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Scientifi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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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学理论，是对某种经验现象或事实的科学界说和系统解释。它是由一系列特定的概念、原理（命题）以及对这些概念、原理（命题）的严密论证组成的知识体系[1]。
经验现象：经验现象是实证的，我们可以感觉到它或通过观测、计量等获得有关它的信息并向他人证明，这些信息也能被其他观察者所证实。经验现象不含有个人的价值判断。
经验现象具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它可以开拓理论。观察结果产生了解释这些事实的需要，即建立理论的需要。第二，有助于对现存理论重新予以系统阐述、扩展和澄清。当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与现存理论的解释不完全一致时，就必须正视这种差异[2]。
解释：社会科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单纯地考察某一时刻发生了什么事件，而在于构筑一个反映人们社会行为的总体框架或模型，以此来分析和解释表层现象——这才是科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换言之，理论虽然包含着对事实的描述（是什么），但它主要地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解释事实。而且这种解释是对个别的、特殊的事件所做的一般的、概括的总结性论述，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一般性的定理、规则来认识个别事物 。例如，经济学运用供求定理来解释物价的变动。
作为对经验现象或事实的系统解释，理论表现为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原理或基本命题，是系统化的观点体系[3]。例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就包含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重要概念，并据此构建起了一个模拟需要变化的动态模型，较完整、系统地解释了人们在某些需要得到满足后却仍然感到不满意这样一个普遍现象，从而具备了科学理论的基本形态。
注意，在评价理论时要避免使用“规律”、“真理”等词汇。规律乃至真理意味着某种确知的、毫无疑问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它们可能是令人窒息的词汇。将一个结果“接受”为或者不可能或者必然，就是否定那个结果会不同于我们认为的已有认识的可能性[2]。一位美国幽默作家和哲学家的话反映了这种观念的实质：“使我们陷入困境的并不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正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2]。可以说，在真理面前任何科学理论都是试探性的、暂时的、猜测性的，都是而且永远是试探性的假说或真理的近似（波普尔）[4]。
1、抽象性
所有科学理论都具有抽象性（只是抽象程度不同而已），是对经验事实的简化和（或）概括。这是因为任何事实或现象都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由于研究手段和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经验事实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都加以考察，因此在分析事实时必须对事实进行必要的简化，借助于理性思维中抽象与想象的力量，排除事实中那些（在理论家看来）无关紧要的因素，提取研究对象的重要特征，即筛选出问题的关键变量从而使事实易于分析，并以纯粹的形态（观念上的纯净体[3]，如理论模型）呈现出来。这决定了理论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思想构造，是一种并非现实而又合乎规律的东西，它既离开了现实又不偏离现实（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又高于经验[3]）。它为描述经验现象或事实提供清晰的表达手段[5]。林毅夫认为：“理论的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重要的、一般的、简单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6]。
例如，马克斯·韦伯曾区分了三种权力类型：合理-合法型权力，传统型权力和特殊威信的权力。但考察历史上或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行政管理组织，并没有一种权力的具体执行方式严格符合以上权力的特点，换言之，以上三种权力类型从不曾以纯粹的形态存在于现实之中。实际上，上述权力类型是从历史与现实中经抽象而提炼出的“思想构图”，是一种理想类型。它们不是描述性概念，不对应于某个具体的经验实体，也不是规范性的概念，不具有伦理学含义[3]。韦伯所强调的理想类型也并非目的，而是一种认识手段，即比较、衡量与所观察到的现实之差距的工具[7]。
再如，卢因（Kurt Lewin）于20世纪40年代初第一个提出了“组织变革过程模型”。他认为，任何组织的变革都要经过“解冻-变革-再解冻”三个阶段。这一模型比较简单和抽象，但它描述了组织变革过程的整体轮廓，有着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相比之下，科特提出的组织变革模型“建立危机意识-组建强有力的指导团队-创建愿景-与成员就愿景进行广泛沟通-授权他人按愿景行事-规划短期目标，创建短期成果-巩固成果并深化变革-把新方法制度化”则更接近于管理实际，具有一定的操作性。类似的模型还有唐纳利等开发的组织变革模型。后两种模型（以及其它组织变革模型）是在卢因模型基础上进行诠释、细化、完善与发展而形成的[8]。
理论的三个层次 根据理论的抽象-具体程度，可以将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9]。相对而言，宏观理论（或一般性理论）往往以广泛的经验现象为对象,提供一种高度概括的、一般性的解释框架。换言之，宏观理论一般不用于直接解释具体的经验现象，或直接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的指导或具体的技术，而是更多地作为研究者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一种理论视角或理论背景。例如，包括诸如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的人假设等在内的人性理论，为人性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这一事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解释。这一理论在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影响，为这些学科领域中关于个体的行为分析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它不单单是为解释管理领域的现象而被发现和存在的，而且人性理论或其中的某个人性假设也不能为管理激励提供具体的技术支持。
用于解释具体的经验现象或直接用于指导具体问题的解决的是微观理论。在最简单、最为典型的意义上，一个陈述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就是一个微观理论。例如，“良好的工作环境导致较高的生产率”“高满意度导致较高的生产率”。
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中观理论。它基于宏观理论并以某一类现象或某一方面的现象为研究对象，提供一种相对具体的分析框架。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就以人性理论为基础通过引入需要层次分析模型，较具体地解释了个体行为的多样化现象和个体行为的决定。双因素理论则在马斯洛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解释了个体行为的持续性问题。从需要层次理论到双因素理论以及其他代表性激励理论，是一个理论的抽象色彩逐步减弱、具体色彩逐渐增强的演化过程。
分工理论、古典管理理论、组织设计的分工原理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典型的层次关系。分工理论具有一般性，适用于解释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广泛学科领域的现象。古典管理理论则将分工理论引入到组织任务管理（作业管理）、行政管理等领域，是分工理论的具体化。基于古典管理理论以及后来的其他管理理论，组织设计的分工理论逐步成熟，形成职位分析与评价的完整技术体系。
2、逻辑性与系统性
科学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系统性特征。科学理论不是诸多概念与原理的简单堆砌，也非各种互不相关的论据和论点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它建立在明确的概念、恰当的判断、正确的推理与严密的逻辑证明基础之上[10]。
由于科学理论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简化即一定的前提假设之上，因此，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特定的边界或有效范围。换言之，科学理论只有当各种特定条件得到满足时，它才是有效的[2]。由此，为了使一个理论可以应用于某种给定情况，给定情况的环境应合理地近似于理论的前提假设。当一个特定的理论不适合某种特定情况时，并不意味着理论失去了效力，它只表明这个理论不能应用于那种情况。条件的改变可以使理论成为不适合的。这意味着理论并不能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简单的、“魔术般”的答案或解决方法[2]。同时，这也意味着对理论的唯一检验是它的内在逻辑[2]。
科学理论的结构由三个要素组成：概念；联系这些概念的判断即基本原理；由这些概念和原理推演出来的逻辑结论，即各种具体的特殊规律和预见[10]。其中，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或命题构成了理论的核心元素。尽管理论有大有小，有粗有精，但堪称理论的，一定包含着这两个核心元素。它们通常也是识别某一理论的主要判别标准[11]。
概念表现为名词、术语，并包涵着对事物内涵与外延的规定。概念具有抽象性特征，是人们在对经验事实获得丰富而充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经反复抽象思维而形成的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逻辑形式[12]，是经验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重构。它纯粹是思辨性的、逻辑形态的[2]。
建立概念是理论建构必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环节。概念作为对经验事实的规定，是建立前提假设的一种形式 。如泰勒将管理定义为“确切地知道你要别人干什么，并使他用最好的方法去干”。法约尔认为，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织（家庭、企业或政府）都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由五项要素组成，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西蒙则认为“管理即制定决策”[13]。以上学者都建立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分野即始于对管理概念的不同认识。
作为对经验事实的严格界定，概念为科学理论提供了具有特定含义的、通约性的术语或语言，构成了理论构建的话语基础与逻辑基础。可以说，概念是理论的语言。概念内涵与外延清楚，对于理论构建以及科学交流是极其重要的（科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那样广泛包容、伸缩自如，它讲究专业精致、细密深入、严谨明确和条理清楚[11]）。
一个科学理论所使用的概念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甚至若干个概念群。这些概念按着固有的隶属关系、包含关系、并列关系、联结关系等，形成一个有序的概念网络或概念体系[1]，并构成理论论述体系的关节点。理论论述体系就是在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化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12]。在这个意义上讲，理论就是概念的展开。刘永佶教授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所使用的概念主要地分为四大类型[11]：
1)核心概念，它是对研究对象总体矛盾的一般性本质的规定，是构成科学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剩余价值。
2)主体概念，它们是对研究对象总体矛盾各主要方面、层次、部分的规定。它们围绕核心概念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并与核心概念一起共同确立起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剩余价值理论的主体概念包括资本、雇佣劳动、劳动力、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生产两部类、利润、产业资本、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商业利润、信贷资本、利息、土地所有权、地租等。
3)前导性概念，是作为核心概念的逻辑前导的概念，较抽象的核心概念更为抽象，反映了较研究对象层次更高的经验事实的一般本质的规定。剩余价值理论的前导性概念包括商品、价值、货币等。
4)辅助性概念，它们实质上是将各主体概念所规定的矛盾作为一个系统而对这一系统的方面、层次、部分的规定。如资本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资本循环包括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与商品资本循环。
《资本论》就是以剩余价值概念作为论述体系的概念核心，通过判断和推理使概念逐次具体化，在抽象概念向具体概念的运动中一步步地展开本质的规定以说明具体现象的。在《<资本论>逻辑论纲》中，刘永佶教授对《资本论》中的概念运动及其论述体系做了深入而精辟的分析和解说。任何管理学理论也有着各自的概念体系，只是没有如此复杂、庞大而已。
另外，概念具有积累性特征[12]，是可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进一步完善和改造的。
以概念为基础，对事实或现象进行分类和分析，概括或假设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即为原理。原理是对经验事实基本关系的反映，是一种表现为科学判断的思维形式。原理一般用全称肯定判断来陈述。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如“需求向下倾斜规律”。（在这里我们是将原理与定律等量齐观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对它们进行区分[10]。在科学理论中，以原理命名的知识单元通常着重于表达经验事实过程的条件，反映的是特定条件下的规律。如在化学中“勒夏忒平衡转移原理”是指“物体在平衡状态时，如果所处的压力、温度或体积发生变化，则平衡就要向着削弱这种变化的方向移动”。这里的“如果…则…”就是指条件。定律当然也有其起作用的条件，然而以定律命名的知识单元则着重强调过程的必然性。例如光的“折射定律”表明“光在经过两个介质的平滑界面上发生折射时，其入射角的正弦同折射角的正弦之比必定为常数”。由于定律强调的是普遍必然性，因而大多采用“都”、“任何”、“总”之类的词汇。一些定律直接采用“任何…都…”的形式来描述） 与概念一样，在科学理论中原理也有基本原理与衍生原理的区分。相互关联的原理和观念构成一个系统，由此可以形成一个理论体系的框架[14]。
在科学理论中，常常用图和（或）方程来解释事实和现象，预测各种变量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虽然这些模型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似乎是不现实的，但对研究一个事实或现象的运作方式是十分有用的。在经济学中经济模型通常是由几个函数关系、对其中一个或几个函数的约束条件，和一个或几个均衡条件所组成（如供给和需求分析图）。一般情况下，经济模型可用来说明一个经济学原理，解释一种经济现象，或预测某些变化的经济意义。管理学理论也经常用模型来概括理论或直观地演示理论的大致框架，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卢因、科特等提出的组织变革模型，等等。
科学理论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并具有指导实践的内在倾向性。
研究就是寻求解释，即对事件、现象、关系和原因作出解释[2]。作为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科学理论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向我们提供关于事实的界说和解释，引导我们取得对事实的认识。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有助于我们对科学家或理论家社会角色的认识。既然科学理论的基本功能是解释经验事实，这决定了科学家或理论家们的基本职责或首要职责是认识世界，扩展对经验事实的认识，通过理论创新不断增进理论解释能力。张维迎教授认为经济学家的使命是认识世界而非改造世界，这是很有见地的。理论不彻底，改造世界的建议就会出问题。
具体而言，理论是通过如下环节引导我们获得对事物或现象的认识的：
1、科学理论为审视或界定问题提供了可选择的背景知识。例如，巨人集团为什么倒下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借助组织生命周期理论、企业能力理论以及企业金融理论等进行分析。如果我们对这些理论茫然无知，就难以有效地确定从哪些角度展开分析。从这个角度讲，相互交织的理论系统为我们分析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武器”储备。
2、科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将问题概念化或解构化。问题往往是复杂的，科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引导我们明确问题的来源，确定问题的变量，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可选择的分析问题的技术性方法。例如，学习了管理学理论后，只要一提到管理这个概念，你就会将它与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联系起来，你会将管理视为一个有序的过程。
3、科学理论有助于我们思想过程具有准确性。数据可能表现了变量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理论有助于区分因果关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清晰的和正确的思考。
4、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确切的交流手段。它为我们提供了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和一般化关系（如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率直接相关）。
总之，科学理论作为用来解释事实或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为我们认识事实提供了表达清晰、语义准确的话语体系、认识角度、分析框架与路径以及系统化的认识成果。
1、理解科学理论所指向的科学问题
问题就是疑难、矛盾。当出现已有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或已有理论的预测不符合观测的事实时，就出现了有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对已有理论进行修改或重建新的理论框架。因此，问题构成了科学发现的起点。科学问题的价值在于导向发现新知，科学问题越是能指向背景知识的薄弱方面，越能抓住背景知识与经验事实的冲突，其科学价值或理论价值就越大。
爱因斯坦甚至认为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每项科学进步的真正开端。可以说，一门学科在某个时期提出的问题越多，这门学科就越有活力；一个学者越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他的科学创造力就越旺盛。如果没有问题，科学就停滞不前了[15]。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基于特定的问题而构建起来的。因此，学习理论首先要去探究理论所指向的问题，并进一步地去分析问题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被发现的以及怎样作为一个科学问题而提出的——这不仅有助于理解理论，而且也有助于培养“问题意识”，培养发现问题以及科学地提出问题（汪丁丁教授曾分析了正确提问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16]）的能力。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课堂学习是不够的。要深刻体味问题由直觉中的问题上升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并以确切的、合理的方式提出的过程，需要直接去研读原著或者阅读有关的学术史论著。
2、理解科学理论中的基本假设
一般来说，科学理论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都有明确的定义，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理论往往产生于独特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假设可能是隐含的[12]。因此，在理论学习中必须去探究科学理论所隐含的基本假设条件。这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理论所指向的问题，深入理解理论，分析面向同一问题的若干不同理论（由于对问题的限定和抽象不同，对同一问题可以发展出若干不同理论来进行解释）之间的分野，正确评价理论在学术发展中的位置，而且有助于在应用科学理论时把握分寸[17]。例如，在战略理论中波特竞争战略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所隐含的假设就大相径庭。波特竞争战略理论是以新古典企业理论的两个隐含假设——企业是同质的，企业能力是无限的——为基础的[18]。基于这一假设，该理论将竞争分析的注意力重点放在企业外部环境上，认为行业吸引力是企业盈利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结构分析是企业制定竞争战略的主要依据，因此这一竞争战略理论本质上是以市场结构为中心的竞争理论。而企业能力理论则摒弃了上述与现实相背离的基本理论假设，认为企业间能力是相异的，企业能力具有稀却性。因此，这一理论强调通过培养企业内部能力和各种能力的综合运用来获得竞争优势。在应用层面，前者适用于短期战略分析，而后者则适用于长期战略分析。
3、理解科学理论所使用的基本方法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遵循着一定的具有普适性的逻辑方法而构建起来的，基本的逻辑方法主要包括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类比与想象、抽象与理想化、观察与实验、归纳与演绎等等，而且每一种方法在理论的构建中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例如，设立前提假设（即对问题的范围进行限定和抽象）就是构建理论模型的一个基本环节。
当然，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还使用着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研究方法。例如F•W•泰勒在其研究过程中就使用了时间-动作研究的技术，虽然他不是最早运用这一方法的人[19]，但他最早将这一技术系统化了。这一研究方法为工作测量过程奠定了基础，成为工业研究的常规技术，同时这一技术也为F·W·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成为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对“人际关系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霍桑实验则采用另外一套研究方法。霍桑实验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即⑴室内试验研究，⑵访问研究，⑶观察研究。其中，访问研究的后期阶段采用了一种谈话式的或非指导性的方式，访谈不事先规定内容，访谈者表现出一种坦率的、让人感到关怀的、愿意倾听意见的态度，工人可任意发表意见，而且访谈时间大大延长 。这种访谈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称为“深度访谈（Depth-interview）”[20]，属于一种“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21]。
考察具体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科学理论意欲解决的问题与科学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原理或命题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将学习理论的过程视为一种学习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的过程。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方法，我们不妨也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其他科学理论。在理论学习中习得和积累研究方法，是我们提高研究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当然，并非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是完善、有效的。例如，菲德勒利用“最难共事者问卷”来测量管理者的个性特征或管理风格就存在着缺陷，管理学家对霍桑实验的试验程序、现象分析以及结论的导出也一直存在着争议[22]。类似的情况还很多。
4、理解概念，把握概念体系
鉴于概念及概念体系在科学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准确、完整地理解概念，准确、完整地把握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作业和试卷中，学生在描述理论时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不能熟练、规范地使用专业术语、存在概念性的错误、叙述缺乏逻辑性。我们必须竭力避免出现这类问题，尤其是概念性错误之类的“硬伤”。
5、尝试对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对相近的理论进行分析比较，是理论学习的深化，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理论学习。分析的要点可以是指向的问题、前提假设、基本概念、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等等。这是培养理论思维能力的一种途径，而且还有可能引致问题的发现。
6、写作训练
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获得某些启示，甚至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把它们写出来。有效的写作过程能促使我们阐明、提炼自己的思想，按逻辑顺序进行整理，并以他人能够领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过程2。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我们应该逐步培养并养成较高的学术写作或理论写作的能力。表达的精确性、准确性（即能熟练地使用专业语言）和分析的准确性是学术写作的基本要求。
有效的写作训练还能促使我们去细致地理解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论点，从而促使我们去广泛地阅读资料、掌握文献或信息的获得途径，并开拓我们的理论视野，提高我们模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写作训练中，我们还应该逐步养成规范地处理引文（如通过脚注或尾注列出参考文献）的习惯。
建立科学理论体系有多种方法，其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公理化方法、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是几种常用的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将科学研究已经获得的结果(概念、原理、规律等)，按照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加以系统化，从而构造一个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方法。例如，经典电磁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是：第一步从感性现象(如雷电、摩擦生电、磁石吸铁等)中，抽象出若干概念和定律，如电荷、电势、电场、电流、磁场、磁通量，如库仑定律、欧姆定律、法拉第定律、比奥·沙伐尔定律、安培定律；第二步寻找概念和定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如麦克斯韦引入“位移电流”新概念并建立了一组微分方程，揭示了电荷、电流、电场、磁场之间的关系；第三步揭示光、电、磁现象本质的统一，使认识达到“思维中的具体”。
从电磁学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看，构成逻辑起点的概念开始是比较简单、抽象和贫乏的，随着逻辑的展开，概念的规定越来越复杂、具体和丰富，最后把事物的各种联系在思维中完整地复制出来，即把事物作为整体在思维中再现出来，达到思维中的具体。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就是科学理论体系的构造过程。“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
它启迪人们，应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构造科学理论体系时，需要遵循下述方法论原则：
第—，上升起点的简单性。即构成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或初始“细胞’’应是简单的抽象规定，如电磁学中的电荷、电势等。它是最简单、最原始、最抽象的独立要素，但它并不是主观随意确定的、空洞的抽象，而是反映对象共有的一般属性和关系，是真实的东西，从而蕴含着发育为最复杂、最高级、最具体的完整“机体”的一切胚芽。第二，上升过程的层次性。即上升过程的内在逻辑机制按序展开。从起点开始，思维程序应从简单内容到复杂内容，从较低层次上升到较高层次，从抽象规定推演到具体结果，依次展开，不能跳过中间环节和相邻层次。每上升一步，初始“细胞”便以扬弃的形式包含在上升的结果中，而结果又包含着进一步上升的机制，直至理论体系的建立。第三，上升结果的具体性。它不是对“感性具体”的简单复归，而是把它当作一个“精神的具体”在思维中完整地复制出来，这种具体是客观现实内容和主观思维形式的统一。因此这种上升过程不能局限在纯思维领域凭借逻辑演绎来推导和证明上升的结果，还需“不断接触现实”，补充实际例证，并用科学事实来验证每一步上升结果的真理性。这就是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仅仅是一个演绎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综合过程，这是科学的上升法不同于纯粹演绎法的地方。
用公理化方法构建科学理论体系是该方法在科学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之一，它是从尽可能少的基本概念、公理、公设出发，运用演绎推理规则，推导出一系列的命题和定理，并依次排列建立整个理论体系的方法。
公理化方法发端于数学b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是古典公理化体系的第一个样本。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以23个定义、5条公理和5条公设为出发点，依次推出467个数学命题，将古代关于几何学的知识系统化为一个逻辑上完美、严密的体系o这对科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方法相继为其他科学领域所运用。例如，阿基米德用7条公设，演绎出15条定理，建立了静力学理论体系。牛顿用公理演绎法建立了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对此爱因斯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我们推祟古代希腊是西方科学的摇篮。在那里，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个逻辑体系的奇迹，这个逻辑体系如此精密地一步一步推进，以致它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绝对不容置疑的——我这里说的就是欧几里得几何。推理的这种可赞叹的胜利，使人类智慧获得了为取得以后的成功所必需的信心。”然而正如前章所讨论的，公理化方法与不完全性原理有不解之缘，它虽然在构造科学理论体系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
在科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程序和公理一演绎的逻辑程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是按照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向运动的。思维、逻辑归根结底是对自然历史过程的反映，无论是自然本身的发展过程还是人对自然认识的发展过程都是按照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向运动的。因此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必然的，即“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换言之，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同时也应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如果说“抽象一具体”上升法只规定了在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中完整地再现具体的现实对象，那末，“逻辑一历史统一法”则更进一步规定了复制具体的逻辑程序应反映现实对象的历史过程。这样，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就为构造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更加切实的方法论手段。
所谓历史，是指客观事物的客观发展过程，也可推广为人类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所谓逻辑，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概括反映，亦即历史的东西在理性思维中的再现。所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指历史的东西是第一性的，是逻辑的客观基础；逻辑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是对历史的理论概括。历史的东西决定逻辑的东西，逻辑的东西是由历史的东西派生出来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表现：
第一，自然界具体的、个别事物的演化与“类”的演化趋势相一致。这生动地体现在生物的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相互关系的过程中。以人类为例，系统发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仅从猿类进化到人类就经历了上千万年，人的胚胎发育过程只需“十月怀胎”，便可“一朝分娩”，但它却以“浓缩”的形式再现了系统发育漫长的历程。这在生物学上叫“重演律”，个体发育过程既是生物进化的历史结果，又表现了生物群体演化的逻辑次序。又如，地壳演化的总体趋势是从基性到酸性(即SiQ含量逐步增加)，而在这当中每一个岩浆演化序列同样表现出这种趋势。
第二，个别人的认识发展同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相一致。人类的认识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如从结绳计数到抽象出包罗万象的。儿童学数也是借助手指而后建立数的概念的。
第三，科学概念的发展与人类思想史、科学发展史相一致。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一个概念、范畴的体系，它们都是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总结，因而概念的历史发展的顺序同科学逻辑结构的发展顺序是基本一致的。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想了解某一门学科的发展史时，不妨到大学里去看一看该专业的教学计划便可窥一斑。
但需指出的是，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不是等同的，逻辑的东西反映历史的东西不是机械的、简单的照相或复制，而是在思维中“修正过”的历史的东西，即对事实材料和过程进行了理性的加工，即透过偶然抓必然、撇开次要抓主要、剔除假象抓真象、舍弃偏离、曲折和倒退抓住基本方向、趋势和线索，把客观事物化繁为简，把历史过程裁弯取直，从而在纯粹形态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使历史规律以简单的形式、严密的逻辑，鲜明而突出的再现在思维中。上述情形正如思格斯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种修正过的逻辑的东西，是对历史的本质更深刻的反映。
运用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方法建立科学理论体系大体有如下两种方式：
(1)按逻辑发展程序和自然本身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原则建立理论体系。一般说来，经验性较强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是采用这种方法建立的。例如，化学的理论体系是从简单的元素开始，然后从元素到化合物，从无机化合物到有机化合物，从小分子到大分子等，这里逻辑展开程序和自然历史过程是一致的。
(2)按逻辑发展程序和人类认识自然历史过程相一致的原则建立理论体系。一般说来，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如数学和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采用这种方法来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