构、管理方式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其重要作用在于通过制度安排保证操作层运行机制的形成和良性运作。同时，“三区联动”在运行过程中，又会根据环境的动态变化、网络成员的动态关系以及操作层机制的动态运转情况，而不断地调整完善制度层运行机制，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更好地促进“三区联动”区域创新网络的良性发展。
笔者认为，“三区联动”制度层运行机制应该设计为包括进入机制、融合机制、激励机制、创新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监督机制和退出机制在内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1)进入机制。
作为一个组织，组织协议是进入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保证网络组织正常运作的基础。“三区联动’的组织协议应该是“三区联动’夕参与各方(大学、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在加入“三区联动”区域创新网络之前通过相互了解、沟通和谈判达成一致并承诺加入后共同遵守以促成“三区联动”创新网络构建和运行的框架协议，它是“三区联动”正常运行的重要组织保障。同时合作各方还应建立信任机制，尽最大可能贡献自己的优势资源。只有通过组织协议和信任机制硬软两套约束机制，才能保证“三区联动’夕运行机制的高效、顺利运作。
(2)融合机制。
“三区融合”是“联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融合机制的设计和执行直接关系到参与各方能否真正彼此信任、资源共享和合作创新。笔者认为，融合机制应包括建立什么样的沟通机制，参与各方应该贡献什么资源，如何融合各自优势以产生最大协同效应等具体措施的设计。
(3)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就是要能对参与主体实施有效激励，使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作为“三区联动”区域创新网络，其激励机制的设计重点应该是如何激发参与主体更多地贡献优势创新资源，更好地融合、合作、创新，更快地促进网络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
(4)创新机制。
创新机制就是通过推动、激励网络结点(大学、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合作，形成更多更强的创新源，并进而结网组成强大的区域创新源，带动整个城市乃至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机制和融合机制、激励机制密不可分、互相推动、共同作用于整个“三区联动”运行体系，从而提高“三区联动’夕创新网络的运行效率和效益，增强各自以及整体的创新实力。创新机制应该体现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多方面。
(5)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的设计直接关系到“三区联动”参与主体的合作关系，并决定能否长期合作，因此它是制度层的重要机制之一，其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到创新者合法权益的保障;保障知识产权股、创业股、经营管理股同货币资金出资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收益权和分配权，以更好地刺激创新创业。
(6)监督机制。
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于保障“三区联动”区域创新网络的运行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任何权力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由于“三区联动”将大学、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的优势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因此如何集中使用人、财、物力，怎样分配利益所得，如何行使各方的合法权益，怎样履行各方的应尽责任等，都需要完善的监督机制加以制约。
(7)退出机制。
“三区联动”是一个开放、动态的区域创新系统，随着动态环境的变化，会不断地自我适应、自我调整和新陈代谢，因此，自愿的退出机制设计对于保障“三区联动”的长期良性运作是非常必要的。投资主体可以自愿地通过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时机来实现投资变现，其持有股份应该如何转让等都应该在“三区联动”退出机制中详细规定。
总之，进入机制、融合机制、激励机制、创新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监督机制和退出机制是紧密配合、互相作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通过这一整套制度安排，来推动并保障“三区联动”操作层运行机制的良性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