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Su Na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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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以乡镇及县市集体经济为特征，通常是指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有一说法是包括苏中的扬州、南通以及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1]
它由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1]
费孝通在《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中写道：“在对苏南模式所作的研究里边，我把位于江北的南通划到了苏南经济区,让它和苏州、无锡、常州并称,道理就在于南通有和苏、锡、常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这几个地方乡镇工业的来历和发展机遇也类似。它们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工业。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实体,它有权在社员的劳动所得中积累一部分资金,用来兴办集体公有的工业,叫社队工业。到80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的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在改制过程中,乡和村的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这份集体经济,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苏、锡、常、通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是大体相同的,我称之为苏南模式。我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出发把地处长江北岸的南通划进‘苏南’的范围,从概念上说,我已把心目中的经济区域摆脱了一般的以江为界的地理区域。” [2]
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但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苏南地区农村毗邻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和市场，水陆交通便利。苏南地区的农民与这些大中城市的产业工人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苏南地区还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祥地。早在计划经济时期，苏南地区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和基础，为发展乡镇企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必要的资金。
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路径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苏南各地在集体副业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社队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队企业发展的明确支持，促使社队企业步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它们利用这一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抓住市场空隙，迅速壮大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大量技术工人节假日到苏州、无锡等地，给苏南带来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的辐射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当时的短缺经济，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扩张，对工业化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至1989年，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有学者把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看作是一种乡镇的“地方产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段时间，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建乡村养老院，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府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
1、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
2、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
3、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经验之一，充分发挥主导产业的集聚作用。比如，昆山市拥有1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12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其中千亿级集群IT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实现产值4918.76亿元，总量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58.8%，继续保持总量领先的优势。以通用设备制造和专用设备制造为首的六大装备制造产业较快增长，实现总产值1821亿元，比上年增长6.7%，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为21.8%，对规上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高达150.1%。再比如，常熟市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纺织服装“三大主导产业”产值185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50%。
经验之二，充分发挥骨干企业的引擎与支撑作用。比如，江阴全市工业百强企业全年完成产品销售收入3883.7亿元，实现利税392.7亿元，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8.0%和78.5%。其中1家企业集团开票销售超500亿元，4家企业集团开票销售超300亿元，3家企业集团开票销售超200亿元，还有8家企业集团开票销售超100亿元。
经验之三，培育新兴产业，做强县域经济基础。以张家港市为例，“十二五”以来，张家港实施重大产业项目157个，竣工投产40个，累计完成工业投资2029亿元，其中新兴产业投资1010亿元。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3%，5年提高21.5个百分点。目前，张家港市初步形成以LED、锂电池为主体的新能源，以智能装备、再制造为代表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新格局。同样，在一年时间内，常熟市的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分别提升3%和12%。
经验之四，持续提升创新能力，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比如，常熟市深度融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展省科技创新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被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高新区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常熟市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2.45%，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加至23.5件，高新技术企业达347家。目前，常熟市人才总量、高层次人才数量是2011年的1.8倍和两倍。这些软实力的状况，远远超过其他同类型的县市。再比如，张家港市“十二五”期间，全市创新创业载体面积突破160万平方米，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达33.3%。销售超亿元新兴产业科技型企业突破1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45家。
经验之五，注重借助资本市场的杠杆，推动企业跨越式发展。比如，2015年，张家港市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22家，累计33家。而昆山市2016年新增34家在境内外市场上市挂牌企业，3家企业成功登陆沪深两市交易所，其中1家企业为江苏省首家在主板上市的台资企业。同年，常熟市新增上市和新三板挂牌企业36家。目前，昆山全市累计83家企业境内外上市挂牌，其中9家企业A股上市，7家企业返台上市，两家企业登陆香港联交所，65家企业挂牌“新三板”。这些企业都通过资本市场加速融资，调动各方资源，助力企业发展。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
这样做的好处是：
1、乡镇企业可以从不多的社区积累中获取原始资本，并可以依靠“政府信用” 从银行取得贷款，还可以无偿或低成本占用社区内的土地资源，廉价使用社会区内的劳动力，从而带来创业成本的节约。
2、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誉，为企业取得计划外的原料，促进产品销售和处理商务纠纷，并帮助管理人员规避来自于财产转移和国家政策歧视方面的风险，这也是许多私营企业宁愿放弃部分财产控制权和收益权，争当集体企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3、政府组织资源，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大，可以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
4、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人们的产权意识、竞争观念比较淡薄，平均主义思想严重。此时兴办社区成员名义所有、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社会比较容易接受。
此外，政企关系不明、社区成员共担风险的特性，客观上也使社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敢于大规模举债，上一些技术含量高但风险大的项目，使苏南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组织规模化方面领先温州地区。但这种模式带来的长期结果是，集体资源实质上成为政府的资源，个人的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民营经济、基层企业家的力量得不到发展，市场活力长期受到压制。
在苏南，由乡村集体支配资源，它们同时也是财富积累的主体。而在温州，由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资源共享，但如何保证在资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资源，那就是少数人独享资源。
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有学者把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看作是一种乡镇的“地方产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段时间，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建乡村养老院，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府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
企业制度创新的动力一般有两种：一是“利益导向”，二是“危机导向”。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基本是出于危机导向，是迫于经济形势的要求。但由于政府利益的存在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制远不是一帆风顺。
1998年，随着我国进入买方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空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发生了本质变化，使在同一个空隙中生存的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苏南乡镇企业经历了第一次改制。当时的做法大多是把乡镇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仍然没有根本的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决策权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第一次改制并未达到建立起企业内部治理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或者说，产权清晰了，但集体控股的存在又造成了新的政企合一，使得许多县市在考虑进行必要的“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是政企分开，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以及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二次改制的实质是让市场内生的发展力量发挥作用。二次改制转移出来的乡镇企业的社会政策职能需要政府来承担。由此出现一种趋势，那就是苏南的经济路径将与温州模式的趋同。也就是说，事态的发展可能导致根本没有独立的“后苏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