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筑波科学城(Tsukuba Scienc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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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筑波科学城是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为实现“技术立国”目标而建立的科学工业园区。开创了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设的新模式，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名噪全球。虽然近些年已经声明日下，被世人称为“现代科技乌托邦”，但日本筑波科学城模式依然不乏参考价值。
筑波科学城位于东京东北50公里处，占地27平方公里，含4个镇和2个村；规划人口22万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技术园区之一。筑波科学城始建于1963年。当时由于日本主要依赖引进吸收欧美各国先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战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日本开始从“贸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从强调应用研究，逐步转向注重基础研究，政府从政策、计划、财政、金融等方面，对发展应用技术、基础研究，尤其是对高技术大力引导和支持，开始兴建科学城。1974年，日本政府开始将所属9个部(厅)的43个研究机构，共计6万余人迁到筑波科学城，形成以国家实验研究机构和筑波大学为核心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和高水平的教育中心。1984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了“高技术工业及地域开发促进法”，以建设代表21世纪产、学、研相结合的中心城市为目标，形成推动远离太平洋沿岸地带的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方向发展的基地。为了扩大筑波的国际影响，日本政府还专门举办了筑波世界博览会，有力促进了科学城对外交流和城市建设。
日本政府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筑波科学城。日本房地产公司负责开发科学城，新城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占地1560公顷，占全城总面积的57.7%；住宅、商业、学校、公园等占地1145公顷，占总面积的42.3%。新城中心区安排面向全市居民使用的各种公共设施，行政中心、文化娱乐、商业和交通设施安置在市中心公园广场周围，城内生活方便、环境舒适，住房标准高于东京市区。
同任何一个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一样，高新技术园区在其发展中也遇到各种问题，例如政策法规保障、发展领域选择、基础服务设施及人口、交通、环境等问题.都要求进行有效管理，而筑波科学城有其独特的经验。
1.采取国家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协作的管理体系
筑波科学城建设是在首相办公室中的“科学城推进本部”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分工协作进行管理的。土地开发和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由住宅和城市开发集团负责；科研和教育机构的建设由建设部负责；建造和管理道路、公园和商业服务设施则由筑波新城开发公司负责。由于规划和主管部门都是国家最具权威机构，又加上有统一协调.使科学城建设得以顺利实施。
2.采用健全的立法保障和大量优惠政策
法律法规是保障和促进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重要条件，许多国家都很重视这一点。如前所述，筑故科学城建设的法规相当健全，大体上分两类：一是专门针对高新技术园区制定的法律，二是与高新技术园区相关的国家科技经济乃至社会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中第一类法律更集中有力，这是筑渡科学城建设一个突出特点。(筑渡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分章对“研究学园地区建设计划”、“周围开发地区整备计划”、“基于研究学园地区建设计划及周围开发地区整备计划的事业实施”等作以明确说明。而其(实施令>则就“研究学园地区的区域”及“公共利用的设施”等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还通过立法等手段，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和措施，对房地产租赁、设备折旧、税收、信贷、外资引进等多方优惠，有力睬障和促进了科学城区的发展。
3.在项目发展选择上.根据本地特点优势集成
美国硅谷的巨大成功。曾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竞相仿效，开发电子信息业。筑渡科学城管理者在这场模仿热中很快悟出.不顾本国和本地区条件都去研究开发电子信息产业必遭失败。只有根据本国本地优势.从一个或几个高新技术领域和项目去研究开发.并形成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才是建设科学城的上策。根据本地优势及国内外环境条件，筑波选取高能物理、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以及化工、机械、电子、气象和环境等部门进行多学科多行业的优势集成.综合地进行研究开发.成效极大。
4.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大力投资，统一规划
新建的高新技术园区多数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功能不全，生活、工作诸多不便，影响其发展。例如前苏联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长期基础设施不健全，使不少科技人员相继离开。筑波科技城建设一开始也遇到同样问题。政府便加大投资。并对城区的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促进了科学城的建设和发展。
5.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注重统筹协调，持续发展
世界上较早建成的高新技术园区，多数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后来人口猛增时，都出现资源不济、交通拥挤、给排水困难和环境污染等棘手问题.日益限制其发展。筑渡科学城建设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各方面的统一筹划，上述等问题处理得较好。筑波科学城区初建时，政府设法吸引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从东京迁入：城区规模发展较大、人员诵入较多时，又注意控制人口。另外，还颁布了(私人部门资源利用法>等法规，对资凉合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问题加强管理，同时高度重视城区市政、住房等社会整体发展的综合考虑，保证了科学城的持续健索发展。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陷入了“冷热双重奏”的发展状态之中，一方面工业化浪潮使得日本岛国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城市发展进入了“加速膨胀”的阶段；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及通货膨胀压力，日本在战后选取的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国家战略愈发陷入发展瓶颈之中。
日本政府于是开始寻找能够进一步活化经济发展的方法。在“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国策转变的大背景中，日本政府首次提出建设东京卫星城的想法，试图寻找一个既能缓解东京城市压力，同时还能够承接国内科学研究发展的地区。日本第一座科学城——筑波科学城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
筑波科学城从规划、审批，到选址和筹建的全过程都呈现出了强烈的政府介入色彩。日本政府经过前后5次总体规划纲领的修订后开始有计划地在筑波建设相关的研究学园区及周边开发区。
作为“天之骄子”的筑波科学城，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政策支持等方面都拥有非常高的起点。日本政府投入数目庞大的经费把30%的国立科研机构都搬迁到科学园区内，而政府主导的先天优势亦使得筑波科学城不断获得国内多项法律法规的支持。日本政府不仅把东京教育大学(后更名为筑波大学)迁址到筑波，同时还相继在高速公路及电车等交通设施方面投入建设，全方位地引导筑波科学城的开发建设。
在如此有针对性的政府工作推动下，筑波科学城强势崛起，无论从其教育研究机构的数量还是技术开发成果来看，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收效。然而，与同一时期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科技园相比，日本筑波科学城的“成绩单”却不甚理想。直到1998年，日本筑波科学城的GDP仅有50亿元，而美国硅谷却创造了超越其40倍的2340亿美元的GDP成就。
起初，日本筑波科学城在强势投入之下却并未收获到理想的回报，一时之间还被外界冠以“科学乌托邦”的戏称。事实上，筑波科学城并不是依托周边成熟城市发展而来的，依靠的是日本政府巨额投资之下的行政力量。日本政府为了聚集国内顶尖教育和研究机构，不惜花费全国40%的政府财政预算研究经费在科学城的筹建上。而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周期之长，从筹建到完成整整耗时30年，直到1993年才完成整体搬迁任务。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在筑波科学城的筹建上已经花了超过2万亿日元的巨额费用。
此外，由于筑波科学城内是以国有企业及所属研究机构为主的研究主体，公司机构与下属单位的垂直领导关系直接导致科研体系存在过度垂直化的倾向。科学园因此缺乏创新体制，研究成果产业化与商业化程度也相对较低，与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
意识到发展滞后的日本政府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新筑波计划”，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把筑波科学城推进到再创发展阶段，并从科学城的制度、运行机制等方多面进行调整，将筑波科学城重新定位为“科学技术中枢城市、更广域范围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和生态、生活、模范城市”。
日本政府此后开始积极引导筑波科学城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与机构进行交流，改变以往相对封闭的操作体系。日本政府在提升筑波科学城的科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的同时也开始继续深化与完善当地城市功能，并且通过最大限度保留当地的自然风光，使筑波逐步发展成为舒适宜居科学城。
作为主导力量的日本政府能够在园区发展滞后的情况下适时对园区做出相应的调整规划，这是“自上而下”力量主导的产业集群获得成功的最关键要素之一，也是目前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大力推进高新产业区值得好好借鉴的地方。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的产业集群即使在发展初期能够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也需要意识到，在园区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逐步将其引导成为能够独立运作且具有自负盈亏能力的产业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