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Develop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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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从狭义上讲，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及经济活动的经验总结与高度概括。从广义上讲，发展模式包合经济制度体制、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综合要素。实际上，狭义上的发展模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发展观是发展模式的灵魂，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引导着发展实践。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国内自然资源情况、产业发展程度、社会政治制度等因素都影响着发展模式的选择。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影响发展模式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一般说来，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也决定着其社会发展模式的形成和特点。此外，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等因素也影响和制约其社会发展模式。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观及发展模式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社会形态的变革往往会引起发展观的变革，从而促使新的发展模式取代原有的发展模式。18世纪工业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是以工业化理念改造自然、改造世界，形成了很长一段时期支配西方社会发展的工业化模式，与这个模式相对应的社会形态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过若干次较大的调整和变化，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社会发展模式，甚至受到一些人的推崇。但是，人们己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连同它的制度机制，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带有根本缺陷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破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灾难，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稳定、和平，不可能有持续的、健康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模式己经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桎梏。
到20世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许多国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它的题中之义是实现经济、政治、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与物、环境、人或社会之间的关系，导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剧变和解体。
令人欣慰的是，从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得到充分显现。在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总结自身发展实践和吸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大贡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乃至对干人类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关于当今世界发展模式的划分，因划分的标准不同、观察的视角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认定与表述。一是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标准，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冷战时期还简单地称之为市场经济模式与计划经济模式。二是从市场的自由程度来划分，可分为自由市场发展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集中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三是从市场发育程度来衡量，可分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落后的市场经济模式。四是从发展程度与水平来划分，可划分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五是从特定的发展形态、特质来划分，又可分为新兴国家发展模式、传统工业国家发展模式。六是从地理、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来区分，可以划分为英美模式、莱茵模式、转型国家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此外，有的学者还把“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称为一种模式，实际上四国差别巨大，算不上同一种模式；也有学者把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从莱茵模式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模式，实际上它们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古巴、朝鲜仍然秉持计划经济模式。
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表明，发展观及其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第一，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第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固守一成不变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即发展模式是动态的。第三，即使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同一时期内，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呈现出多样性。从地理、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分类方法进行概括，当今世界影响较大的发展模式主要有英美模式、莱茵模式、转型国家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
(一)英美模式
英美发展模式又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家所实行的发展模式的总称。它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依托，强调企业自由经营，推崇利润至上的企业经营目标。它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乃至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也是一种独特的国家发展模式和战略。它起源并兴盛于英国，不断演化、发展与变化，主要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个阶段，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影响最广泛的发展模式之一。其主要特征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崇尚个人主义；强调并鼓励自由竞争，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因是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充分调节；主张实行私有化，要求放松管制、削减赋税，鼓励个人积聚财富；要求政府决策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以企业分散决策为主要形式，公司注重并追逐利益目标；实行董事会制和股东制，发挥股票和证券市场对经济的杠杆作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英美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发展起源上，由最初着眼于政治自由扩展到经济领域的自由；在经济领域内，由最初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主张国家干预；当国家职能越来越多、难以保障全社会的自由时，又主张为政府减负，重提自由市场经济主张。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分别推行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意味着英美发展模式进入第三个阶段。里根—撒切尔主义信奉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推动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的便利化，体现了放弃管制、削弱国家作用的“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原则，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里根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随后的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而小布什政府继承里根衣钵，并利用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贸易组织等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英美发展模式。自由主义始终是英美发展模式明显的主线，是区别于其他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也是英美发展模式的本质。
英美模式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优势,充分地调动个人和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竞争那只“无形的手”对经济的指挥作用和推动作用。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表现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灵活性,比其他模式的国家更能适应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特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其弊端主要有：容易导致国家的必要干预作用下降，控制风险的能力弱化；容易导致不惜牺牲长期社会利益而追逐短期利益；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使各种市场竞争主体的利益冲突关系较为明显,严重削弱了市场的协调性与社会的和谐；强调效率优先原则,不太重视公平和合理分配的原则,容易加剧贫富分化,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不断凸显；追求金钱至上，讲求金钱万能，导致道德危机、人际关系淡漠等。
(二)莱茵模式
莱茵模式又称欧洲大陆模式，或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最为典型，主要流行于莱茵河流域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北欧国家。二战后，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在重建国家政权、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根据本国及本地区的情况，总结和吸取过去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依次经历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几个发展阶段，但其基本特征并没有变。概括地说，它继承了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制、契约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择业自由等因素，又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先进成分。这种模式既注意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特点，同时又注重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等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不断调整因市场竞争而造成的不公平现象。
具体说来，莱茵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坚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与适当的国家干预相结合，把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企图实现自由、效率和社会秩序三者的和谐统一；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保证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实行劳资“共参制”，由雇主组成的雇主协会和由雇员组成的工会结合起来，共同参与管理企业的内部事务，尽力减少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注重提高雇员的地位和劳动积极性，注重职工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尽量避免因失业而引起工人运动和社会动荡；银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与企业有紧密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作用。
总体说来，莱茵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中还是比较成功的，较好地体现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有：一是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使国家和企业不堪重负，人们的过高需求超出了生产力发展所能承受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国家对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干预过多，限制较多，劳动力成本过高，失业率上升，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下降，企业缺乏创新精神和竞争力，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三)转型国家发展模式
苏东剧变后，前苏东十几个国家纷纷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转而推行与西方特别是西欧趋同的经济制度。历经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替换与体制转型之后，经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总体上都是选择走西欧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近期以来，转型国家发展模式越来越向欧洲大陆模式靠拢。主要表现为：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不赞成由市场决定一切，强调国家的干预职能不能弱化；重视塑造以尊重人的尊严为原则的劳动市场体制；致力于建立和完善覆盖绝大多数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建设，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在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上，重视社会公正，努力缩小社会两极分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一是东欧及独联体许多国家与西欧毗邻，与西欧国家的利益关联度大。二是历史文化传统大体相近，在发展模式的最终选择上对西欧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三是东欧、波罗的海及部分独联体国家加入欧洲联盟的战略需要。四是前苏东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精英”在价值取向上更加认同欧洲大陆的发展模式。
尽管各国进行转型的初始条件有差异，但引发经济转型的基本原因都是长期的经济低效率和增长停滞。其制度调整只是手段，通过制度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激励和行为约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是经济转型的根本目的。当然，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及经济基础与西方市场经济存在很大差异。其基本特点是：确立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市场调节与国家控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各种形式的垄断与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经济自由化程度参差不齐，如俄罗斯的集中程度较高；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强调社会与经济平衡发展，一些国家一定程度上采用带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经济政策。
作为一种新发展起来的发展模式，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制度更迭中容易重塑新的发展模式，确立新的发展道路；二是在总体上仿效莱茵模式的同时，也注意吸纳其他模式的一些优点，如英美等国的经济管理与制度创新措施、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东亚国家注重吸引外资和灵活的体制机制；三是将本国历史文化与宗教传统作为自己发展模式的精神支撑。该模式的主要不足，一是因过分效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受西方的负面影响也多，经济社会发展容易受到西方国家的冲击；二是受西方国家特别是受欧盟的制约比较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弱；三是法律体系不健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多，经济和社会活动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腐败现象比较突出。
(四)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出现的区域性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象。1993年10月，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东亚模式”的概念。实际上，东亚模式不是一个严格和准确的概念，而是便于人们与通常所说的拉美模式、欧美模式相区别, 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在促进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的共同做法或经验的统称。它强调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但不否认东亚国家或地区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个性。
东亚模式的基本特点：一是倡导经济优先与经济立国，以经济建设及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作为东亚国家或地区战略的中心任务。二是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下,通过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面向国际市场组织生产,并努力扩大出口。三是实行国家管理和干预，扶持特定产业，创造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四是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次发展，地区内部贸易比重较大。五是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带动经济的高增长。六是国有企业民营化。七是在企业管理、家庭生活、制度建设、饮食文化等方面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
东亚模式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规范市场秩序、协调劳资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东亚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适合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提高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开放程度，保证了经济社会较长时期的良好运转，在追赶型模式中展现了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东亚模式的劣势。第一，东亚模式出口导向型政策很容易受国外市场的制约，市场风险很大，一有金融危机袭击就首当其冲；第二，东亚模式追求的高速度发展，往往会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发展也会带来资源过度开采、自然环境恶化、社会贫富分化、社会保障滞后等问题。
(五)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是指二战后特别是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战略。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后，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总结与会代表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振兴拉美国家的一些政策举措，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随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广泛传播，成为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改革的主流指导思想，形成名躁一时的“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的基本特征：一是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壁垒和逐步消除非关税壁垒。二是放松外资管制，投资领域更加开放，外资优惠政策不断增加，简化申报和审批程序。三是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包括直接出售、资本市场股权出售、企业内部向职工股权转让、合资、清理出售和租赁等六种方式，私有化的范围广、规模大和外资参与程度高。四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实现税制简单化、税种结构合理化和税收管理现代化等目标。五是金融改革，取消利率管制、取消或废除强制性信贷配给、降低和统一银行存款准备金、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组织和法律上保证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地位。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造成深远影响。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使拉美在债务危机之后，达到了“经济稳定”的目标，为拉美国家建立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使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内向型到外向型的转变，从而有利于拉美国家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过分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忽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在改革的时间和顺序问题上，普遍实行较为激进的改革模式，而忽视渐进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一些国家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生产集中不断加强，国有资产流失加剧，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加剧，贫困人口增加，加剧了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解决拉美国家长期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反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进一步恶化。一些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激化。这种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拉美模式面临危机，成为拉美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21世纪初，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和以卢拉为代表的“温和左翼”逐渐成为拉美国家的主流，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实验的失败。当前，拉美国家仍面临着探索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艰巨任务。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从其根本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果非要给“中国模式”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参考其他专家学者所下定义的基础上这样表达“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己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个综合性的概念，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实现形式和特征。在经济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政府宏观调控。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外交上，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如果把“中国模式”与国外主要发展模式作个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英美模式、拉美模式，还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苏东转型国家模式，或者是以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所谓东亚模式，它们与“中国模式”产生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组织模式实施的领导力量、实施主体不一样，各个模式的指导思想不一样，目的动机不一样，实施的效果与发展前景当然就更加不一样了。
“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备一些重要的基本特征：一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潜力。二是具有一个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党和政府。三是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积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五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六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现对外开放，不断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七是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坚持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引发了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这才是中国实现经济成功、创造出“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多党制相比有六大优势：一是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二是能够高效率地对出现的挑战、机遇以及突发灾难事件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三是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四是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五是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六是在于它可以真正地代表全民。这些概括未必很准确，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学者对我国政治优势在创造“中国模式”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的理解和认同。
1.中国模式显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型模式
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曾经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设想。从英国的托马斯·莫尔设想的“鸟托邦”到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设想的“千年太平天国”，从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设想的“太阳城”到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设想的“法朗吉”，再到英国的欧文设想的“新和谐公社”，这些理想中的社会模式都非常美好，但最终都不可能实现，甚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尽管新经济政策有不少合理之处，但后来陷于僵化，苏联模式也以失败告终。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大曲折、大挫折，陷入低潮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既没有采用“苏联模式”，又成功地避开了“依附论”、“中心一外围”论、“西化论”等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中心的理论的影响，而是立足自身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又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造性地克服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一个半世纪历程经历过的种种挫折、失误，成功地跨越了当今许多后发展国家普遍面临的种种发展困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最终步人了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从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统一的高度，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统一的要求出发，创立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
2.中国模式展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有益模式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应该说，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早或晚都要面对一个走向现代化的课题。西方国家早期的现代化模式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不可复制的。传统现代化理论把发展问题归结为工业化，其实践指向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热烈追求，其结果是，在世界面貌极大改变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口剧增、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和人性异化以及马尔库塞在2O世纪所说的“病态社会”、“单向度的人”，在一些工业文明发达的社会都充分表现出来了。到60年代末，这种“发展=工业化=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受到了更大的挑战。工业革命以来那种“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被摒弃。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非常现实的课题。拉美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起步最早国家，但由于原封不动抄袭西方现代经验与道路，尽管走了近一个世纪路程，结果成效甚微，甚至落后于起步比它更晚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中国是世界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深刻影响，反过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会深刻影响到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国模式的成功，既体现了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又必然会对人类进步事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邓小平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3.中国模式深刻表明各个国家的发展不能照抄照搬他国的路，而要探寻适合自己的模式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邓小平同志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前后，也几次谈到，搞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别国做法、别国模式。他强调：“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指出：“各国人民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各国人民最了解本国的具体情况，最有资格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O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国的国情不同，实现发展的道路也必然不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模式。”2008年12月l8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改革社会主义旧模式，反对搬用别国模式，结合自己实际创造新模式，这正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