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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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演化是指产业自身在其萌生、成长、成熟、衰退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内部组织形态的变化、更替，直至出现新的主导组织形态的过程。
- (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认为生物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渗透，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也给经济学研究以极大启示。理论界普遍认为，经济系统犹如生物系统，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它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结构调整的交互作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进化。
演化经济学的奠基人凡勃伦和现代开拓者Nelson和Winter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把达尔文主义的时问不可逆、个体群思考和不确定性等引入到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分析中。演化经济学家认为达尔文主义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社会经济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也是由三种机制所构成的：遗传、变异和选择。目前经济学家对达尔文进化论在认识上有重大进展，认为达尔文主义对解决演化的解释并非仅仅是类比关系，其本体论意义更为重要。尽管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特定因素导致社会经济演化远比生物演化更为复杂，但由于产业演化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基本相似性，借鉴生物进化论的部分理论和方法，结合产业经济系统本身的实际及其特点来研究产业的发展规律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二)复杂系统理论
复杂系统理论是一门以探讨一般的演化动力学规律为目的、以系统的整体行为为主要研究目标和描述对象、以主体(Agent)及其相互作用来描述系统动力学行为的科学。在复杂系统理论中，自组织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于产业演化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1977年，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最早准确地提出和使用了“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概念，并且用这个概念描述了那些自发出现或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协同学理论创始人哈肯进一步定义了自组织，认为自组织是没有外界特定干涉下，一个体系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的自然过程。自组织理论现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耗散结构理论为自组织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方法论；协同学理论为自组织的形成提供了动力学方法论；突变理论为自组织的形成提供了演化途径方法论；超循环理论为自组织的形成提供了结合方法论。1994年，霍兰(JohnH．Holland)教授提出复杂适应系统(CAS)，CAS理论，认为组成系统的成员是具有适应性的主体(Adaptive Agents)。
产业是一个复杂经济系统，产业动态是由不同的具有自适应性的产业主体在微观层次上进行交互作用的结果，它实际上是一个微观机制作用下的宏观现象涌现，是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的过程。因此，复杂系统理论和方法，对于研究产业发展的内外环境要素、内在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产业演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 (一)产业是一个复杂经济系统
产业是一个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企业群体组成的复杂经济系统。一方面它的主要子系统具有多层次、多级别、多类型、多区域的复杂结构，另一方面各子系统之间具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产业是一个变量多、机制复杂、不确定因素作用显著的特殊复杂系统，并具有自组织特性。表现在：(1)适应性。所谓适应性是指产业主体能够通过规则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规则。(2)开放性。开放性是系统出现有序结构的必要条件。产业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产业发展实质上是一个不断与外界环境交换物质、能量、信息，从而保持系统由低级有序形态向高级有序形态演变的过程；产业发展要有一个开发性环境。(3)非平衡性。只有在远离平衡时，系统才能不断与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产业内部企业的生产规模、生产能力、反应能力都有很大差别，加上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技术变革的破坏，使得产业处于一种非平衡状态。(4)非线性特征。所谓非线性是指系统内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正反馈和负反馈，非线性作用是系统形成有序结构的内部原因。由于产业内部企业在规模、产品和企业相互关系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各企业之间的作用是非线性的；产业从无序到有序状态转变的过程，是正负反馈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产业演化研究的方法论是进化理性主义，认为个人的理性十分有限和不完全，并且是处于进化中。Hayek(1952)从知识视角认为：知识具有时空性、局限性和分散性等特征，因而人们总是存在无知，知识的积累总是在不断试错过程中进化而来。行为经济学发现“认知偏差”、“偏好逆转”和“锚固效应”等现象，认为个体理性是依赖于具体的经验场景(Kahneman & Tversky，1979；Kahneman & Frederick，2002)；经济社会学研究认为：个体的行为理性是内嵌于文化、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社会传统中的(刘少杰，2004)；实验经济学也论证了个体理性的进化。进化理性主义认为：(1)企业是异质性的，企业知识和能力存在差异；(2)知识是主观和不确定的，企业现有的知识、技术、能力等都不确定；(3)企业的组织建构必须依据进化理性主义的原则，为应对无知留有位置，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应对不确定性的学习和创新机制；(4)社会互动是知识积累的重要渠道；(5)企业总是在其特定的认知状态下权衡短期的竞争力和长期的适应性。
系统演化一般都表现出阶段性，产业演化过程也具有阶段性特征。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单一产业在演化过程中经历着三个方面的变化：在产业规模方面，市场需求、产出、投资规模以及存量资产增长先缓慢后快速再缓慢；在产业技术方面，技术逐渐成熟，质量不断提高，产品先逐渐多样化、差别化而后再度无差异化；在产业组织方面，进入壁垒由低到高，厂商数目先增加后减少再趋于稳定，市场结构先分散后集中，产业利润先提高后降低。产业演化阶段研究集中体现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的演化过程包括四个阶段：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当产业处于形成期时，企业数目小，企业的学习能力较低，产值规模小，产业的进入壁垒不高；当产业处于成长期时，产业的多样性增强，企业间处于创新竞赛中，产业的主导创新技术尚未被选择出来，产业充满机会，产业的企业数量将剧增，较之于萌芽期，产业企业的模仿能力和创新能力也提高了；当产业处于成熟期时，产业技术越来越接近技术空间边界，产业也从企业间的创新竞争中选择出主导的创新技术，企业创新潜力下降，而模仿潜力上升，较之于成长期，产业发展依赖于产业中少数主导型企业，产业竞争激烈，进入壁垒高。而到了衰退期时，产业技术落后，需求萎缩，产出减小，企业数目减少(黄凯南，2007)。有关研究表明，产业演化过程呈现S形曲线，且通过我国若干产业实证研究显示，产业演化过程基本上遵循逻辑斯蒂(Logistic)曲线(叶金国等，2004；靳明，2006；周敏、杨晓平，2009)(如图1所示)。
图1中，a～b段为形成期，b～c段为成长期，c—d段为成熟期，d—e段及以后为衰退期，e点是演化的分岔点，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结果，若有重大技术创新，则产业进入新的周期；若不断有技术创新，则产业不断发展(如图2所示)。
在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中，K—G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较为成熟。Klepper & Gort(1982)首次采用产业内厂商数目的变化对产业演进进行了阶段定位，他们考察了46个产业每年的厂商净进入率，并据此将产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引入、大量进入、稳定、淘汰和成熟等五个阶段。1990年，Klepper Graddy对该方法进行了修正，他们鉴于短期内厂商数量存在的波动性，采用5年和10年移动平均法，以厂商数量增长率出现下降作为产业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以厂商绝对数量出现下降作为产业成熟阶段结束的标志，将产业生命周期重新划分为成长、淘汰和稳定三个阶段。1996年，Klepper进一步建议结合创新活动程度进行产业演进阶段划分和判定。此外，还有大量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研究目前尚未统一。一般产业生命周期阶段从产业技术、产业组织、产业规模几方面来划分，由于产业技术很难量化，产业演化阶段的划分一般以产业组织和产业规模为依据来进行(陈艳莹，叶良柱，2009)。国外研究主要从产业组织视角识别产业演进阶段，如较为成熟的K—G产业生命周期理论采用产业内厂商数目的变化对产业演进阶段定位。国内研究由于样本数据的限制和我国产业演进的特殊性，主要从产业规模视角识别产业演进阶段。如范从来、袁静(2002)利用产出增长率法对1987-2000年上市公司所处的各行业进行了阶段识别；古松、刘占霞(2006)结合普及率分析了我国“十五”电信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向吉英(2007)用产业收入(或销售量)增长率来判断产业发展阶段。此外，还有学者如王子龙(2007)引入信息熵的概念，从系统演化视角来研究产业演化阶段问题，通过信息熵值的大小来判断产业在发展某一阶段的大致位置。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产业演进的阶段性是客观存在的，但产业演进阶段划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操作性强的方法，使得产业演进阶段识别困难。尽管如此，上述产业演化过程研究，还是能够较好地描述产业演进的阶段性，对于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产业演化的机制[1]
研究产业演化机制的目的在于探寻产业演化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及这些因素如何推动产业系统朝一定方向演化。产业演化机制主要包括产业演化动力机制和产业演化路径选择机制。
- (一)产业演化动力机制
一些学者研究了产业演化的影响因素，认为产业演化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包括技术、制度、企业家、需求、供给、基础设施等因素。熊彼特(1912)认为创新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创新促进了产业发展、结构转变和动态竞争，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Mascarenhas(1995)认为专业化是新产业产生和老产业再造的关键性影响因素；Folster和Trofimov(1997)认为R&D外在性是产业生成的主导因素；Carroll(1995)从种群生态学视角出发，讨论了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认为环境对产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产业演化中，环境通过资源稀缺和竞争来选择产业发展路径和速度。Wiser和Proter(1999)等人对美国若干州的风电产业的实证研究显示，州政府支持可重复利用能源的政策是风电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Mezias和Kuperman(2000)对1895～1929年美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的集体形成过程是一个产业生成与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Chapman(2000)分析世界化肥产业发展，指出产业技术的扩散是产业发展的关键。万迪肪等(2001)从创新体系构建的角度研究，指出制度、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共同构成产业发展的创新体系；陆国庆(2002)认为需求、人口、政策、制度、分工、技术以及供给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产业演化的系统动力；厉无畏、王慧敏(2002)认为新兴产业的形成既有产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的驱动，也有具有时代特征的科技创新、全球化竞争等外部因素的催生，同时还有国家和地区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推动；芮明杰等(2005)以美国音乐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研究与多个案研究方法，从产业与企业两个层面对信息技术冲击下的音乐产业变革过程做了较为深入分析，认为信息技术是音乐产业演化的关键因素。王维刚(2007)对中国医药产业成长实证研究表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构成中国医药产业成长的源泉，其中，资本对中国医药产业增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中国医药产业主体的形成、环境中的经济、人口、政策和区域变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中国医药产业成长的特征。
一些学者从因素之间关系出发研究了产业演化动力机制。Volberda和Lewin(2003)依据不同的适应程度和选择程度以及高层管理者或企业家在演化中的作用，探讨了企业内不同变异模式和选择模式对企业及产业演化的影响。马歇尔(2005)将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归结为报酬递增倾向与报酬递减倾向的相互作用，认为大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同时认为产业发展受产业内部企业和外部其他产业的共同作用。陆国庆(2002)认为影响产业演进的主要因素有需求、供给、分工和技术；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良性循环推动产业演化，其中，需求是产业演进的主要动力源，技术是产业演进的催化剂n鼬。隋广军、万俊毅、苏启林(2004)提出产业生成动力因素的圈层分布模型，即从核心层、支持层到辅助层的因素布阵图。在该模型中，核心层为企业因素，包括企业家能力、企业资本量、企业顾客网络和企业社会网络；支持层为政府、市场和技术三大动力因素；辅助层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动力因素，这些因素相辅相成，共同作用，驱动着产业发展口胡。陆瑾(2005)认为产业演化的动力机制是创新和学习，并指出价值创新是产业演化的新的动力，网络学习是促进产业演化的新的学习形式。盛昭瀚、高洁(2007)建立了“新熊彼特”式的产业演化模型，分析产业内各个企业的投资决策、R&D策略、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特征的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及产业竞争动态”。黄凯南(2007)在对Volberda和Lewin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总结基础上，归纳出演化的四种动力机制，即幼稚选择动力机制、管理选择动力机制、管理层驱动动力机制、集体理解动力机制。张耀辉、牛卫平(2007)通过观察和对比中外短信产业的发展，认为中国的短信与通话价格之间的较大差异、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所产生快速网络效应、强有力的“用中学”效应和向快速增长的短信业务靠拢的相关产业技术创新等都是中国短信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产业环境、产业技术和产业发展构成一个相互支撑的动态发展体系。靖继鹏等(2008)基于演化经济学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建立了信息产业演化模型，分析了由不同企业组成并有新企业随机进入的信息产业竞争动态，认为信息产业演化是信息产业内各企业投资、技术、创新、市场需求等相互作用的结果。程宏伟等(2008)从产业链视角对资源产业演进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源是资源产业的基础要素，知识、资本是驱动要素，生态是制约要素。并通过对实体的抽象，建立以知识、资本、资源、生态共生关系为基础的资源产业链动态演化模型。刘志高、王缉慈(2008)还从空间视角探讨了企业共生和产业共栖，组织、技术和制度同时本地化及跨地界多层嵌套演化。这些研究主要还是以技术创新和扩散对产业演化的影响思路来开展的。
一些学者从企业间的关系出发研究产业演化的动力机制，认为多样化个体是产业演进的前提，多样化个体的竞争与合作等协同交互作用能促进产业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竞争与合作是产业系统演化的动力源。竞争是系统间或系统内各要素及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争胜，力图取得支配地位的活动与过程。协同是系统中相同或不同种类的要素或子系统的联合、合作、协调的行为，它强调系统内部的关联及系统发生变化时要素或子系统间的互相配合与耦合。哈肯认为，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竞争是系统演化最活跃的动力。竞争是协同的基本前提和条件。许多子系统的联合作用，便产生宏观上的结构和功能。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协同，一方面创造系统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演化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推动了系统向有序结构演化。产业作为经济系统，也是在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下发展的，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共生关系。向吉英(2005)认为产业成长的内源动力机制是企业的竞争与协作。
可见，影响产业演化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技术、制度、需求、供给、企业家等，总体上，产业演化动力机制从宏观上可以描述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演化机制(Nelson，1995；Murmann，2003；Pelikan，2003；黄凯南，2008)，从微观上可以描述为企业问在生产要素、科技创新、市场开发等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机制。简言之，产业演化动力是基于竞争与协同的自组织机制和基于环境适宜的他组织机制的共同作用。
- (二)产业演化路径选择机制
产业演化过程总体上呈现周期性特征，但在产业演化过程中有不同的路径，原因在于产业演化有其内在的路径选择机制。
首先，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影响产业演化路径。产业演化路径的影响因素很多，总体而言，影响产业演化路径的外部环境因素有市场、制度和知识三方面(陆瑾，2005)，影响产业演化路径的内在因素是产业技术创新。纳尔逊和温特(1982)指出产业演化的过程不仅受到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而且与企业的创新行为直接有关。产业演化路径集中体现在产业技术及技术组合上，而技术创新方向受市场、制度、知识的影响，正是技术、市场、制度和知识之间的互动，推动产业不断发展，同时也决定产业演化路径。
其次，产业技术创新扩散成败也影响产业演化路径。某企业通过变异或新奇创新机制产生新技术，并运用到生产活动中。若企业经营失败，则创新就可能扼杀在摇篮之中；若获得成功，由于自增强的作用，会产生很好的示范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先期市场开发效应。其他企业在预期高利润的驱使下，通过模仿、模仿创新进入这个领域，形成新的产业组织结构。产业演化路径选择机制的数学表达多采用复制动力学方程，来说明企业是如何分配博弈中有联系的不同纯策略随时间而演化的。
第三，产业演化路径具有路径依赖特性。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大卫·保罗(1994)认为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随机的非线性系统可能会受到某种偶然事件的影响，而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演化下去，简言之，路径依赖是指系统某一时期的演化方向受到上一时期的演化轨迹的影响。在产业演化过程中，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都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由上文可以看出，生物系统演化的变异、遗传与选择机制既是产业演化的动力机制，更是产业演化路径的选择机制，产业技术创新是路径的决定因素，路径依赖是演化的重要特性。正如Loasby(2001)认为，在经济演化过程，时间、知识和演化轨迹是交织在一起的，并共同决定了系统演化的方向和速度。
- ↑ 谢雄标,严良.产业演化研究述评[N].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