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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体育领域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应用性、综合性学科。它是由体育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交叉而形成的边缘学科。随着世界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体育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体育越来越依赖经济投入，体育也推动经济增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日益凸现其重要性，体育领域涌现出大量的经济问题，这一切都呼唤体育经济学的产生，并为体育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基础条件。
目前，从国内到国外，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各式各样，差别较大。根据学科本身的界定和内在规律，结合国内外体育经济的发展状况，借鉴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体育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拟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体育经济学本论总论：
体育与体育经济学分论：
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体育经济，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包括经济对体育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以及体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二是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而这应是体育经济学更主要的研究对象。作为一门交叉或边缘学科，体育经济学既具有经济科学的属性，属于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又具有体育科学的属性，属于体育社会学科群。体育经济学的主要经济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
体育经济学理论是科学理论还是实用理论?科学理论是对经验世界的解释，其目的在于认识和探索事物本身，其价值在于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如哲学、数学等，它们常常意味着一种所谓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精神。它的一般结构可表述为：在大量事实基础上提出创设，按客观事物的实际联系和相互转化关系，把相应的概念、判断、推理组成一个严格而自为的逻辑体系。而实用理论则把视线直接投向实践，它探讨有关如何把认识的规律转化为实践操作的问题，并且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种种规范与建议，带有极强的价值与目的色彩，因此，具有实用理论形态的学科常被称为规范性学科，如计算机学科、系统工程学科等。它的结构则可以表述为：提出某种希望达到的目的，对各种指向、目的的选择手段予以论证，得出在既定环境中某种合适的手段，然后建议如何将这一合适手段去兑现目的。
从上述科学理论与实用理论的特征不难看出，体育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它似乎更应该成为一门实用性理论，事实真是如此吗?正如我们在对体育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讨中所提到的，体育经济学也承担着挖掘体育经济规律，为体育经济学的发展寻求“原驱动力”的重任，所以它必然包含着大量的理论“解释”成分在内，这使它与一般的实用性理论之间有了明显的分歧。比如，体育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效率”，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效率”的活动的理论解释，从而可能需要用许多关于“效率”的学科概念与解释，如经济科学理论、数学理论等。离开了这些学科的支撑，体育经济学只能对实际体育经济现象作出事实上的描述，对经济工作给出“处方式”的指导，但不能达到理论阐述的层面。但这些学科与体育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又不是直接的演绎关系，体育经济学中的理论命题可以追溯到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数学等方面，但它也不是这些学科的原有命题，而是将这些学科有关的解释重新诠释后运用到体育经济活动中，是一种“解释的重新解释”。因此，体育经济学研究中具有超越单纯对其它学科理论建设应用的科学研究的成分，也因而并非单纯的实用理论。
就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体育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似乎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体育事业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体育经济现象和实践活动。翻阅体育经济学的教材，不难在“研究对象”的论述处发现这一点，也容易从整本书中读出这一研究对象的定位。将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定位于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及实践活动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从体育经济学整个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位则略显过低。首先，这种以解决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实践问题为目的的对象定位，往往会产生一种导向：为解决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实践问题，人们不断从其它学科引入各种技术、方法，体育经济研究也只能在技术操作层次循环运作而不能得以有更高层次的突破，体育经济学只能成为其它学科的附属而不能形成其根本的“原驱动力”，它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其次，与其说经济是一门学问，不如说它更是一门艺术，而这一“艺术”的主体是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人”。对体育经济而言，人们参加体育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向与需求，不同于他们参加其它社会活动时的感受。因此，挖掘体育活动中人的行为与需求的变化规律，也是体育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将研究对象付诸于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实践活动，则无形中弱化甚至忽视了这一方面的内容。最后，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弄清分析哪些事物，更重要的是要界定这些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是什么。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决不仅仅在于预算好一场大型的体育赛事，更重要的是要抽取和提炼出体育运动中的固有的经济规律和特点。正如力学以物体间力的作用规律、分子化学以分子间相互结合的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样，体育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应在于更高抽象水平上的体育经济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这一研究对象着眼点的转移，并非将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实践活动排除在体育经济学研究之外，而是强调研究对象理论与实践的一体性和完备性。唯有确立并包含了理论与实践的层次分明、内容独特的研究对象，结束目前在这一问题上认识的混乱，体育经济学才能真正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判断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量度就是研究方法，遗憾的是，体育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形成依赖于体育经济的、独立于其它学科研究之外的研究方法。当前教科书中所罗列的诸如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及博弈论的应用等方法，无一不是由其它学科研究中产生的。姑且不论这些方法是否适应于体育经济这块土壤，但就这种全部移植而言，也往往容易使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丧失其自主性，而消失在其他学科之中，失去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体育经济研究要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一定要建立起自我的独特方法体系。诚然，“没有独立的方法，也并不妨碍一门学科成为真正的学科”，但问题是：作为人类社会特殊活动的体育，有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特别是运动训练、竞赛、群众体育活动、体育产业等都与其他社会活动迥然不同，也必然有基于它们运行规律的特有方法。对体育经济学来说，这样的方法还太少，方法体系直到目前也没有凸显出来，在本文中，我们提出立足体育视角，以经济科学方法体系与体育科学方法体系有机融合为特色的体育经济学方法体系的构建新思路。
理论体系构建的完善程度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学科发展所必须的“反省的论证”过程。理论体系的形成大致可以简约地概括为活动一经验的概括(常识、格言、谚语)一常识的集合(体系化)一理论(反省的论证)。任何一个研究过体育经济学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体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整体上正在努力实现从经验概括到尝试体系化的跨越，超前的研究也许HI]HI]涉及到某些意义上的理论反省，大量的研究只能是经验的概括甚至是直接将研究目光落在体育经济实践活动上，而对体育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则少之又少，从学科学的角度对体育经济学展开的学科特性探讨更是无人问津。这固然与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较短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体育经济研究主动性的缺失。研究者专注于对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方法、原理的吸纳与引进，而对体育经济学自身认知体系、方法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则明显不足。我们提出了体育经济学的三维学科体系，即基于体育科学认识体系的，以体育科学认识体系与经济科学认识体系有机交叉的新认知体系。
对体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了初步尝试，但这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就理论体系而言，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颇显稚嫩，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体育经济问题的研究吸引了大批体育科研工作者，部分人也凭借自己卓有成效的研究，逐渐取得了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成为学科的著名专家。但即使这些专家本人也不敢妄称自己是体育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还没有哪一位专家能如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提出“相对论”、皮亚杰在心理学上提出“发生认知论”、杜威在教育学界提出“民主主义教育”那样，在体育经济研究领域提出开创性的、意义重大的、得到公认的观点和方法，因此也就难以称得上这一门学科的代表性人物；就代表性著作而言，虽然目前冠以“体育经济学”之名的教材和著作时有出版，但多是对国内外经济方法的移植或是操作层面上的探讨，鲜有立意新颖、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出现，从中选出代表著作则会更加牵强；至于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则更显滞后：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中，并没有设立“体育经济学”分会，也没有设专类，只是作为体育社会学的一个部分；而一些分散的体育经济研究学术组织活动较少，没有形成大的气候。虽然在《体育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开设了“体育经济”的专栏，但体育经济学至今没能拥有自己的学术期刊。
由于西方国家体育经济起步比较早，对体育经济学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最早见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文献中。欧美国家的学者从6o年代以来就发表了许多有关体育经济问题的论文，提出了体育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在这些国家对体育经济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与体育社会学结合在一起的，而日本对体育经济问题的研究则多与体育经营管理学相结合。在西方，大量学者就体育经济的某些具体方面、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如电视转播的经济学问题、利益最大化的俱乐部的研究、体育运动场馆的融资方式、体育赛事的拉动效应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体育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发展。同时，体育经济学的专著日益涌现，如2000年克瑞斯·格雷顿(Chris Grattion)和彼特·泰勒(Peter Tayter)合著的《体育和娱乐经济学》，2003年加拿大学者洛克别(Duane W．Rockerbie)编写的《职业体育经济学》等。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学者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如美国学者埃尔菲·米克(Alfie Meek)提出了国内体育生产总值(GDSP)的概念，并以此估算美国体育产业的经济重要性。还有不少研究机构，如英国的亨利研究中心(Henley Center)，也进行了本国体育经济重要性的评估，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统计指标体系。在西方一些国家，体育经济问题的研究人员数量超过了其他体育科研人员人数的总和。
中国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当时，中国高等体育院校的一些学者从中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开始关注和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中的经济问题。1984年在福建泉州召开的体育哲学社会科学论文报告会上，宣读了二十多篇有关体育经济学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创建体育经济学的倡议。此后，中国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和体育理论界先后多次召开理论研讨会和论文报告会，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倡导和推动作用。
在体育运动实践的推动和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之下，中国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首先，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自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张岩等编著的该学科的第一本专著《体育经济学》，中国已出版了10多部体育经济学的专著。以《体育科学》等为代表的刊物发表了众多的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已发表的体育经济学方面的论文有近万篇。固其次，研究的内容逐步拓宽，挖深，已从80年代主要研究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和体育经济问题转变为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育产业、体育无形资产、奥运经济、职业体育等等内容，对国外体育经济的研究显著增加，体育经济学的体系不断完善，理论更加成熟。第二，体育经济学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从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上进行了调整，突出了体育经济学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末体育经济学已列入许多体育学院的教学计划，规定为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199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已将体育经济学列为体育科学所述的12个二级学科之一。目前，中国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体育经济学与经济学整体联系不断增强。
但是，中国的体育经济学研究还存在种种问题：首先，从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来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有“三多三少”：教材多，专著少；规范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经常重复对某些宏观和中观问题的规范研究，而鲜有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微观问题的实证研究，只能是形成体育学术泡沫，最终耽误体育经济学的前途。
其次，研究所需的基础设施薄弱，制约了体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典型的如体育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不完善和体育经济统计数据资料的匮乏，已成为体育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瓶颈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