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Government-supervised and Merchant-man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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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是指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管理。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洋务运动初期，封建顽固势力还很强大，引进机器和科技的新式企业遇到强大的阻力。际上是一种由商民私人集资，而洋务派官僚控制实权的特殊企业形式或经营模式，也是洋务派官僚举办民用工业最主要的一种形式。由于在办军事工业时洋务派已感经费困难，举步维艰，若再由官府大量投资举办民用工业，官府万万无此财力，于是不得不利用民间私人资本，而当时在民间也已形成了相当数额的买办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新式企业的兴办与成长，需要掌握实权的官员的保护和扶持。同时，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拿不出巨款直接投资，也只能由富商、买办或退职官员募集私人股本，兴办企业。因此便有一批民用企业在19世纪70至80年代间脱颖而出，迅速发展。从1859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共形成买办资本约四千万两以上。
官督商办的主要特点是由商人出资，政府进行扶植、控制。这种制度安排，也是政府与民间妥协的结果。商人投资者接受官督商办模式，主要是可以打破政府对某些行业的垄断，获得政策、税收方面的扶植，从而取得更多的利润。而政府接受官督商办模式，主要是可以吸引民问大量投资，使私人资本服务于国家“求富”、“求强”的政治、经济目标。
主要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最初是适应“求富”的目的，或为解决军用企业的资金和对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等的需要创办的。资金来自民间招募的商股，有时政府也预先垫款以做资本，但开办以后要陆续归还。企业的用人、行政和理财大权由洋务派委派的总办或督办掌握，一般商民无权过问。但企业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官款可以坐收“官利”。依靠官方的庇护，企业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专利等特权和优惠，如轮船招商局自创办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付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企业产品除一部分由清政府调拨或优先廉价购买外，大部分拿到市场销售，以盈利为目的。这些产品活跃了中国市场，一部分还达到了收回利权的目的，如开平的煤就曾成功地驱逐了天津市场上的洋煤。电报局对战时军事情报的传递发挥了作用。企业已基本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封建因素浓厚。组织机构类似衙门，设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职。营私舞弊严重，充溢官场积习。生产效率不高，官商矛盾尖锐。外资企业的竞争、外国银行的刁难造成巨大压力，清政府的勒索，主要是报效，窒息了企业发展的生机。80年代末以后，已很难招徕民间资金。90年代以后逐渐没落，有的被外国资本吞并，有的改为官商合办或官办，或改为完全商办，有的则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产。
由于这些企业的局限性也渐渐显露出来，加上充满衙门恶习和官场弊病，官商矛盾日益尖锐，以后渐为官商合办或商办所取代。
官督商办企业开始是在形式上摹仿西方国家股份公司的，所以在经营管理上也规定：“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企业资本由商筹集，企业经营由官给予好处，一个利用对方资金，一个利用对方权势。同时官府也给商股代表商总在企业中以领导地位，如此作为吸收民间资本和企业募取资金的手段，因当商总主持业务，商方掌握经营权时，容易获得商界支持，集股也比较容易。
官督商办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由于封建制度先天的不平等性，这些企业最终总是官权不断膨胀而商办成分日益减弱，从而使之逐渐变为官僚私产，在甲午战争前，这些企业中的官商矛盾一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的主要矛盾。因而从实质上看，晚清的官督商办制度总体上是封建势力对企业的控制多于扶植，它并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坦途，反而是对中国资本主义生机的一种扼制，从而也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丧失了其有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