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种群(Organizational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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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种群是由在特定边界内具有共同形态的全部组织所构成，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系统中组织种群是现实存在的。人类生态学把种群看作是通过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成员的集合体。在这个意义上，组织类似于集体适应环境的社群，其所有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组织的成败结果。社会学家认为，组织种群并非指组织成员的集合体，而是相对同质的一类组织的集合体(Hannan和Freeman，1977)。组织种群并不是自然界中不可改变的客观实体，而是为便于研究所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可以根据研究所关注的不同问题而改变。
组织种群可以通过区分不同的组织形态(organizational form)来辨别。组织形态可以被理解为组织进行投入产出转换活动中正式的组织结构、组织的活动方式以及所执行的标准或规范等方面。具体地，组织形态是指那些可能被环境所选择或淘汰的组织的技术、结构、产品、目标和人员等的形态(理查德L.达夫特,2003)。
在明确组织形态之后，就可以给出准确的组织种群定义以确定研究系统或对象。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系统通常从地理范围、政治界线、市场或产品等方面得到定义。在给定的系统中，组织种群是由在特定边界内具有共同形态的全部组织所构成，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系统中组织种群是现实存在的(Hannan和Freman，1977)。
西方组织种群的理论研究集中在人口统计过程(demographic processes)和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es)两个方面(Baum和Amburgey，2002)。
人口统计过程主要研究组织年龄对组织失败的影响，还包括研究组织规模组织变革对组织失败的影响。在组织年龄的相关研究中，Stinchcombe(1965)所提出的“新责任”(1iablflity of newness)的观点至今仍然为学术界广泛引用。他认为在资源被利用到极限的情况下，年轻的组织不得不学习新的社会规则，创建新的组织惯例。由于缺少社会认同和交易关系，它们具有较高的失败率。随着组织年龄的增长，组织表现出较高的可靠性和较强的承担责任能力，因而年长的组织失败率较低(Hannan和Freman，l984)。相关的研究还表明，组织年龄依赖(age dependence)会以多种方式同时运行在单个组织种群当中，其年龄依赖作用的结果也取决于组织所采取的技术策略(Henderson，1999)。
学者们在研究中还发现，组织规模对其失败率也会产生影响。小组织倾向于较高的失败率是源于一系列小责任Oiablilities of smallness)，包括增加资本、招募和培训劳动力、支付较高的利率和遵从制度成本等问题(Aldric和Auster，l986)。随着规模的增长，组织愈来愈重视增强自身的预测能力、控制能力以及正规化，从而显示出较高的可靠性和承担责任能力，其结果降低了组织失败的可能性。大多数组织变革的研究内容集中在组织结构变革对组织有利还是有害，即变革的效果方面(Amburgey，Kelly和Barnett，1993)。
Hannan和Freeman(1984)提出的结构惯性理论(structural intertia theory)是对组织变革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补充。结构惯性理论注重组织变革过程，它与传统的组织变革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研究的重点不是变革前后组织特性昕表现的结果差异，而是组织内部惯例与外部交易关系的脱节问题。结构惯性的定义与环境变化有关。正如Hannan和Freman(1984)昕言：“组织重组的速度远远慢十环境条件变化的速度，改变组织的核心特质很可能有损于组织绩效，进而增加组织失败的风险。”组织惯性会随着组织年龄及其规模的变化而改变。年长的组织具有更加正规的结构、标准化的惯例、制度化的权利分配、信任和承诺，因而具有较强的结构惯性。
组织种群理论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过程研究。生态过程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个部分，一个是生态位宽度的动态过程，另一个是种群动态与密度依赖过程。生态位宽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环境易变性的两个方面，即分析占据和利用较窄范围资源的专业型组织与追求市场规模、对变化的环境显示出较强承受力的综合型组织两种不同生存状态的组织现象。其关键假说是：在频繁扰动的环境中，组织承受扰动的能力发生重要变化。专业型组织可以平安度过频繁扰动的环境，而综合型组织则由于难以快速应对这种环境变化而不能有效运营。因此，专业型组织可以在竞争中战胜综合型组织(Hannan和Freeman，l977)。
与生态位宽度理论相对应的是由Carroll(1985)提出的资源分隔(resource partitioning)理论。其基本思想足对丁一个给定的种群存在一个最优的策略。在具有规模经济性的环境中，占据市场中心位置的综合型组织之间的竞争会释放出很可能为专业型组织所利用的外围资源，这个过程形成的结果被称为资源分隔现象。其研究所形成的主要假说是，市场集中程度的升会增加综合型组织的失败率，减少专业型组织的失败率。在对许多行业的实证研究中，资源分隔理论得到验证，如Carroll和Swaminathan(1992)；Swaminathan(1995)等。
种群动态和密度依赖(denaty dependence)过程是组织生态学中关于组织创建与失败研究的重点。所谓密度通常指构成一个种群的组织数量。组织创建与失败的密度依赖解释是相似的。在种群形成初期，组织数量增加可以提高种群的制度合法化，增强种群内成员获取资源的能力。然而，随着种群继续增长，组织的竞争加剧，组织相互依存与竞争的结果在组织密度与创建率之问形成一个倒U型关系，住组织密度与失败率之间形成一个U型关系(Hannan和Carroll，1992)。许多有关组织种群的经验研究验证丁组织创建与失败的密度依赖关系，如Carrol和Delacroix(1982)；Hannan(1995)等。
该模型认为,组织的存活率和死亡率都依赖于种群的密度。种群密度对组织设立率的影响是倒U型的,在低密度水平上具有递增效应,而在高密度水平上具有递减效应;种群密度对组织死亡率具有U型效应,即在低水平上对组织死亡率具有递减效应而在高密度水平上具有递增效应。组织种群的成长率是组织设立率和组织死亡率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组织种群的规模较小时,组织设立率较低而组织死亡率相对较高,总体而言,组织种群的成长率较低。如果组织死亡率超过了组织设立率,不成功的组织种群就会在其成熟之前走向灭绝。对成功的组织种群来说,其初始成长率较低,但随着种群密度的提高,组织的设立率递增,组织死亡率递减,种群的总体成长率递增。当组织设立率达到最大值、死亡率接近最低值时,组织种群的成长率最高。超过这个水平以后,组织的设立率降低而死亡率提高,组织种群的成长率开始降低。其结果是,组织种群的规模会稳定在环境承载力水平上。
许多组织种群的演化轨迹与密度依赖模型的描述基本一致。这些种群包括对美国劳动力工会、酿酒业、啤酒酿造、爱尔兰全国报业和旧金山湾地区报业、曼哈顿岛银行业、美国汽车和轮胎制造业、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汽车制造业、美国广播业和马萨诸赛州铁路业以及孩童日间照看中心等非市场组织等。但该模型仍然存在局限性。第一,该模型没有考虑组织规模的因素,因为大公司与小公司对组织种群的演化具有明显不同的效应。第二,合法性与竞争性解释了组织成长的S型曲线,说明组织种群的规模会稳定在承载力水平上。但它不能解释密度曲线在达到顶点之后组织种群成长率为负的情况。第三,组织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为规模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差异,而且表现为地理位置之间的差异,即空间异质性。组织种群的地理维度在定义组织种群的合法性与竞争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密度依赖模型没有考虑到组织分布的空间性。第四,组织设立率、成长率和死亡率是由不同的过程驱使的,并处在不同的分析层面。设立率是组织种群层面的过程,而死亡率和成长率则属于组织层面。单个组织的特性,如规模和年龄等会影响死亡率和成长率,但不会影响设立率。种群的特征及其环境会影响设立率、成长率和死亡率这三个过程,但影响的程度有较大的差别。所以,很难直接从存活率模型中得到有关种群密度演化和种群规模及规模分布的推论。
密度依赖模型认为,组织种群密度最终会演化到一个稳定状态。但很多研究却发现,当组织种群的密度达到顶点后,密度的随后变化会呈现多种趋势:降低、崩溃、复苏、振荡或者灭绝。这说明,在成熟的组织种群中存在着种群密度的繁荣-萧条周期,种群密度在达到顶点后的下降和波动与种群形成的过程明显无关,这需要对密度依赖模型进行修改才能使这一现象得以解释。密度延迟假设认为,组织种群密度从顶点的下降是因为设立密度对组织死亡率具有延迟效应。在种群密度达到顶点后,一方面组织设立率不再增长,另一方面在高密度时期设立密度对组织死亡率的延迟效应逐渐聚集,在密度达到顶点及其稍后的时间里,这些延迟效应会大量发挥作用,导致组织死亡的比例扩大,组织种群密度陡然下降。
引发密度延迟效应的关键因素有两个。第一,资源稀缺的生存不利性。在组织设立时的高密度所带来的激烈竞争会引发资源稀缺,那些不能及时转向多种经营领域的新组织将会面临非常强烈的选择压力。那些能在初始期间存活下来的组织也没有充裕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产生正式的结构,完善稳定的、可复制的决策惯例和形成集体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组织雇员很少有动机对获得与组织相关的技能进行投资。由于惰性力量的存在,在高密度期间设立的组织在其生命周期的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具有竞争劣势。
第二,在高密度期间的组织设立会带来紧的生态位充盈。在高密度条件下,资源被密集利用,鲜有资源开发不足。新建组织无法与已建立的组织展开面对面的竞争,常被挤压到资源分布的边缘区域,以开发稀薄的、利用周期很短的资源。即使新建组织成功地创建了结构和惯例,并很好地适应了这种不利的资源环境,它们的结构、制度和雇员的技能也只适合于在这种环境中发展。如果今后能向资源的中央区域移动,也要承受巨大的死亡风险。因此,边缘组织的死亡率要高于产业组织的平均水平。Carroll和Hannan(1989)对美国劳工联合会、阿根廷报业、爱尔兰报业、旧金山地区报纸印刷业和美国酿酒业等组织种群的研究结果强烈地支持了密度依赖延迟假设。例如,对阿根廷报业种群而言,在密度顶点时设立的组织的年龄别死亡率比在密度顶点水平一半时设立的组织的年龄别死亡率高147%。
密度延迟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组织种群密度在达到顶点后的陡然下降现象。但这一模型没有考虑到单个组织的战略导向和资源需求的差异性。例如,在高密度期间设立的组织可能是小型组织,它们对资源的需求没有大型组织紧迫,此时,资源稀缺的存活不利性就可能失效。即使新建组织是大中型组织,但它们也能通过开发新的市场而避开紧的生态位充盈。此外,密度延迟模型只能用来分析诸如死亡和成长等组织层面的过程,不能用来当作诸如组织设立等种群层面的解释变量。这就是密度延迟模型只能解释种群密度在达到顶点时的短时期陡然下降,而不能解释种群密度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很容易发现,随着在种群密度达到顶点时组织死亡率的提高,密度延迟会导致种群密度从密度曲线的顶点下降。事实上,随着密度的提高,组织种群的平均死亡概率也会提高。但密度的降低会反过来缓解种群的竞争程度,导致设立率上升。由于这些新组织是在密度较低时设立的,它们的死亡风险被降低了,结果是种群密度再次上升,且这一过程会无限循环下去。
在产业演化过程中,组织种群规模的变化有时与种群密度并不呈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在组织种群规模扩大的同时,种群密度可能反而降低,从而使产业内的组织规模发生变化,产业集中度相应提高。这就是说,任何特定的组织种群规模轨迹都是与许多不同的组织规模分布相联系的。凭直观可知,由组织之间大体相同的成长率而引起的种群规模的扩大,与由种群中一小部分组织较快的成长率而引起的种群规模的扩大具有显著不同的意义。所以,在关注种群密度演化和种群规模演化的同时,还必须关注种群中组织规模分布的改变。
Barnett和Amburgey(1990)提出的种群规模依赖理论试图说明,随着组织种群集中度的提高,大型组织能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利用其市场势力来操纵竞争,强化优势。因此,大型组织的成长会改变种群中的竞争环境。当组织种群的规模变化程度较大时,种群内的组织竞争就更多地依赖于种群规模,而不是组织种群密度。
事实上,规模依赖的竞争与密度依赖的竞争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如果在种群密度达到顶点时种群的规模还在继续增长,则组织的规模就会变大。如果大组织引发了更强烈的竞争,则所有组织成员所面对的竞争压力将扩大,组织死亡率会提高而设立率会降低,种群密度将降低。而密度的降低又会缓解基于密度依赖的竞争,降低死亡率而提高设立率。这也意味着种群密度会重新围绕着均衡水平循环,而不是经历持续的降低。然而,规模的持续增长可能会引发基于规模的竞争性的增加,其增加的程度会超过密度依赖竞争性的降低程度。因此,种群密度的实际意义取决于密度依赖竞争性和规模依赖竞争性在种群规模演化方面的对比力量,而这种力量对比会通过影响组织设立率、成长率和死亡率而影响组织种群的演化。
首先,在种群规模扩大的条件下,组织设立率会随着种群密度的降低而衰减,种群密度会继续降低。这是因为:第一,新建组织必须利用一系列的新资源。随着种群规模的扩大,它会逐渐接近环境承载力,新组织获得这些资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二,大组织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一个产业的新进入者必须以最低有效规模或与产业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相接近的规模来实施进入。而且,大型组织往往会为新组织的进入设立壁垒。因此,如果影响种群潜在规模的因素不变,随着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平均规模的扩大,新组织的设立率也将下降。与密度依赖模型的预测不同,种群规模依赖模型说明,种群密度在达到顶点后将开始下降,且这种下降与种群结构的转变相关,即组织的规模扩大,种群的集中度提高。
其次,在种群规模扩大的条件下,随着种群集中度的提高,种群密度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在组织种群的早期,种群密度较低,竞争性微弱,所以竞争不是影响组织死亡的重要因素。随着种群密度对环境承载力的接近,密度的提高就会加剧竞争的激烈程度,选择压力变大,此时小组织的死亡率要大大高于大组织,但种群的规模不一定会减少,甚至有可能继续扩大。因为存活的大型组织可以利用死亡组织的资源,它们还能兼并或收购小型组织。显然,如果同时期组织的设立率不变,则种群的密度会降低。所以,如果影响种群潜在规模的因素不变,随着组织种群中组织数量的增长,组织规模对组织存活的正的影响将增强。
最后,在种群规模已经较大的条件下,小型组织的成长率大于大型组织的成长率。Barron等(1994)发现,尽管小型组织的死亡风险大,但大型组织的成长率较低。这是因为大型组织已接近了最优规模或大型组织很难适应环境的快速变革。从组织规模结构来看,种群规模的扩展取决于两个基本的因素:大型组织与小型组织的比例以及这两种组织成长率的差异。在种群密度达到顶点以前,种群规模的扩张主要取决于包含大型组织和小型组织的种群密度。但当种群密度达到顶点以后,大型组织相对于小型组织的存活率较高,而成长率较低,此时的种群规模扩张就来源于大型组织的低水平扩张和小型组织的高水平扩张这二者的综合作用。这就是说,在种群密度达到顶点后,尽管种群密度下降了,但小组织的高水平成长仍可能维持整个组织种群规模的增长。
在产业演化过程中,许多小型组织纷纷死亡,产业最终只被少数大型组织所占据。组织理论对此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普遍的共识是大型组织拥有超越小型组织的竞争力。但Barnett认为,!从演化观点来看,大型组织的力量也是其弱点的来源。为了说明这一点,Barnett区分了组织力量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组织能因为其在组织环境中的特征或位置而拥有较好的生存机会,从而具有个体存活力;另一方面,一个组织可能具有很强的生态能力,能给其他组织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演化理论认为,组织的特征和位置决定了其个体存活力,组织个体存活力受到选择过程的影响,它反过来又会影响组织生态能力的发展。组织的竞争强度可被定义为一个组织对其竞争对手生存机会影响力的大小。弱势竞争者只能给其对手的生存机会带来微弱的伤害,而强势竞争者则能显著地降低对手的生存机会。竞争强度概念将竞争分析的层次从市场转移到了组织。随着市场的不同,竞争发生的可能性差异很大,而竞争强度则会随着组织的变化而变化。
1.组织年龄与强者生存假设。组织存活力、组织竞争强度与组织年龄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强者生存假设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会变得既更具存活力,又更具竞争力。该假设可从Stinchcombe提出的新组织生存不利性观点演绎而来。该观点认为,随着组织年龄的增长,组织成员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组织程序更加惯例化,组织的结构和角色更容易定义。从组织外部来看,随着组织年龄的增长,组织有更多的时间来与供应商、分销商和规制者等重要机构行动者建立联系。根据Stinchcombe模型,组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学习,老组织死亡的风险较低。
2.组织规模和弱者生存假设。弱者生存假设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规模对环境选择具有关键的影响。大型组织的结构复杂,内部各个单位的适合度水平差异很大,但环境选择只在组织层面上发生,环境适合度低的单位也能在大型组织中生存,这会降低大型组织的平均适合度水平,不利于环境对大型组织的选择。但与小型组织相比,大型组织拥有更多的制度理性,这使得大型组织的存活既可依赖于在它们市场中的竞争性成功,又可依赖于它们与其他机构的紧密联系。很多研究认为,制度性机制给大型组织提供了不依靠技术环境而克服其竞争对手的方法。通过这些补偿性适合度,大型组织即使不是强势竞争者也能存活。
将强者生存假设和弱者生存假设结合起来能对产业演化的方式作出解释。Barnett(1997)对美国酿酒厂和宾夕发尼亚州电话公司演化趋势的研究表明,当组织规模较小时,组织演变与基准模型相一致,在该模型中,选择过程有利于强势竞争者的存活。但当组织规模扩大时,组织存活率和组织竞争力之间就会脱离关系,环境选择反而有利于弱势竞争者的存活。其研究结论解释了组织种群持续集中的原因,同时说明,随着种群集中度的提高,存活组织的竞争劣势也会强化,产业复兴随即开始。
常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物质环境会约束产业组织的成长,但产业组织不会影响物质环境,环境资源约束对产业组织动态的影响是外在的。但系统依赖选择理论认为,组织与其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着反馈机制,组织不仅是环境资源的消耗者,而且是环境资源的生产者,现存组织的资源生产能力使得组织种群的环境承载力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因此,在系统依赖演化模型中,组织种群的环境承载力是变动的,且变动率与组织密度紧密相关。组织存活率的变化是现存密度与环境承载力之间距离的函数。由于组织存活率对资源环境的反应存在着延迟,组织设立、组织成长和组织死亡等活动往往会超出环境承载力的制约。
组织种群与其资源环境之间的反馈途径很多,最主要的是对资源丰富度的直接反馈。例如,产业组织的扩张会通过互利共生而刺激资源库的发展(例如,硅谷中的风险资本家和以技术为基础的企业组织)。产业组织会通过贸易协会等形式组织起来,通过劳工培训和有利的税收政策来扩大其资源基础。它们还能通过自己的人力资源系统培养出管理骨干和技术骨干,使得开办相似类型的新公司变得更加容易。
如果考虑到资源约束是动态的,就必须研究组织种群能以多快的速度通过改变组织设立率和死亡率来对动态的资源约束作出调整,研究资源约束变化与种群对这些变化反应之间的延迟,或者说研究资源可用性与组织存活率之间的关系。如果组织存活率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存在延迟,组织种群就可能实际上超出其环境承载力。Lomi,Larsen和Freeman(2005)认为,组织存活率对动态环境的延迟来源于三个方面,即组织活动延迟、公共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社会分类。
组织设立活动的延迟来源于在组织正式建立之前的投资决策、资源动员、法人组织边界的形成、生产能力的形成等方面。组织死亡过程的延迟则来源于组织解散需要遵循的法律程序、劳动合同和雇用协议、法人财产的评估困难和沉没成本等方面。在组织设立过程中,惰性包括感知延迟和实体延迟。感知延迟是指机会的出现到机会被潜在企业家感知之间的时间间隔。实体延迟是指企业概念的形成与将这一概念转化为实际有效生产能力之间的等待时间。由于组织设立过程存在粘性,所以种群层次的惰性会导致对资源约束的超出。一般而言,当种群到达密度顶点时,设立活动不会立即降低至零。例如,Hannan(1997)对法国汽车制造业的研究表明,该种群于1922年达到了150家公司的密度顶点,但在该年以后仍有27%的设立活动在样本公司中发生。
公共资源的过度利用来源于新组织对合法性的竞争。合法性可被理解为一套被联合拥有的非物质资源,或者说公共资源。新组织的组织设立者一般具有广泛的与合法性相关的资源,如产业声誉、顾客注意力、顾客亲和力、获取风险资本的结构化通道、供应商和管制者的信任、现存竞争者的忍耐、政府的支持、财政激励和熟练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等。显然,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成熟种群中,这些公共资源更加丰裕,这会吸引新公司的加入,同时也加大了种群崩溃的风险。
社会分类在组织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产业形成阶段,产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审视新活动是否熟悉和是否可信赖的有意识的集体努力。例如,在产业发展的最早期,风险资本家对新投资方案的价值可能并不确定,但随后他们会开发出一套评价程序以帮助他们评价新投资对象的生存能力和盈利潜力。潜在组织设立者会对这些新制度约束进行调整,组织设立率就会提高。随着密度的提高和种群的成熟,企业面临的机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但由于已经建立的社会分类对信息的反应迟缓,相反的传染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生。企业家还有一段时间能较易地获得资金,进入新市场。也就是说,在高密度期,设立活动可能依然很多,其结果是组织种群可能会超出其环境承载力,直到来自环境的延迟反馈触发了种群层次和群落层次的修正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