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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苏浙一带人文荟萃、商贾云集，为历代富庶之地。苏商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太湖流域(主要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地所辖地区)，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境，穿越太湖，是我国南北的水陆交通命脉，往北可达燕京齐鲁等广大北方沃地，往南与杭绍湖嘉相连。滔滔江水将吴第一分为二，上溯可至川蜀楚湘的开阔腹地，望下茫茫海洋，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天然航线。江苏境内有数千公里的漫长海岸线，有多处适宜巨舰出洋的优良港口。吴地优越的交通条件，极大地促进该地区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形成一批大贾巨商。
一说到苏商，我们往往就会想到：邗沟兴运、吴王煎盐、明清时期钻天洞地的洞庭商帮，深通商略。清中II-卜他们主要经营当地大宗物产如粮食、丝绸、棉布、茶叶等为主，刻书业、医药业也较发达；清末随着苏商中的实力资本人沪，金融业迅速崛起，钱庄、银行、证券、典当业也多由苏商涉足，尤以洞庭商人为著名。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资本势力与廉价商品的大肆涌人，对中国原有的商业资本经营方式和封闭的商业贸易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商家一时适应不了这种剧烈动荡的局面，纷纷破产。几个在明清时期叱诧风云、纵横驰骋的地域性资本集团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走上衰亡之路。苏商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首先，随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商品大量倾销我国市场，苏商经营的丝绸、棉布等行业遭到极大损害，市场日趋萎缩。
其次，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苏商的两大经营市场——江南地区与长江沿线地区都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对商业活动的破坏是致命的另一经营市场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北方地区也历经战火劫掠，整个社会经济在此期间基本上是一蹶不振。
在这两大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苏商的经营活动日渐衰败，面I临着与徽商、晋商一样没落衰亡的命运。原本实力并不强大，但富于卓识远见的苏商并没有消极守成、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调整经营战略，看准上海这个商埠的特殊商业地位与惊人发展潜力，毅然做出“放弃传统的三大经营市场，携巨资全力开辟上海这一商业市场”的决策，从而异军突起，很快成为中国工商业界和金融界的中坚力量。在近代社会的演变中，苏商成功地转化为中国近代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式商帮。
甲午惨败的刺激，“变法自强”、“实业救国”成为社会潮流。以张謇、荣德生、荣宗敬等成为清末实业救国的主力军，埋头做事，低调做人，遵循着“远官僚，亲商人”的古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实业富国”。据统计，从1895—1911年，江苏先后创办了218家工矿企业，资本总额为4252万元，约占全国新办民族企业的50%；从1895—1913年，全国共有华商缫丝厂97家，资本总额为1158.4万元，其中江苏就有37家，资本953.7万元，占总额的82%。在20世纪初期民族工业大发展中，无锡帮的异军突起令人瞩目，形成了个有名的民族工业系统：荣宗敬、荣德生资本系统，杨宗濂、杨宗翰资本系统，周舜卿资本系统，薛南溟资本系统，唐定谦、蔡缄三资本系统，他们主要投资经营轻工业，资本增长极为迅速，这五大系统的工业资本由1915年的122.95万元增至1920年的528.8万元，6年增长了3.3倍。他们成为近代工业发展的领军人物，江苏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无论数量和规模，苏商创办的实业都让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及至20世纪30年代，苏商空前壮大，成为当时上海滩最重要的一股经济势力。
苏商产生的地理因素十分优越。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地位日显重要，苏商崛起于此时，且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太湖流域又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的美誉，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民风委婉。从总体上来看，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处在上游水平。种种有利的因素，对发展商业，促使这一地域性商人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近代苏商可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和浙商一起，形成了“江浙财团”。苏商从一个地域性商帮转为民族资本主义，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着“事业富国”，同时，不断受到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倾扎。
新式商帮不必翻开中国地图，只消想一想那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顺口溜，或许就能明白苏商为何能名列中国十大商帮。与自然条件恶劣而被迫走西口的晋商和走出徽州的徽商不同，苏商产生的地理因素十分优越。
从古至今，苏商的诞生地——苏南(主要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地所辖地区)都称得上是一块山川秀丽、物阜民丰的风水宝地。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期，苏南的青铜器冶炼和锻造已闻名遐迩。隋唐以后，“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大运河的开凿，淮北的盐场，繁华的扬州城，成为东南财赋、漕运、盐铁转运的中心。唐后期，“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谣广为流传，江苏经济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一斑。到宋、元，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南的商业消费主体——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活跃。早晨，市民们摇着小船载着家织锦缎、鱼虾和陶器去集镇上出售；傍晚，归来的鱼舟中是油盐、花布。
于是，自古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美誉的太湖流域，城镇星布，樯橹相接，店肆如鳞，商旅辐辏，客贾云集。就在这副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中，苏商已具雏形。
和历史上著名的商帮一样，当贩夫走卒们从江南的蒙蒙烟雨中“深巷明朝卖杏花”一路走来，当苏州河畔、太湖沿岸的茶楼酒肆演绎成百年老店，当明清时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一个在近代上海滩纵横捭阖的商业群体诞生了。
作为地域性商帮，苏商的形象也正在其时日渐清晰：他们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他们具有经济头脑，常常实行薄利多销，以加快资金周转。因为才子、士绅的不断加入，苏商的经商素质相对较高，这一点是苏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
为应对晋商、徽商对自身传统经营领域与范围的不断侵蚀，1902年，苏州商人成立了苏商总商会，以期共商发展和振兴工商措施。由于商会与各行业的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使苏商逐渐形成了以商会为核心的整体经营网络。
与擅长金融票号的晋商和专注商品贸易的徽商不同，苏商是崇尚实业的近代新式商帮。上海开埠后，《马关条约》(1895年)允许外国人在上海设厂，临近上海的苏南士绅近水楼台，最先见识了现代化工厂和大机器，他们纷纷回到苏、锡、常兴办纺织、冶金、航运、成衣等加工制造业。
因此，在清末的“实业救国”浪潮中，以张骞、荣德生等为代表，无论数量和规模，苏商创办的实业都让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及至20世纪30年代，苏商空前壮大，成为当时上海滩最重要的一股经济势力。
可以说，近代苏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遵循着“远官僚，亲商人”的古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事业富国”。尽管与官僚少有来往，使苏商避免了重蹈晋商和徽商在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中大起大落的覆辙，但却因此不断受到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倾轧。茅盾《子夜》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结局，为我们把握和解读那个时代上海滩苏商的际遇提供了形象生动的版本。
苏南模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苏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大红大紫起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
当一场波涛汹涌的经济变革席卷中国大地时，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某种程度上捍卫了苏商的历史荣誉。和已干枯成故纸堆里历史名词的其他商帮截然不同，作为活生生的范例，苏商仍然是当今活力四射的长三角经济圈中最耀眼的角色之一。
人们也许还记得，在前些年，“异军突起”一度被专门用来形容苏南乡镇企业。上世纪80年代初，苏南利用比邻上海的优势，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乡镇企业。那一时期，“户户点火、村村冒烟”——整个苏南农村处处都在办企业。
政策的宽松，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苏南人的创业传统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苏南的乡镇企业像燎原的星星之火，促使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急剧增长。
1994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5，出口创汇占全国的1/4，上缴税金占全国的1/11。连续多年，江苏乡镇企业是全国的“龙头老大”。
在1992年至1995年，江苏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的平均增长率高达40%以上。与此同时，乡镇工业占江苏省工业经济总量的比重在1995年高达67%。乡镇企业不仅是江苏省国民经济名副其实的“顶梁柱”，也成了全国乡镇企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样板。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给江苏省挣足了面子。
由于苏南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集体经济是其主要特征。在“集体经济”这面的旗帜下，以上成绩便自然而然地被诠释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成功典范”。
当时，全国各地到苏南乡镇企业“取经”的人络绎不绝，江阴的华西村更是“朝圣”之地。在那个崇尚集体的年代，苏商们被遮蔽在乡镇企业之后，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吴仁宝是当时苏商最典型的代表。
改制前后
严格地讲，当时苏南乡镇企业的经理、董事长们也许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商人。因为他们只是企业的经营者而非所有者，大多由上级行政任命。
苏南的乡镇企业所采用的，主要是大集体模式，村、乡、镇各级政府实际上就是企业的老板。这种由政府主导企业的形式，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在转轨初期，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全民”，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较国营企业灵活的运行机制，以及“船小好调头”等优势，乡镇企业显示出了巨大的活力。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苏南模式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两大弊端日益彰显。
在许多村办、镇办企业，镇长、村长就是企业的一把手，这种官商兼具的身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政府与企业都在“一个盘子里吃饭”，企业背负着政府的政绩，经营目标多元化、政绩化，原先经营机制上的优势渐渐退化；同时，市、镇、乡各级政府不仅直接插手乡镇企业，而且从企业的人事任免、资金来源，到上什么项目、生产什么、利润分配、财产处置，全由上面说了算，总经理、董事长们对企业并没有多大自主权。
这种“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最终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1993年之后，江苏乡镇企业增幅直线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个百分点。
1994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企业普遍资金吃紧，加上卖方市场逐渐取代了买方市场，苏南的乡镇企业遭遇了第一个严冬。
企业高额负债，又从银行贷不出款，苏商们情急之中便试图通过职工内部的集资来弥补，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结果导致债务危机，企业不得不进行改制。
1995年，苏南出现了第一次自下而上的乡镇企业改制高潮。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改制只停留在清晰产权的层面上，股权依然不可转让、交易，不能变现，有效的激励机制依然没有建立起。
三年之后，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苏南的乡镇企业开始了第二次改制。在先后搞过股份合作制，搞过“租赁”、“租售”、“租股”等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苏南最后选择了彻底的改制，将绝大多数乡镇企业的集体股份从企业里全部清出，组建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个体、私营工商户。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已有8.5万多家乡镇企业完成改制，达乡镇企业总数的93%。
至此，旧的“苏南模式”被扬弃，一种新的“苏南模式”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新时代苏商因此名正言顺。
“心脖苏北”
乡镇企业唱主角的“苏南模式”终结，新的苏南就像一只涅的凤凰，于新世纪初振翅高飞。完成了自我蜕变的苏商们，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心胸与气魄同纷至沓来的国际大企业在苏南经济舞台上一决高下。
这一两年，苏南经济又进入高速增长期。以苏州为例，苏州的GDP、财政收入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前六位。苏州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占全国的近1/12。如今，这座有2500年历史的水乡古城现在已颇似一个世界著名企业的展览馆，世界500强企业已有81家落户这里，将近30万台商云集于此。
当然，在苏州、在整个苏南，忙着赚钱的不只是世界500强和台商们，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苏商们。在2000年，《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里，还没有一个苏商名列其中(当然，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苏商不愿露富)，而在去年10月25日出版的《福布斯》杂志2002年度中国大陆100富豪排行榜上，江苏的民营企业家祝义才、沈文荣、张荣坤、周建平、车建兴赫然在榜。其中，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和江苏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还是党的十六大代表。据悉，在十六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只有5人。
与日新月异的苏南相比，苏中(南京、镇江)、苏北差距颇大，尤其是苏北明显滞后，严重地拖了江苏的“后腿”。
土地、人口占江苏省一半以上的苏北五市(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GDP总量只是全省的24%。据统计，2001年苏南五市的GDP总量比苏北五市高出一倍多，2002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苏北人均GDP最低的县，只及苏南县(市)的1/10，个别的甚至还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
从古至今，苏北，一直是江苏人的“心脖”。
让苏南、苏北、苏中并驾齐驱，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也一直是江苏人的梦想。
去年，有关部门投向苏北的各类项目达775个，各类专项资金177亿元，培训苏北农村劳动力34.7万人次。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江苏各市已就“八百里长江黄金岸线为主轴的沿江经济带开发”达成共识。江苏省高层领导用三成语来概括对三个地区的政策取向：对苏南要“锦上添花”，对苏北要“雪中送炭”，对苏中要“釜底加薪”。沿江开发，对苏南来说，是“锦上添花”，而对苏中而言，则是“釜底加薪”。无论是对于提升苏南发展水平、促进苏中快速崛起，还是激发苏北后发优势、新一轮沿江开发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20年间得到快速发展的苏南各市，目前正抓住国际资本和制造业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历史性机遇，调整生产力布局，充分利用长江岸线及其他沿江资源，承接大用水量、大运输量、大吞吐量的产业，为这些产业在沿江这片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良好的环境。
所以，只有当苏北、苏中和苏南一样比翼齐飞之时，苏商们才能真正傲视群雄，书写新的辉煌。
苏州在明清时期已是江南重要的商业中心。苏商与徽商、晋商、浙商、粤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辉煌的过去。近代苏商“实业富国、产业报国”精神，绵延百年的苏商文化集中体现了爱国尚德、尊商惠民、开放包容和务实创新的精神。“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苏州商会和企业家们对这句话有深刻的理解。
作为中国五大商帮之一，苏商历来与徽商、晋商、潮商、浙商齐名。近年代，苏商规模实力空前壮大，苏商创办的实业无论数量和规模都引人注目，堪称中国民族工业的翘楚。
苏商更多的是儒商。苏商的民营企业多是从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因此是次生型企业，因此就更显沉稳。苏商以工业为主，一般都是做实业起家。一个零件四个钉，要一丝不苟才能做好。久而久之，诚信规范也就成了苏商的特质，这也是国内企业非常乐意与苏商做生意的一个重要原因。由这样一个群体打造出的这种苏南商业氛围，也是今天众多跨国公司看中苏南的软条件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企业家秉承苏商精神，在省内外创造了骄人业绩推动江苏持续快速发展。伴随着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潮，“苏商”作为一种新的群体受到世人瞩目，也赢得了社会口碑。
作为其中的代表，荣氏家庭和张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然很受重视，毛泽东曾经说过：“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民族工商业在世界上能够称得上财团的，只有荣家。”
江苏的辉煌离不开苏商的拼搏，一代代苏商创造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在实业搏击中形成的创业精神。这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正成为推动江苏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首先，苏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天下商贾大比拼中，苏商在众商派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文化涵养深厚，很多知名苏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如天地集团董事局主席杨休、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海江等。可以说，苏商是颇具文化内涵的商派。
其次，苏商敢打敢拼。
新苏商的“闯”是吃透市场、吃透政策的“闯”，是一种理性思维指导的“闯”。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五年前他的电器销售就是全省首位。别人都劝他见好就收，但张近东没有这么做，反而倾巢而动，进行市场扩张，取得了惊人成绩。别人说张近东敢闯，其实是吃透了市场。
第三，苏商具有诚信、稳健的品质。
据市场调查，全国各地商人都喜欢和江苏商人做生意，他们的感觉是江苏人诚信稳健，和苏商做生意没有提心吊胆的感觉。
第四，江苏商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扬长避短。
与他们合作做生意，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避免劣势。
今天人们所说的苏商主要集中在长江两岸、太湖周边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扬州、泰州等地，企业家继承吴韵汉风之文化特点，讲究稳健、和谐、不张扬。以他们为代表的苏商，一直以一种非常独特的姿态存在着、坚持着、特立独行着。这种气质是一种低调的坚韧的群体，以非常智慧的做法去处理利益和义气。
江苏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两熟制或三熟制使该地区“农事紧张”，民众“四体既勤”。“勤劳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干活，忙碌着才是美好的”，这在今天仍是多数江苏人的生活信条。所以江苏的企业家大都比较朴素，勤劳必然节俭，也意味着务实：由于该地区土地有限、人口稠密，因此，人人都是善于谋划、巧于安排的好管家。所以在企业家的类型上，江苏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而少有温州式的战略型和技术型企业家。正如民间所说的“绍兴出师爷，苏州出管家”；
同时，苏南的文化也是一种典型的水文化，这种内陆水文化温柔敦实，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江苏人的柔韧意识和低调意识。
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和上海强大的经济辐射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必然精打细算、长于管理。在天下商贾之中，苏商有别于其他商派的显著标志就是深厚的文化涵养。很多知名苏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如苏宁集团董事局主席张近东、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海江等。可以说，苏商是颇具文化内涵的商派。
苏商更多的是儒商。苏商的民营企业多是从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因此是次生型企业，因此就更显沉稳。苏商以工业为主，一般都是做实业起家。一个零件四个钉，要一丝不苟才能做好。久而久之，诚信规范也就成了苏商的特质，这也是国内企业非常乐意与苏商做生意的一个重要原因。由这样一个群体打造出的这种苏南商业氛围，也是今天众多跨国公司看中苏南的软条件之一。
更重要的是，江苏企业家们在实业搏击中形成的这种企业家精神。正成为推动江苏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从张近东、沈文荣、祝义才、周海江等“新苏商”风风雨雨的创业历程中可以看到，苏商精神主要体现了以下几层含义。
一是创新进取的精神风貌。极富勤奋创业、自强不息精神的苏商，以精细、务实、圆融的人文品质，办实业、兴产业，创新进取是驱动苏商发展的强大动力，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的业绩当归功于创新精神与进取心。
二是竞合发展的团队精神。苏商素有竞合共赢的奋斗胸襟。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共赢，是一代代苏商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她们打拼商界的成功案例说明，只有精诚合作，最大限度地共享资源，才能
三是诚信务实的品质。秉承重诚守信优良传统、素以富含文化修养而著称的苏商，胸怀远大抱负，求真务实。在他们眼中，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开拓创新、讲信用、重信誉、守规则的诚信品德成为苏商的立业之基、经营之道，更是基业长青之道。
苏商的气质——诚信、低调、坚韧是一种做大企业的气质。
苏商精神是崇尚实业
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当时积贫积弱的清王朝雪上加霜。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期。在船不坚炮不利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救亡图存?在资本主义工业最早萌芽的江南，一些开明绅士、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创办实业才是中国最快最好的图存之法。于是他们纷纷创办民族工业，发展民族经济，为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的强身健体带来新思维，为救民于水火，抛却帝国主义经济盘剥闯出一条新路子。后来的旧民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近代苏商的发祥之路，后来的直至今天的苏商一直视之为圭臬。
因此，苏商最重要的特质精神所在是创办实业。如今遍布海内外的苏商产业就是最好的明证。
苏商精神是深厚的文化底蕴
江南历来是鱼米之乡，经济实力雄厚。丰衣足食，使得江南百姓有能力拿出钱来供奉子弟读书。受此影响，整个长江下游一带形成倾全力供奉子弟读书的良好风尚，天长日久，这个地区的文化十分发达。因而，从江南走出的商人大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著名的大实业家张謇就是我国科举史上最后一名进士。他们在足迹海内外的经商中，首先就比别人技高一筹，积累的财富也比别人雄厚，深厚的文化底蕴助了苏商一臂之力。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苏商在工商业活动中，恪守传统，严格遵守商业道德，在大中华商业圈中赢了美誉。
苏商精神是务实沉稳
“苏商”是崇尚实业的近代新式商帮，所从事的行业性质决定了苏商必须务实沉稳，必须脚踏实地的以实业创造财富，而不偷奸取巧，急躁冒进。近代苏商的代表人物大多在创业之初就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开厂办实业的经商理念，为江苏民族工业和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再者，苏商大都亦儒亦商，站在中西文化的历史交汇点上，以传统中华文化为根基，吸纳西方文化中冒险精神，在经营活动中深思熟虑、稳扎稳打，形成谨慎稳健的经商作风。
苏商精神是诚信为本
苏商的这种精神特质也是来自于发达的地域文化。中国文化有三大支柱，一是儒家，二是佛家，三是道家，这三种文化互纳所长，交汇融合，形成传播几千年，扬名五大洲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导地位。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思想和崇尚道德的意识，教育亦儒亦商的苏商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遵规守矩、奉公守法，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
苏商精神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苏商作为一个企业家群体，经过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沉淀和洗礼，苏商的品牌精神已日渐清晰：崇尚实业、深厚的文化底蕴、务实沉稳、诚信经营。但作为一群先富起来的人，除了具备以上创业精神外，还不足以称为大企业家。我们还应看到苏商的另一个精神特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除了举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外，这种社会责任感还有另外一种内涵，即维护社会稳定，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这一点，苏商戴俊在陕西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作了最好的注脚。他出身贫寒，但崇尚实业，靠自己顽强拼搏，诚信经营，创造了数千万元资产，富而怀仁，为救一名遭抢打工妹而献身。
苏商的这种精神特质也是来自于发达的地域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苏商，深受江苏人文风尚的影响，肩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造福一方为己任。
近代苏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作为地域性商帮，以我们现在的眼光考察历史，苏商的形象日渐清晰：他们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辅；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他们具有经济头脑，常常实行薄利多销，以加快资金周转。因为才子、士绅的不断加入，苏商的经商素质相对较高，这一点是苏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由于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苏商生活在文化底蕴深厚、新旧思想急剧冲击的苏南地区他们在商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
首先，实业为主，工学结合。
在近代的江浙财团中，苏商以工业资本著称，浙商以商业资本著称。张謇作为近代苏商的领军人物，是中国第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精神的企业家。他目睹甲午惨败，国事日非，不愿再求仕进，遂踏上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放弃状元的尊容，去从事一向被视为奇技淫巧的事业，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办成功一二家工厂。
“国所之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子衣食；衣食源，父教育而母实业。”从1896年，张謇开始创办南通大生纱厂，一生共建18家企业，创立了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形成一个包括农、工、商、运输、金融等业的实业体系。在创办实业的同时，他积极投资教育，为企业发展培养技术人才，共创办2O多所职业学校。荣氏家族建立了21家企业，为满足企业发展需要，也投资职业教育。近代苏商把创办企业与发展教育结合起来，开创了企业办教育的先河，既满足了企业发展所需人才，又促进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探索出一条解决近代职业教育“毕业即失业”的新路。
第二，敢担风险、务实创新。
成功企业家的素质：诚信、自信、有热情、冒险精神，不拘于礼仪和规则，开放交流。无锡荣氏兄弟在一无官方照顾和官方财政支持，二无买办经验的条件下，靠经济手段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在创建企业的过程中，所靠的就是敢担风险的企业精神、灵活的经营作风和科学的管理手段。1900年，当荣氏兄弟创办第一个企业——茂新面粉厂时，便确立了创办要快、设备要新、开工要足、规模要大的指导思想。企业有了盈余就用于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福新一厂初办时就议定：“各股东分得的红利，三年内均不提取，用以扩充企业。各股东的股利也存厂生息，以厚资力。”荣氏兄弟还敢于担风险，大胆举债，靠借债来收买、租办其他工厂。荣家的21个工厂(申新系统的沙厂9个，茂新系列的面粉厂4个，福新系列的面粉厂8个)，其中9个是靠借债收买，6个有租办而来。他们甚至还收买了英商和日商的工厂各1个。荣宗敬曾说：“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了一支枪。”正是本着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荣氏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在企业的发展中，荣氏兄弟特别强调科学管理，讲究产品的质量和信誉。
第三，公开言利，新义利观。
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明清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发展较为迅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传统的义利观受到冲击，最为代表的是徽商大都崇尚以义生利的原则。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重商思想的逐渐兴起，近代商人对义利观赋予了新的认识。
近代中国从官绅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大多自幼受传统儒学的教育与熏陶，在思想深处对传统伦理难免有一种崇尚的心理，仍然重义，但他们所追求的义，已不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在于通过发展工商实业，为救亡图存、富国利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士绅型绅商代表张謇在追求事业蓝图的同时，虽常表示自己“言商仍向儒”，并声称要“捐弃人世一切之利禄”在他的言行举止中，几乎处处可见传统与近代双重因素的交相辉映。但张謇所追求的义，无论内涵还是目标，都已明显不同于传统伦理道德，而反映了近代新兴商人的思想境界。
而从学徒、童工、跑腿等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从小受传统儒学教育较少，白手起家，公开言利，追求利润。如1946年，荣德生的儿子荣鸿任及孙子荣智明去美国留学，荣德生“临行再三训迪叮咛，在外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他认为“留学归来致力于实业者多有成就，走人政治者多学非所用，一人此途，与猾吏无异，不但无益社会国家，且亦自误，至为可惜，反之若做一农工，有裨于生产也”。荣德生要求子孙不入仕途认为“一入仕途”，不但无益于社会国家，且亦自误，把洋学历和从政看得不如做农工，可以看出他们把自身的价值与“国家社会”紧密相连，具有为祖国和民族着想的广博胸怀，这表明近代苏商新的价值观。
第四，兼容并蓄，多元开放。
近代以来，上海是西方商人最多的通商大埠，同时也是传播西方商业文化信息量最大最丰富的城市。苏商看准上海这个商埠的特殊商业地位与惊人发展潜力，携巨资全力开辟上海这一商业市场，他们通过与洋商密切经济交往，自然而然地直接学习或借鉴了西方商业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进而形成开放的思想观念。“经常迁徙的人较少狭隘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保守思想，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他们回乡办厂的同时，把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带回家乡并加以传播。
明清以来，苏南就形成了重商主义的传统出现了“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的局面。近代以来，苏南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首先接受上海商业文化的辐射和影响，苏商作为工商业的领军人，必然具有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
第五，爱国尚德、尊商惠民。
赢利增财是商人的主要目的，一些商人为达此目的，不择手段，置国家兴盛衰亡于不顾。近代苏商颇具有政治热情和爱国情操。张謇看到《马关条约》准许外国在华内地设厂后深感危机，主张自行设立公司，开办工厂，抵制洋货之倾销。科场夺魁的他认定：“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行之。”他利用南通特定的地理环境，于1899年创办了大生纱厂，在纺织业中率先走上了抵制洋货的道路。荣氏兄弟很崇尚张謇，认为中国只有“多立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1905年11月苏州资产阶级成立商会，积极投入抵制美货运动和立宪运动；1906年5月，商会招集各业筹集30万元底股，筹备成立苏省商办铁路公司，迫使清政府同意苏商铁路自办。
近代苏商除兴办企业，发展教育外，还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如：修建桥梁、道路、津渡和水利扶孤、恤贫、丧葬、等善举。不仅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教育发展，还帮助当地人们度过难关，改善生活水平。
近代苏商创办的实业无论数量和规模都让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及至20世纪30年代，苏商空前壮大，成为当时上海滩最重要的一股经济势力。他们作为一个区域性工商业群体，形成独具特色的特征，这也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面简要分析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
第一，有利的基础设施。
苏中南通和苏南有着发达的工商业传统，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准备比较充足的资金、熟练的工人和广阔的市场。通州盛产棉花，该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较为发达。苏南历来人多地少，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的手工业发达，使其拥有创办现代企业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
第二，上海的辐射作用。
首先，上海为江苏的近代化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江苏工厂的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多数曾在上海工厂工作过，甚至，起初江苏工厂还大力从上海招来工人。管理和技术人才的扩散，使得上海工厂的管理和生产经验被江苏工厂所仿行。
其次，江苏还大量从上海引进科学技术设备。江苏工厂购置的机器设备起初都是通过上海洋行向外国订购进口转运而来，或是把上海厂家的旧设备买来加以重新利用。其后才采取直接派人去国外订购机器或自己仿造的办法。技术设备的扩散实际上就是生产能力的扩散。
再次，上海的资金往往扩散到江苏投办近代企业。以无锡为例，为无锡近代工业奠基的几大资本集团如荣氏、周氏、薛氏、杨氏、祝氏，其资本都是先在上海积聚，然后扩散到无锡的。在此情况下，苏商创办的现代企业从数量到规模迅速壮大，苏商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第三，优越的人文环境。
苏南地区自隋唐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后，就成了“灵秀钟毓，人文荟萃”之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文化：水乡、重农、崇文、重教、坚韧、柔美、秀丽、重商、开放、兼容。在此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苏商在从事工商业活动中，必然表现此种文化特征。张謇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张謇和荣氏兄弟都创办了职业学校，为他们的企业培养技术人才。特别到近代，留洋者也乏其人，如刘鸿生、陈光莆。有了对知识的重视才会有对新知识、新技术的追求。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苏商活动于上海一江苏之间，在与洋商的接触过程中，接受新知识、新观念，并形成新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商人总是教育他们的子孙通过科举考试来使他们的家庭脱离商人阶层”。近代苏商一反过去做官为商的做法，以兴办实业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指标。荣德生的儿子荣鸿任及孙子荣智明去美国留学时，荣德生再三叮嘱，要以学习真才实学为目标，学成归国致力于实业远比步人仕途更有利于国家社会。在这种人文背景下，苏商在兴办实业时，在言利的同时，追求实业救国、敢与外商竞争的价值取向。
第四，特殊的社会背景。
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形式成为人们猛烈抨击的对象。民间资本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迫切要求独立发展。清政府由于财政枯竭，无力包揽过多的企业创办，再加上民众对屈辱求和的愤怒抗议，都迫使它在经济政策上做出让步，鼓励商办企业。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工业、商业等奖励工商实业的章程和法令，如《公司律》规定了公司的组建、公司的性质以及公司的破产。到清末，由于政府的鼓励和促进，全国已形成了一个兴办工商实业的浪潮。在这滚滚的浪潮中，苏商认准了形势，抓住机遇，积极投身于这一浪潮中。
随着近代苏商创办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再加上靠近上海这个大的开放商埠，苏商的实力和资本迅速膨胀，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苏商力量的壮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表现了较强的政治认同。
以上对近代苏商的文化特征作了简略的归纳，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处于近代转型期的苏商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从经济方面看，它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文化方面而言，近代苏商文化特征既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有“海派”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的交融。在政治方面，近代苏商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逐渐摆脱了“在商言商”的束缚，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