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JIN Entrepreneurs）——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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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是“山西商人”的简称。晋商在尧舜时代开始出现，先秦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情景。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富可敌国，曾经一度垄断中国票号汇兑业，事实上，山西省在明清大部分时间都是最富裕的省份。
“晋商”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简称“晋”，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辞海》（缩印本）也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又说为“中国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另一方面是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国语·晋语》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可知晋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以（《管子·轻重甲》）的商贾阶层，且成为晋商社会的上层人物。
“晋商”——一山西商人这个社会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交易的发达，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正如明代文学家、史学家、万历进士谢肇（氵制）《五杂俎》所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和山西各地区商行实力、经营方向以及经营思想的不同，经营票号的多系平遥、祁县、太谷、介体商帮，经营商业的多为泽、潞、绛、太（平）、临等地商人。因此形成了以晋中渠、乔、王、曹等家族为代表的票号金融资本集团，以上党、晋南而又以绛、临、太为主的商业资本集团。在中国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强大阵营中，各树一帜，称为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而太平（今襄汾）的尉、王、刘、杨家族，又是晋南绛太临帮中，在全国商界和商战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左右局势的实力家族和财大势大的商界巨头。其中尉、王两家是与清王朝寿命相始终的仕商结合型大家族，刘、杨两家是清末民初与列强资本主义人侵搏争而兴起的民族资本家，他们都是年收入高达千万两（元）白银的巨商，为中国商行创造了巨额商业财富。
文化是人类从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见《辞海》缩印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晋商文化即是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品）交换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利润）和经营经验（精神财富），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作为晋文化整体组成部分的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日中为市”的原始时代，而它的雏形却奠基于晋国的始祖唐晋时代。唐叔虞受封唐候时，周成王用“诰命”方式规定他到唐地后要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这个“夏政”和“戎索”虽然是属于政治和经济政策范畴，但也为上层意识形态的晋唐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唐晋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晋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唐叔虞遵循周王室规定的施政方针，因地制宜，根据唐地地处夏墟，需要适当保留夏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和世俗习惯的实际情况；和唐地境内民族杂居，应当按照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来分配牧地的具体环境，实行一套新的方针和政策：即按照唐地地处夏人故墟的传统风尚和习俗，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而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按照境内和周边地区戎狄民族杂居，依照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晋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晋国实行的有别于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国两制”，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晋国在这一具有独特内涵施政纲领的影响哺育下，孕育出有别于其他齐鲁等封国文化内涵的晋唐文化。
所谓晋唐文化，是唐文化的继续和伸延，即叔虞所施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并传之后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在实践中所反映的思想文化体系。它对于以周礼为核心，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周、鲁、齐、燕文化来说，晋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这一文化特性，加上晋国历史上著名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欲速富，当畜五（牛字）”的经营经验；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方术，以及“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婪），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即成为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
晋商文化的历史价值
晋商文化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得“晋商”这一山西商人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商行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知识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在瞬息变幻、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探索中，排除历史上战争、灾难、强盗、变乱以及列强侵略等数不完的干扰和破坏，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终于跨入历史上明清时期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和称雄全国商业资本的辉煌时代，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而且执全国商业牛耳达三四百年，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我们仍以太平（今襄汾县之原汾城的旧县称）四大商业家族的发展轨迹，来审视晋商文化生命力的几个方面。
一、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是封建地桩加封建行店的土财主。雍乾时期，尉家家主尉佳瞄准江、淮、山、陕“民稍宽厚”的有利环境和两湖、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会，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新商号，扩大经营范围、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富庶地区，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视精神价值，对待店徒，平等宽厚，薄利厚薪，实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红。为安定号员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尉佳还按时到扬、苏等地亲自主持店号。雍正时延聘在扬州卖画度生的郑板桥为家塾教师，资助板桥应考科举，直至乾隆丙辰中第进士，并留下 “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石刻墨宝．至今传为佳话。此后尉家重视人才培养，延师办学，先后有尉泉、尉渊等20余人进入仕途，维持尉家至清末300 年左右的兴旺家业。
二、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宽蓄精神，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太平王家从清初王太来发家，到王协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癸卯科考中举人，随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是王家鼎盛时期。王协在乾隆南巡时，承办接驾差务，礼遇和珅，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排斥的夹缝中危襟独洁，容忍共处。还在两淮煮帐，捐输军饷，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从而跻身“官商”职位，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仅次于尉家的富商大家，名列乾嘉时期全国著名巨富。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盐务的企图，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王家七代都受过清朝皇帝的封爵，乾隆敕建的“五福亭”在北京西门外，上有乾隆亲笔题写《香山九老诗序》。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实利地方，亦兼容并蓄精神之在商界的体现。
三、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方面，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开始倾销洋货，国内洋货充斥；另一方面，国人大呼变法革新，民族工业步履艰难。尤其在晋南，因商行经营思想守旧，商品滞销，抵挡不住洋货渗入。如何振兴固有商业，利用商业积累资金，发展新型民族工业，制约洋货（洋务）泛滥，求民族工业之存在和发展，就成为商界有识之土的爱国行为。太平刘家的代表人物刘笃敬，知难而上，振臂而起。刘笃敬，字辑臣，号筱渠，光绪乙亥科举人，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至友。他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拥护维新变法，因屡试进土不第，由杨深秀推荐为刑部主事。庚子后，回山西结识巡抚胡聘之，继又赴日考察工商，立志回省振兴山西工商业，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任山西商会会长。笃敬利用乙亥举人声誉，山西商会会长职务，凭借刘家祖代在晋、陕、甘、豫开设的300多家商号和2万多亩地桩的资金和利润为后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商战思路，调整商战经营策略，一方面加强对刘家原有工商厂店的经营管理，积累资金，又大胆投资现代工业，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即太原电灯公司。并继发电厂之后，又办起矿业、纺织、盐业以及学校等实体，向洋商展开竞争，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居奇。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刘笃敬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接替了渠本翘的职务，担任荆棘丛生、步履艰难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后又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的重责。为抵制列强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渗透，发展山西现代民族工商业和交通事业，付出了极大资金、智慧和心血。尤为值得大书特书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刘笃敬任山西商会会长时，积极参与由祁县巨商、山西票号领袖渠本翘，山西大学庶务长刘懋堂等发起的争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福公司代表谈判中，据理力争，挫败英商，遂以白银250万两收回阳泉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矿业的阴谋。这一壮举显示了山西工商界与列强的竞争，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爱国反帝精神，光荣地载入我国近代史上。而刘笃敬的名字也以山西第一个办电人的光辉称号，载入桑梓史志，其机智锐敏，敢于求同存异，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制资本主义侵略的业绩，将永垂史册。
四、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历史进入清末民初，国事日非，外受列强侵略，内遭军阀割据，战祸兵贫，洋货泛滥，生产凋落，民生涂炭，工商破产，店号倒闭。恢复生产，安定社会，振兴工商业，既要解民生于倒悬，更要抵制外货之泛滥，即成为当时当务之急。据调查：二三十年代，晋南各地洋布、洋面、洋烟、洋煤油、洋火柴、洋丝线、洋纸张、洋咸盐以至洋画、洋书（新约全书）等洋货，几乎充斥市面，洋商、洋号，到处皆是。太平杨家在此时刻，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为己任，挺身而出。杨世堂是太平南赵人，其父、叔杨如锦、如玉、如芝在民初以长途贩运，以货易货，十年创业发家，在甘、青两省创设世字号——世诚祥、世家德、世诚和等商号。杨世堂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接管号务后，目睹洋商用廉价大量收购西北皮、毛、棉、麦以及金、银、鹿茸、麝香、红花等土产和贵重药材，获取大量利润。世堂决意挽回利权，抵制洋货，立志要和洋商竞争。便抽出资金，派出经营能手，在津、沪、宁派驻庄号，以电讯与兰州、西宁通市，并与洋行代办协议挂钩，由洋行将巨款存入世字号，再由世字号以行市价格收货订货，收购牛皮、羊皮、羊肠、棉花、金银和药材，打包运往天津、上海等地，每宗可赚三五万到十余万银元。如此既可减少洋商低价套购西北特产的损失，世字号由此也获得利润，成为西北商界巨魁。杨世堂兴盛后，又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他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金，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开设药铺、古城粮店，作为回旋门面。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以数万银开办新绛火柴厂，又以巨额资金投入新绛大益纺纱厂，建立起晋南第一家股份制现代组织企业。太平杨家以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经两代人十年奋斗，由以货易货的小商，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数十座和现代工业两个厂的巨富。据估计至少也有千万银元家产。
太平尉、王、刘、杨四大商业家族，在兴旺发展时期，都能重视精神价值、文化价值、荣誉价值，重视人才培养，敬业教育。尉家自乾隆时期受郑板桥的启发，开办私学，有21人进入仕途；王家七代28人当过清朝官员。他们是亦官亦商，以官护商，商官结合的商业家族。刘笃敬创办刘家私学，培养商号长徒。至解放前，仍培养大学生、留学生十余人，至今为祖国建设服务。杨世堂后代杨德铨是留美学生，任耀青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们之所以能在商业竞争中兴盛发展，是和他们重视培养人才分不开的。
太平四大商业家族，都有兴盛发达的光荣历史，也有其盛衰的文化积淀，除了历史的种种因素外，封建的落后的经营方式，不合时代发展节拍、违背时代潮流的商业性质，最终导致他们的失败及其自身的灭亡。然而，晋商文化的历史光彩，仍然焕发着创造力。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依然没有动摇，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在这方面，山西商人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自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
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 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明清晋商于清末民初衰败。那么，他们是如何衰败的呢？我们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其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 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州，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晋商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久经商战、意志顽强的商界劲旅。他们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 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谁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把争回矿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面对山西人民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绌，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陈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陈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毛氏墨守陈规，不肯稍事变通，不但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这样，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已成弩末，终于无法振作。
由上所述，我们已知明清晋商衰落之大体情况。如果我们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客观和自身、外在和内在因素作一探讨。笔者以为其客观和外在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如前述晋商垄断长达 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就由于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使山西商人蒙受损失，致恰克图贸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沙俄获得了自由贸易特权和免税特权，俄商得以深入到库伦、张家口一线，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先后在库伦等城市开办洋行，到光绪十六年（1890）俄商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已达 300万卢布，比签订《北京条约》前夕的21万卢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万磅。俄人波兹德涅耶夫说：“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1898年圣彼得版）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光绪三十三（1907），仅营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亏折银 200余万两。（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 3月13日奏折）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山西票号之利也多被外商银行所夺。江西巡抚李勉林说：“中国西商多于各省设立汇兑庄，无虑千百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为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中国资财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又如山东“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铁，大部来自山西泽州府，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1869年《海关贸易报告·烟台》）宣统时，外国烟草公司处处排挤华商。如英美烟草公司以包捐为名，在山西榆次、太谷等地“概不许售中国之烟”。（《天津商会档案选编》上116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甚至连山西会馆也遭到列强霸占。如天津估衣街的山西会馆，本为山西省官商侨居公议之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竟被张幼仙勾结日本人霸占。更可恶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使中国财政流失。如号称“金太谷”的山西太谷县，是山西票号商的巢穴之一，“咸同以还国运田蹙，谷人之牵牛服贾于俄蒙地者，损失大半”。（民国《太谷县志》）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一些商人吸食鸦片，致“因富而败，精神萎靡……商务凋敝，烟丹流行。全县为烟丹每年开支四百多万银元”。（《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台湾商务版）
其二，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明清政府由于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顽固、封闭、落后、腐朽的一面，特别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表现的淋漓尽致，《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出卖主权的条约．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以伸进了侵略中国的魔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是德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帝国主义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太平天国，都天京（南京）。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民反封建的秘密结社组织义和团，在山东举起了反帝斗争的大旗。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的一部分从山东转战直隶，与当地义和团群众汇合，成为一股农民革命的洪流。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反帝斗争非常恐慌，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他们在京、津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革命果实却落入了袁世凯手中，当时军阀混战，土匪纷起，社会不靖。在上述政府腐败、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山西商人接连遭受损失，清人徐继畲说：山西人“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县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徐继畲《松龛全集》奏疏卷下《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民国《太谷县志》卷四载：“商务自清季已形凋敝，改革以来，凡外设有分庄者因直接间接之损失或则缩小范围，或竟停止营业。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数年来各省兵祸相寻无已，在外经商因失业而赋闲者所在皆是，来源顿竭，生计困难。”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抚说：由于甲午之战、庚子之乱、日俄战争，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去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折）天成亨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被抢劫银两达 100多万两。民国《临晋县志》卷四载：“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者常万余……陕省金融事业，归临人掌握者居其泰半，……民国肇建，陕省乱机四伏，盗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贾因之裹足，临民之操奇计盈者生理日形颓败，率多归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发生内战，在俄国的山西商人落荒逃归，因此而损失银达数百万两。仅大德玉、大升五、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莫斯科的损失就达 140万两。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资本被没收。加之旧俄钞的贬值和废弃，又遭损失。如锦泰亨号就因此损失银24万两。 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蒙俄签订库伦通商协定，俄商取得无税自由贸易特权，山西商人在蒙经商遭到严重打击。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有资料记述山西商人之衰落说：“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放辛亥，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版）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明清山西商人从清季开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对商人的肆意压榨，则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对商人压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
一、课税繁重。一是税目繁多，除商税、关税外，清季到处设卡收取厘税，使商人倍受其苦。山西从光绪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设厘卡，每年厘金收入由九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商、票捐、盐价加斤等各类捐输每年增加银20万两，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35处，凡药、盐、皮、毛、烟、酒、煤、粮皆是厘金项目，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又达31万两。另一种是滥征、重征商税。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伦诺尔地方“违例滥征”，以致“商贩稀少”。（清档军机处录副，期成额、观音保《为筹办本税事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归化城监督福礼重征商税，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礼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任，将原由杀虎口征税货物，又在归化城重征，仅七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初六日就多征税银3200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四达、彰宝《查审归化城监督福礼收税一案》）光绪元年（1875），山西普源公商号，由广东采办药材、药酒，运销直隶，途经天津，被钞关重征，以致商人赔累，被迫改道青岛，由山东运销直隶。
二、捐输频仍。所谓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3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 110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巡幸五台，河东商人情殷报效银2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一百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十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窑”。山西巡抚伯麟说山西现已捐输一百四五十万，约可得银200万两。但伯麟的这种“勒限催交”，就连嘉庆帝也担心“因此激成事端”。《清仁宗实录》卷11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清仁宗实录》卷11，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土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奏折》。《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筹饷艰，解运难，山陕商人之资聚迪化州城，资财已经一空，但清政府仍不放过，以山陕商人在伊犁、喀什噶尔、古城等处皆设铺户为由，又令山陕商贾将上述地方商资兑充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不难看出，捐输之频，数额之大，已为山西商民之沉重负担。下面是部分山西商民捐输情况
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视商人为“可啖之物”，千方百计搜刮商人。如乾隆初河东盐政白起图，在任期间“或贿买引窝，或吓诈银两，或滥差扰累，或纵役需索，以致强荐长随，收受礼物”，对商人进行种种盘剥勒索，白自从到任后，不仅“商人所送礼物，无不全收”，且每遇商人登门，家人竟强索“门包银”，“家人门包，非八两、十两、十二两，肯不传奏”。（清档喀尔吉善《为奏闻事》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色任河东盐政后，即与河东运使吴运从、运城知县吴兆观“彼此串通”，在盐池搜刮盐商的银两。因河东池盐累累欠产，盐商纷纷告退，清政府又举报富户充商，富户皆视为畏途，达色乘机勒索。商人郭恩顺、郭丰泰、祁斯清为求告免充商，达色令出银4000两。后来郭等三家出银1040两，又买“玉达摩、玉鳖”二件贿达色，才得以免充。（清档四达、彰宝《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事》乾降三十三年一日二十九日）清末祁县渠兴周、平遥县尹二少，都是当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时，图谋其资产，金永爪牙于景福便诬指渠、尹有不法阴谋，将二户财产全部没收，金、于二人中饱私囊。以致“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成“牢不可破之风气”。（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
其四，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也逐渐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经营商路又是一次打击。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沙俄就准备着手建西伯利亚铁路，以适应向中国扩张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已修到贝加尔。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在彼得堡与俄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俄国建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该线通车。俄商利用海上运输和中东铁路运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过去长芦盐运销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粮食运销天津，皆靠河运。但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又走向了衰落。山西临县碛口镇，西临黄河，隔河是陕西，这里河面宽，水流缓，便于停船，从乾隆时始，山陕两地客商便在碛口经商，贸易十分繁盛，清末碛口有商号三百多家，有“拉不完的碛口”之说。但是后来由于近代公路交通的发展，这里的水路作用渐趋衰落，碛口的繁荣已成过去。由上可见，近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变了货物运输路线，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反思之一：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 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 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35.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船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到了20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故此，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反思之二：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苇获萧萧、渔歌晚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进而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飞地，尽管它只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但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却无疑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国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不仅是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乃至市政管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上海居民没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其结果，就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
开埠以后，上海人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上海人在这方面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促进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西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这以后，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如果说在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滩，金融势力还是呈现出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足鼎立之势的话，到20世纪20至30年代，已变为外国银行、钱庄和中国新式银行而无票号立足之地了。由此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禁锢失误之二。
反思之三：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形成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的宁波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后，以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很快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宁波商帮资本家因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欧风美雨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经商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其最大的特色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够抓住机遇，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
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宁波商帮预感到并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最繁盛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曾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此事虽未成功，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相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此话绝非虚语。
“沪地为宁商辅集之区”，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其及时更新、全力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从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刚；香港的娱乐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筑宋城，承办香港最大游乐场 ——荔园的邱德根；曾出任过香港贸易局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资举办应氏杯围棋邀请赛的台湾省宁波籍商人应昌期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
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铸起新一代晋商的辉煌呢？这才是研究晋商历史的真实所在。
营销营销，无论是营还是销，最终的目的还是利润。因此， 当我们太多地探讨营销的花哨和技巧的时候，最不应该忘记的就是营销的根本目的和诉求，那就是利润。
在商言商，晋商的营销是朴素的，也是最具效率最具利润召唤力的营销策略。商人唯利，晋商的营销战略核心就是薄利营销。
那么，薄利营销的核心和价值在于哪里呢？
第一，薄利营销是利润营销，以利润为核心。
薄利，看起来似乎利润不多，但是，如前所分析，薄利的经营行为从长远来看是利润的巨大累积，事实上，晋商就是依靠这种经年累月的薄利的积累才聚积了巨大的财富。
在薄利营销策略下，利润成为唯一的核心，也成为非常清晰的核心，在这种核心营销理念的指引下，产品设计、销售组织等均可以放开进行，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实现销售，这样，整个业务环节均处于相对放松的一种状态，或者可以称为相对和谐的状态，由此，业务环节得以有效配合，在薄利原则的指引下，无论是对厂家还是消费者，商号经营者都不会因刻意坚持利润底线而引起与对方的紧张僵持状态。
晋商在这方面的著名案例是，商号对供应商实行充分信任的政策，在价格上也不斤斤计较，但是，一旦供应商方面在质量或价格方面出现了欺诈行为，则从此断绝与该供应商的合作，而且是永不合作。在这个时候，商号其实图的就是自己的那一点利，而这点利对于商号来讲是通过自己经营过程中的附加值而体现出来的。
以自己的利润为核心进行的营销到头来会因为自己的理性坚持而获得长久的生意和价值，从而成为一种非常具有实际价值的营销策略。这就是薄利营销的利润营销意义所在。
第二，薄利营销是消费者营销，以消费者为指向。
所谓薄利，最终受惠的，其实还是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商的薄利营销是一种消费者营销，是以消费者为指向的营销策略。
以消费者为指向，根本意味是这个薄利营销是为消费者服务的，要让消费者得到根本上的实惠。
为什么商场一旦有打折销售，消费者总是趋之若骛，根本原因就在于，消费者是趋利的。如果商家能够真正地做到为消费者服务，让消费者感受到在某个商家就是能够获得真正的实惠，那消费者就会对这个商家形成消费上的忠诚。
晋商以薄利多销为核心的销售策略背后其实是薄利营销的战略在做指导，要让消费者获得更多的利益，商家就要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最终以薄利的面目出现。晋商为什么会在历史上获得巨大的成功，薄利对消费者的根本性的吸引是关键，无论是多么花哨的广告语或者促销活动，如果消费者得不到真正的实惠，消费者是永远不会成为商家的忠实顾客的，也就更谈不上商家的长远发展。
晋商经营数百年，其实，成功的核心因素靠的就是这种薄利的营销手段，例如前面提到的赊销和来回手等销售技巧都是在这种营销战略指导下的具体销售行为。
第三，薄利营销是一种战略营销，是真正的营销战略。
晋商以薄利营销的长期实践最终形成了对上游合作伙伴和下游消费者的长久的合作和吸引，从而实现了一种战略上的营销。
从企业发展和经营管理实践来看，营销战略是从整体上服务于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战略的，从整体策略上来看，真正有效地服务于企业整体发展的营销策略才是真正的营销战略。
晋商的薄利营销战略正是符合和推动晋商事业发展的有效的营销操作和实践，是一种真正的营销战略。
近年来，从西方传入的五花八门的营销理念和实践，似乎让人们觉得营销简直就成了一种神话般的东西，很多企业尤其是部分企业主，甚至把希望寄托在了某些或某个营销大师身上。
俗话说，万变不离其宗。企业的经营核心是利润，所有的营销工程，叫战略也好还是叫策划也罢，最终要落实到为利润服务上。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沉迷于营销教练或营销训练的企业家们，首先应该来看一看晋商的薄利营销策略，并由此领会一种以利润为核心的营销战略的建设和构造，或者，这种工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晋商作为一大商帮，其涉及的行业之广泛、地域之广阔，显然，也不可能是均衡和统一的利润的，所谓薄利，一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也有相当的变化。今天，我们的晋商后人或现代的中国企业家们，应该领会和把握晋商之薄利营销的真髓并将之有效地结合到自己的商业实践中去。这，才是我们研究和推广晋商之薄利营销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