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Confucian 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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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2. 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结合的“商”，即把“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品种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主体；
3. 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义之财不取；
4. 儒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说，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从广义说，是指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儒、道、墨、法、兵家之长的商人；
5. 儒商是指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有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6. 儒商分为古代儒商和现代儒商，现代儒商是把“内圣”和“外王”有机结合起来，把传统美德和由市场经济滋生的新的道德观念有机结合起来，尊重人的价值，实行人格化管理的商人；
7. 儒商是把儒家的价值理想与市场运行本身的法则相结合，并能遵循指导市场活动行为法则的商人；
8.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现代儒商应该是具有科技专长，同时又具有儒家价值理想的，即具有“士魂商才”的经营管理者；
9. 儒商就是以孔子倡导的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商业行为，并进行内部管理的商人或经营者；
10. 儒商是指有文化的、讲道德、善理财、会管理、创效益，并且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商人或企业家。现代儒商还具有现代意识、区域意识]、全球意识，还应该懂外语（最好是英语）和会使用电脑；
11. 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国家社稷理想的商人。
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精神几乎渗透到国家与国民的脊髓。无论国家治理天下，还是国民治学、理财、谋生，都被“儒”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着。“商”作为“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技巧或手段，在儒学精神出现的初期，二者之间就有了联姻与变异。早在秦代，秦始皇就焚书坑儒，使“儒”在形式上远离了政治和经济。现代人对儒商的提法已经抛开了古人之“儒”，而是一种狭义概念。这里的儒商，实际上就是“文化商人”的代称。
从我们的惯性思维来阅读“儒”与“商”，我们会看到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汇游离在我们的观念中。它们的价值趋向和审美层次都有着不可融合的成分。如果将二者结合，我们很难像糅合泥土一样将两种物质糅合在一起，而要通过某种特殊方式的化学反应将其凝结。这就需要时代这个特殊的背景来提供足够的催化剂和温度、湿度。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比重上的变化，中国的商业和文化在一夜之间挣脱了所有的桎梏与镣铐。原有的无规则商业游戏逐渐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儒”与“商”也获得了新的自由。“儒商”这个让人陌生的词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冒了出来。而且长势喜人。这是中国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产物。它的出现必将推动新的更加科学的市场经济形成。
一方面，由于商人对“儒”的匮乏，使得市场经济缺乏理论上的成熟。商人虽然有极其丰富的商业实践经验，但缺乏文化知识的辅助，很难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规范也就无法用准确的文字加以表述。而“纯儒”，虽有较好的驾驭文字能力，但缺乏实践，也很难形成能够具体指导实践的规范，只能是纸上谈兵。基于上述原因，市场经济要想走向规范化，并且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就必须由具有“两栖”功能的儒商来完成这一使命。
另一方面，“儒”也为“商”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就是文人之间约定俗成的品格或品质。这与商人间那种惟利是图的品行是格格不入的。在儒的这种精神的干预下，儒商的行为受到了严格的制约。同时，传统商业的道德规范和“无商不奸”的程式观念也对儒商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嬗变和胶合必然引发儒商新的思考，继而推动市场经济走向规范。
在生命运动中，其实人的生存享受只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灵魂的（或精神的），其实“为儒”的过程就是灵魂欲获得满足的过程，“为商”的过程就是肉体欲获得满足的过程。当然，肉体和灵魂也是辨证统一的，是矛盾的双方。比如肉体的疾病，就会导致精神的痛苦，精神的不悦也会导致肉体病情的加重。在“儒”和“商”之间，也有两者对立的时候，比如“儒”觉得“商”重利轻德，惟利是图，不会成就大气；而“商”却觉得“儒”酸文假醋，故弄玄虚，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实际操作。
人类在生存活动中，纯粹地对金钱的追求，将丧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人性的贪欲是与生俱来的，商业行为就是满足人类贪欲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成败，与其他赌博活动的成败是一样的，都能够刺激对物质贪欲的膨胀。这种膨胀和对物质的无止境贪欲，将使灵魂陷落到肮脏的污垢之中。一些人染上了赌博、淫欲，甚至吸毒的恶习，因为他们在获得足够的金钱之后，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刺激生命，获得足够的享受和娱乐。在没有“儒”文化的人生中，我们的确也很难找出一个更加适当的生命消费方式。而儒商则不同，物质的富足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生存保障，因为人不可能饿着肚子整天谈论高雅和文化。而更加彻底的追求则是让灵魂获得享受。在这种状态下，只有文化才能够清洗灵魂的污垢，使人变得高尚。
因此，人类生存的美好境界就是——儒商境界。这是人类在“肉体”和“灵魂”中最富足和完美的生存状态。
一方面，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现有儒商可谓天之骄子，他们占尽天时（改革开放政策）、地利（中国这块处女地）、人和（儒与商的完美结合），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累累硕果。同时也在理论规范、商业规则及社会关系、政治联姻等方面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在未来社会中，他们无论从战术、战略，还是从挖潜内部潜力等方面都将成为一种辉煌。从另一方面讲，这些儒商所具有的“儒”，是与政治联姻的基础，政治家们完全可以打着谈“儒”的幌子与儒商结成亲密的伙伴，为儒商提供政治保护。其次，儒商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观点，儒商则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政治协商等途径进行参政议政，所以说，现有儒商羽翼将更加丰满。
另一方面，过去的所谓“暴发户”们确实在中国私有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份额占有很大比重。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们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已经构成他们的雄厚实力，他们以一种强大的势力正在将中国的资本装入腰包。不过，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具有自知之明的，他们在十年前就已经感觉到了自身的弱点，那就是文化的缺陷，于是他们发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下一代，培养接班人，他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中国甚至外国的最好学校。
未来的社会，一部分“暴发户”们的资本最终将转移到受到良好教育的他们的后代手中。这将形成中国未来的拥有大量资本的新一代“儒商”。
由于儒商的特殊存在方式，他们对资本的使用更具有文化特点。同样是资本的消费，一般商人和儒商之间的消费观念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别。儒商的消费一般是在艺术层面，如建造园林、挽救文化遗产、收藏艺术珍品等等。而一般商人的消费则更具有挥霍性，如暴富后赌博、吸毒、淫欲等等。当然，这种消费观念只是相对而言。我并不否认没有文化的商人就对文化艺术没有兴趣，也许一部分没有文化的商人更渴望获得文化及艺术。同样，我也不否认儒商对非文化艺术会丧失兴趣，也许有一部分儒商还染有很多恶习。
总之，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随处看到文化大家族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那些璀璨的文化遗产包含着一代又一代儒商的勤劳和智慧。这是社会的财富，也是人类的财富。
从孔子时代的子贡、明清之际的晋商、徽商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崛起，以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
儒商文化提倡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经济发展， 它是一柄"双刃剑"，在约束儒商自身诚信经营、重义轻利的同时，也提高了儒商的信誉，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和风险，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和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弘扬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江总书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深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与儒家思想一脉相传，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而根植于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当代经济发展经验形成的儒商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互相印证，可以说是《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商业版本。我们要把提倡儒商文化与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有机结合起来，重铸道德长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推动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
其次，儒商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补充。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失灵的时候，它不能解决市场中的垄断、收入不公、并带有一定盲目性、滞后性等。而以行政审批为核心的政府调控又难以洗净"腐败之手"，这中间必须有道德的"良知" 来发挥公正的作用。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再加上长期的"斗争哲学"对传统道德的破坏，使得市场经济秩序极度为混乱，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成灾，到上市公司的集体造假，再到厦门远华走私、沈阳慕马的腐败大案等，无不在昭示着重振道德的"纲常"的必要。可以说，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是市场经济列车的铁轨，脱离了道德之轨，市场之车就会寸步难行。朱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我们提倡儒商文化可谓切中时弊，恰逢其时。
第三，儒商文化是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诸多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西方的诸多管理法则也往往体现了这种管理中的道德诉求和人文关怀。如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德国企业的质量第一观念、日本企业的团队意识等，与中国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谓殊途同归。孔孟之乡在改革开放以后涌现了一大批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展露头角的企业，就是这些企业的经营者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的营养，并根据企业实际进行创新的结果。如太阳纸业集团董事长李洪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的创新思想、山东矿山机械厂厂长马昭喜"两本（即人本、成本）管理"法则、鲁抗集团董事长章建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如意毛纺集团总经理邱亚夫"树立国际一流品牌、建国际一流企业"的坚定信念、心声集团董事长韩法轩"奉忠孝诚爱心，走人间真情路"的亲情管理理念等等，都深得儒家文化精髓而又独具特色，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和企业文化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发展，为孔孟之乡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用传统文化思想精华构建企业文化，用以指导企业的运作与发展，称之为当代儒商或新儒商文化。
当代儒商有以下特征：
第一，企业队伍靠文化知识结构而成，素质高，推行知识型管理，文化型经营。
企业重视对员工的文化素质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重视企业思想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具有本企业特点和个性：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以培养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把经营管理推向新的高度。
第二，以儒家传统思想精华为企业的生存、发展理念。企业领导人具有一切儒学修养和传统文化素质，勤奋、热情、善良、智慧、自尊、大度、心态平和、胸怀宽厚、举止文雅、注重礼仪、热爱生活，并善于结合实际把企业文化思想运用到企业的筹划运作，经营管理中去。坚持用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全体员工，规范企业行为，带领企业员工，探索新时期儒商文化特征，揭示新的儒商文化内涵，联系当今社会特点，通过企业行为传播儒商文化传统精华，为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第三，以仁爱思想构建和谐的企业环境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对内，提倡互相关爱，宽容谦让，建立上下左右的融洽团结的内部关系；对外以“仁为心、义为路”“和而不同”和平等、公平法则追求和谐的市场和宽松的环境。
第四，人无诚不立，企业无信不存，诚信是企业求生存、图发展的生命线。企业员工要把“言必行、信必果”作为座右铭，以信誉谋求企业的长远利益。一举一动都要体统讲究信用，信守诺言和遵法守纪。企业要坚持以“诚信为荣，失信为耻”的信条，并把它变成企业员工的自觉行动。
第五，以贤选人，以贤重用和对员工升职。
其标准：
第六，儒商风度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言思忠，疑思问，念思难，见得思义（《论语 季氏》）
这里提出的九思，说的是有文化有教养和素质高尚人的风范。
第七，讲究礼仪
子贡曰：“贫而无、富而不骄，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孔子的弟子子贡问老师：“贫穷不谄媚、富贵不骄傲的人如何？”“孔子回答说：”可以，但不如贫穷而乐观，富贵而好礼的人。”
孔子一生做人处世把礼放在重要位置，儒商继承儒家传统，更重利益，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应以礼仪为先。礼对规范人的行为，培养良好的人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礼仪的方式不同，古代行跪拜礼；汉朝迎宾行执帚礼；今天以握手礼为普通，但亦有诸多要求和禁忌，使用得当，方能发挥礼仪的最大作用。
企业领导人和员工都要精通社交礼仪，公关礼仪，公务礼仪和服务商务礼仪等。
（一）
儒商精神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所谓儒商也就是指作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气度、儒的道德规范，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为准则去从商、经商，在商业行为中渗透儒家所倡导和躬行的"仁、义、礼、智、信"。
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们对经济的认识水平受到了很大限制，社会观念往往轻商、贱商，商业的经济价值长时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这种情况甚至于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反投机倒把"的时代，当时虽然也有"工、农、兵、学、商"的排序，但"学"且地位低下，"商"就更不足论，同中国传统商人居"四民"之末的地位相比并没有多大改观。"商品的流通环节并不增加社会财富"，"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几乎成为对商人和商业的评定。在这种背景下，从商、经商实则如同犯下原罪，商人也要以为社会所尊崇的儒家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来规范要求自己，或是将"贾而儒行"、"以儒术饬商事"作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儒商就应运而生。
儒商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比较难于正面回答，应根据儒商定义的宽狭来加以大致推断。若文人加商人亦即有文化的商人即为儒商，那么，自有商人起就有儒商，春秋战国之范蠡、白圭、汉之桑弘羊均为儒商代表。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盖因儒与商真正"合流"当可大大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创造出灿烂的商业文明，形成一种比较稳固的、为社会所公认的商德，应而儒商作为群体的出现不会太早，当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为儒商大量出现为宜，而明代中叶徽商这一个商人集团的崛起应视为儒商真正出现。他们有明确的以儒家道德观念经商的主张，也有"以儒商饬商事"的实践，认为"良贾何负闳儒"，以亦儒亦商为尚，在商业实践中，把诚实守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礼、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商德，做人经商并重，以做人的追求来经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体现做人的原则。这使得徽商集团普遍具备了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进步的商德，在很多徽商身上，体现了很强的道德修养，其道德自觉和自律在我国商业文明开始之初就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的水平，实在是因为它根植于儒家的沃土之上，是一种 纯粹本土化的文明。
（二）
流传久远的儒家思想二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影响国人的思维至深至远，形成了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把儒商精神与儒家教义相对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儒商精神的内涵。《论语》有云："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儒家并不"罕言利"，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讲"义""利"之辩，要区分什么是合于"义"的"利"，什么是不符合"义"的"利"，前者的求利是属于"取之有道"，后者的求利则是"小人喻于利"的那种求利，为君子所不取。这就直接引发了儒家的另一种理论，即"不苛取"，而且是"一毫一厘不苛取"，要"取之有道"，而且，儒家学说给"苛取"和"不苛取 "有很严肃的道德判断，"苛取"是小人，而"不苛取"应该就算得上是"儒商"了。从本质上来说，儒商精神反对的是一种为富不仁，强调的是利以义取。从儒的 "穷"和"达"的主张来说，援儒入商、即真正的儒商还需要有益于社会，"穷则独善"、"达则兼济"，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种乐善好施的精神，就是在不"穷"不"达"的情况下，援儒入商也需要有一种"利他"的精神，最起码也要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这么说，儒商从事的本应是纯功利性质的商业，但始终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让经商行为始终带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这是典型的儒商经商理念，是儒商精神对世界商业文明的一个独特贡献。所以，援儒入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中的实践，是一种贾而好儒。
我们从儒家的经典教义和我们传统的商业道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传统商德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传统的商业理念是"和气生财"；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商业道德都强调能站在顾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强调在顾客得到完美服务的同时得到商业利益。儒家讲义利之辩，进步的商业道德也强调商人的利益不能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强调不能因谋求私利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认为只为个人利欲不择手段谋取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种利欲熏心、恶性膨胀。经典儒家教义强调人之为人必须"言必信，行必果"，而诚实守信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项基本商业道德。儒家的义，从本质上来讲，是"宜 "，就是说要做应该做的事、做符合社会公义的事情，比方说扶危济困、互助、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等，这些都是人对社会所应尽的义务。儒家学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总是将人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中，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道德的力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从来不谈什么自然人，要求一个人在实现私利时不损害公利，不损害他人利益。现在的商业理念也是如此，强调合作，强调不损人利己。儒家思想强调"过犹不及"、"中庸之道"，传统的商业道德则强调不谋取暴利，不搞掠夺式的经营，注重商业生态，讲究商人之间、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协调发展。儒商实际上奉行的是商业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维系商业秩序。儒商在商而品位超过商，在从事本应是纯功利的商业行为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儒商精神。
因而，儒商精神应该包括恪守信用、诚信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等商业道德，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是尽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涤一味求利的商人习气。或曰：商人经商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利润，而且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提倡儒商的精神不就牺牲了商业效率了吗？事实上，这里有一个追求商人个体利益或是局部利益最大化还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但放在社会大系统中，商人个体不顾公德、不择手段的求利，乃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恰是商业生态恶化的罪魁。"效率"似乎是有了，但就社会而言，公平却被抛在了一边，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所谓"效率"对社会而言毋宁是一种灾难。儒商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强调了公平原则，而且，这种公平不是来自于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商人的道德自觉。儒家经典有"性善"和"性恶" 之辩，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要在商业经营中保持一种"性善"，使诚、信、义等等人性中的美的东西转化成优秀的商业品格、转化成为商人的自觉行为，而不仅仅要靠制度和法律约束。儒商精神实质上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在商业行为中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从宏观上看，提倡儒商精神，可大大降低整个社会管理系统的运作成本。就拿商人本身来说，经常性地陷入投诉、商业纠纷的旋涡中，对商业活动来说也是不利的。我们可以坚信，我们的社会随着儒商队伍的发展壮大，商业秩序必将得到最根本的改善。
或曰，儒商精神，既如前所述，其实就是提倡一种自律而非他律，用道德自律去抵制几乎是人的本能的利欲，在实践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其实，这正是儒商精神的精华所在，古往今来出现的大批商德崇高、业绩不凡的儒商证明了儒和商是可以兼于一身的。儒和法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重自律和重他律两种不同的理论，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提倡道德伦理、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来匡扶人心、匡正社会，当然这些伦理道德一旦被固定下来也有一定的强制性，如后世的"理学"和"礼法"就是如此。法家则是用严刑峻法来规范人的行为。儒家强调道德自觉是导之于前，法家的严刑峻法则是导之于后，所以儒家学说从本质上来说是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让人追求一种精神自觉。儒家学说从来都是只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人伦人伦，其实就是人际之间的关系。把人际之间的关系调整好了，那么，社会的发展才能和谐、稳定。如今，社会步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精神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商业生态文明和义与利、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儒商精神是儒商所共有的进步商德，是他们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交换本质的独特认识，是受儒家思想浸浊的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是对世界商业文化的独特贡献。
（三）
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是经济的反映，而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什么样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也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健康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儒商精神从它诞生和日益明确起，就对规范商业行为起着积极作用，这说明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虽然我们的商业文明没有达到西方那样一种发达程度，但我们的商业文化精神却丝毫不落后于西方那些发达国家。如今，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要使我们的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提倡儒商精神，必须提倡进步的商德，否则，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得到健康有序、持续稳定的发展。
纯粹的儒商不是简单的商人加文人，与时下取得了一些商业利润就以学问作装点门面的媚俗行为更是毫不相干。儒商关键不在于学问有多高深，学养有多深厚，而在于对儒家伦理道德实践程度。有些商人尽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在本质上却有向善之念，对儒商思想有一种如佛家所言的天然的"慧根"，在商业行为中自然地坚持"不苛取"、坚持取之有道、善于处理好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以获利为唯一目的和终极目的，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儒商，而且是有"君子儒"风采的儒商。
商业行为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一则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激发了商品生产，带来了社会繁荣。但另一方面，商人的趋利又有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自发倾向。儒商精神既能纠商人唯利是图之偏，这就使得这种精神在整个商品社会都会起到历久弥新的重要作用。荣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的荣德生曾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整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亦则虽有王明阳，亦何补哉？"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首先，荣德生先生作为一代儒商，他有这样一种意识：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时要做一名有道德的高尚的人，两者必须统一于商业行为之中，否则就会"一味唯利是图"，只能是"小人在位"。其次，既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又要做一名高尚的人，实现的途径是向"古之圣贤"和儒家思想汲取营养，要"明德"、"明诚"，"整心修身"，实事求是，而不能见利忘义，这样，"吾辈办事业"才"庶几有成"。这正如明代大思想家王明阳在《大学问》中所指出的："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只要他们在商业行为中能"致良知"，能恪守儒家教义就行。
儒家精神还有哪些内涵？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历史上被奉为儒商的代表人物的行状进行了解。超越个人功利的儒商代表有春秋时的范蠡和计然，战国时的弦高；以卓越的文化水平提升了经营之道的有白圭，他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作为经商之道可谓是深得市场要领；把经商致富作为一种"致太平"的途径的有清初思想家唐甄，他在《潜书·考功》中说："为治者不以富民为，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欲马首指南者也"。他们都是经商从商而不以一己之利，而是从商但以富民强国、安定社会为己任，都是在经商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
儒商精神有益于世用。一般商人都非经济方面的理论家，他们在从商方面的宗旨和理念，都是建立在某种文化底蕴基础上的意识和潜意识的产物，儒家思想有益于世用，在于它既崇高又平凡，寻常商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去实践，这样一种优秀的本土文化能为我们的商人提倡精神源泉。有一位深黯儒商精神的银行家曾说："古人日常道德之训，永远是真。盖道德非他，乃维持团体合作的必要条件。忠，诚，廉，让四字，余觉其特与商业团体有关。"如今，伴随着社会转型，我们遇到的是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商业领域欺诈之风日盛，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盛行，前几年的清理"三角债"几成运动，信用缺失如今成为一种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打假"更是一本难念的经，在商业行为中，损人利己，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现象严重，这些，都反映的是一种从商者的素质。我们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个面临重建的问题。当然，加强法制建设，是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应该两个文明一起抓，要努力提升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发掘儒商精神，并把它作为一种现代精神来提倡和弘扬，不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世纪之交，我们的地球上贫富悬殊越来越烈，有钱又有权的人如果没有文化担当，没有一种为人类进步的责任感，地球就不会有和平与发?quot;。可以说，在商人中提倡儒家精神是使商人逐步有"文化担当"的伟大事业，是提一种进步的商德的客观要求。我们强调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强调要通过对儒商精神的弘扬，来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服务，其目的和意义正在于此。
儒商精神将成为全球华商的一面旗帜。儒家文化是影响了中国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于本土的优秀商业文化。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全球华商有同一种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商文化和儒家精神。社会实践业已证明，儒家文化已经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也使得世界华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商精神作为一种进步商德，在商战重于兵战的今天，将对经济秩序的稳定，经济繁荣和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儒学对我国以及东亚的许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 它对我们的管理思想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论述儒商与西方商人在管理思想上的差异, 及其各自的利弊来论证儒学并非作古之物,它还是具有现代价值的一面。
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 人类的管理思想也有两种主要类型: 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 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 从20 世纪初泰勒开始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 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 它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东方文化特色, 并曾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80 年代以来, 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 使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 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商人的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 “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 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 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 功应居首, 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 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内在考察了日本商人的管理的成功之处后, 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的管理思想, “我们一旦理解了它, 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 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欠缺什么东西”。因此, 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儒家管理思想, 进行中西两大类型商人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 正成为当今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热点”。
那么什么是儒商? 简单说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结合, 但对这一比较流行的提法, 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下面列举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1、儒商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
2、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结合的“商”, 即把“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品德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主体。
3、儒商是指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有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根据以上的不同说法本文认为, 儒商就是把儒家的价值理想与市场运行本身的法则相结合, 并能遵循指导市场活动行为法则的商人。而西方商人本文是指与东方相对的一个概念, 主要指欧美各国的商人。
虽然“儒商”定义尚存争论, 但现实生活中的儒商作为世界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其蓬勃发展之势却预示了儒商未来发展前景光明。当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也说明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也有着自己的价值。那么下面就来论述两者的区别。
一、管理基点的差别
在管理中首先要涉及到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人和物。人与物的关系是管理的基点, 管理的实质也就是要实现人与物的最佳组合, 从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效益。因此, 如何来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可以说是经营管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有两种基本思路: 一种是以人为本, 通过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 一种是以物为基础, 用物来规范和激励人, 使人与物达到有机结合, 创造出经济效益。
儒家管理遵循的是前一种思路, 即以人为本, 把人当作经营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 并通过对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 创造出优化的经营业绩。在管理上, 儒商崇尚的是“贤主劳于求贤, 逸于治事”的用人思想, “圣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挥思想, “人君崇明不贵察”的控制思想等等,此皆以人为本, 以人为中心。如日立公司的经营信条是“事业即人”, 丰田的口号是“既要造车, 也要造人”, 松下主张“造物之前先造人”。人本管理思想来源于“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核心。
与儒商不同的是西方的管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有重物不重人的倾向。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 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机械人”、“经济人”, 这表现在管理中首先是根据既有的物质条件, 形成一整套规范制度, 把人和物都纳入这大套规范化的制度中进行组合, 人在实际上是被当作了一种与物同样的因素, 是物及其制度的配套物。正如美国学者卡尔·佩格尔斯所说: “在西方世界, 雇员基本上是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 跟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一样。”在这种管理模式中, 人实际上被物化, 是作为整个物质机器的一个部件而存在着, 而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会思想、有情感的能动主体。马克思也曾经说过: “劳动者只是当作单纯的生产资料, 以食物给予他们, 就像煤炭添入蒸汽炉, 以油脂注入机器一样。”这种管理模式忽视对人的情感、精神需求的重视。
当然, 现代的西方管理也强调人才的作用。但是, 这与儒商以人为本为出发点的管理观念有着重大区别。儒商强调以人为本是认识和尊重人, 是把人作为主体来对待。而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是把人当作一种资本、一种生产要素, 还是逃不了人是经营活动中的一部机器。
但是, 西方商人这种以物为基础的管理思路以及以制度为本的物质化管理方式, 也有其优越性的一面, 主要表现在管理有较好的统一性、稳定性、不会因一时一地个别人员的变化而影响整个管理系统的运行, 其不足在于对人的主体地位认识不够, 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就限制了效益的创造。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能更好、更大程度地发挥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比目标更高的效益; 其不足之处在于管理有不少不确定性、随意性, 也就很容易造成个别人的变化而影响到整个的企业的正常运行, 导致效益明显下降。
二、管理手段的差别
在运用哪一些手段与方式来实现管理目标的问题上,儒商与西方商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西方商人在管理中运用的基本手段与方式就是理性化的利益机制, 即“以理性的契约来确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通过利益上的奖与惩来激励和约束员工的行为, 使其驱向管理目标。”与此不同, 儒商在运用理性的利益机制的同时, 也特别注重情感激励、思想发动和精神动员的作用, 把伦理与人情作为激励和约束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 甚至把利益机制也打上伦理的色彩。
运用儒家的重人、重信、重义、重情的精神对员工进行管理, 督促其实现管理目标, 是儒商管理手段的特点。儒商的管理思想认为要时刻考虑如何能使员工由你让他们干好转化为他们心甘情愿的自己干好, 使他们在厂同在家里一样, 把厂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虽然说制度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 但还必须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而中国的儒家管理以“求善”、“求治”为目标, 恰恰非常强调心理的作用, 依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来调动和团结全体群众, 达到管理的目标。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多种管理方式, 但以人道、仁义和群体力中心, 以心理情感为纽带, 以情理渗透为原则的“德治”方式和“内圣外王之”的儒家管理思想则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应该说, 儒商这种把利益与伦理、理性与情感等机制结合起来进行管理的方式是一种更合乎人性, 也更为有效的方式。它更能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当然它也包含着一种过分夸大伦理精神的作用。西方商人的理性化利益机制管理方式的优点在于比较规范,容易操作, 见效快, 这也符合西方人的性情。但是它过于简单化, 难以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要, 对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也是有限的。
三、管理组织方式的差别
儒商的企业管理组织方式是家族式的。把“齐家”的原理扩展到各种管理组织的行为中, 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为经纬, 从纵横两个方面把血缘关系与管理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所谓“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以移于君; 事兄悌, 故顺可以移于长; 居家理, 故治可以移于君”, 说明这种伦理关系在各种管理行为之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机制的功能。
某个企业的模式类似于一个家族, 企业的最高执行官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长, 其余职员由最高执行官选择任命。日本工运评论家森田实这样描述日本企业的内部关系: “企业主好比父亲, 工会好比母亲, 企业中层负责人类似小舅子, 劳动者则似挣钱的儿子。日本企业不断向职工灌输以企业为家”的思想, 再加上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 企业与职工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当然任命也有其一定的规则, “贤主劳于求贤, 而逸于治事”是用人的总则; “治平尚德行, 有事赏功能”是因时用人的原则; “智者取其谋, 愚者取其力, 勇者取其威, 怯者取其慎”是因人任事的原则。这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长认可德才兼备的人来各司职务一样。要这种管理模式能使职工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庭, 就会使员工与企业同甘共苦, 努力使厂家一体。另外, 儒商的管理思想也认识到要真正使员工爱岗敬业, 以企业为家, 就要尽企业之所能, 为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 鼓励员工学习, 要制订出一系列的鼓励员工学习的政策等等, 真正关心职工。
总结一下家族式的管理方式的优势在于: 一是凝聚力比较强, 整个企业上下能够形成统一意志, 员工有较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能尽职尽力地为企业而奋斗; 二是当家长是一位优秀的人才时, 其管理效率较高, 能更有效地进行调度, 更灵活地去适应市场的变化。其局限性在于: 一是对高层管理人才, 特别是主要管理人才的选拔带有一定的封闭性, 不能做到完全开放地从社会上选取最优秀的人才来进行经营; 二是对“家长”即企业首席管理者依赖过重, 制度不够完善, 因而当“家长”不称职时, 企业就会陷入难于摆脱的困境。”
西方商人的管理组织方式则基本上是采取契约制和科层制。企业的最高管理者都是聘用来的。企业管理采取分工明确, 分层负责, 各司其职, 按绩付酬。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是在利益相互依存相互认可的基础上, 用契约关系来加以维持的。因此, 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以利益关系为转移的不稳定关系。企业不景气时, 靠大肆裁减员工来减轻工资支出。员工找到很好的工作单位或薪水更好的职位就会跳槽。过于严密的分工, 使得当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容易造成不同方面和层次的断裂, 整体运行受阻。对调动整个组织来适应市场的突变也常不如家长式的企业来得更为灵活。而且管理技术的复杂化造成了片面追求管理的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 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 以致成为被美国人称为对“象牙之塔中的分析和理财手段的迷信”。总之, 这种管理组织方式的特点就是组织制度和结构是理性化的、容易操作的。但是人员的构成是不稳定的, 员工与企业本质是相互外在和分离的。
比较了儒商与西方商人的管理思路、手段以及组织方式, 不难发现儒商强调的是以内制外, 而西方商人则惯用以外制内。比较中可以证明儒学虽是古人之物, 其还是具有现代性的一面。
日、韩等东亚各国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和对这些国家社会和文化影响极深的儒商文化不能说没有关系。儒商是智力资源的载体, 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 儒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正是儒商才能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 把义和利、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 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 付之于行动。儒商的出现是对“官商”的否定, 也是对“奸商”的鞭笞,也是对俗商(一个单纯地以收入产出来计算的商人) 的抛弃。根据古今中外儒商成功的经验, 结合时代特征, 我们概括出6 条儒商治商理念: “君子受财, 取之有道”的金钱观; “善抓机遇, 科学决策”的经营观; “突破现状, 推陈出新”的发展观; “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 “以人为本, 协调人际”的管理观; “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
总之“儒商思想”就是体现在东方式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 它用以弥补“西商思想”中的工具理性和分析性思维的不足。“儒者”的“儒家文化”与“商人”的讲求实效、精打细算相辅相成, 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业文化, 并运用于工商业实践, 是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 注定将大行其道。让我们更多的儒家商人成为商海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