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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反哺农业是指用工商企业创造的利润、提供的税收来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对农业反哺期时，如果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反哺农业、扶持农业，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协调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反之，就会出现农业萎缩、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社会动荡。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随着我国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必然不断增长。而受耕地减少、生态环境恶化等的严重制约，农产品增产难度越来越大。为确保粮食安全，就需对农业实行强力反哺，不断增强农业的生产能力。
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国家长治久安也才有可靠的保障。
此外，现实已具备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有能力支持农业。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人均GDP达700-1500美元以后就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2005年，我国GDP由89404亿元增长到182321亿元，增长1.04倍;人均GDP由880美元增长到1703美元，增长1.94倍。近几年，财政收入增加幅度每年在20%左右，2005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到了整个GDP的87.5%，表明我国现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建成，先进工业装备农业的能力已初步形成，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就业人员占社会就业人数比重已超过50%，城镇化水平已达40%。因此，国家有条件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
(1)工业反哺农业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必须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让更多的资金回流农业，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需求。
(2)工业反哺农业是统筹发展，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按照近些年的发展情况，如果不采取及时、有力、有效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小康社会的口标就很难实现。
(3)工业反哺农业是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为确保十几亿人口的长期性粮食安全，提高国内资源利用效率，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不断增强国内农业生产能力。
(4)工业反哺农业是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要求。为了克服我国农业经营规模超小型的不利因素，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不断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务，全而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5)工业反哺农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既是减缓乃至扭转城乡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也是按贡献取酬和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最终是稳定社会的要求。
无论是在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制定还是在具体落实中，都必须考虑经济社会全局的和长远的发展，遵循相应的一些原则，主要包括:
工业反哺农业必须放到统筹工农发展、城乡发展的全局中予以考虑，不能再指望放慢农业甚至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和城市，也不能因为对农业的反哺而延缓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经济学理论已经阐明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的发展受阻，都不利于另一方。因此，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统筹协调工农业发展、城乡发展的关系，不能再走以牺牲一方为代价来谋求另一方的发展的老路了，否则，既不合理，也不可持续。
如果说统筹协调原则是要求工农发展、城乡发展做到“两不相害”、并行不悖，那么，互利双赢原则就是要求工与农、城与乡做到“两相促进”、共享繁荣，显然这一原则比前者有了更高的要求。要实现在工业反哺农业过程中的互利双赢，关键在于找到双方利益的交汇点，即找到对双方发展都能够产生促进作用的契合点。例如，加强教育和培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有利于城市工业获得充足的、掌握生产技能的熟练工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也能够拉动内需，为城市工业带来广阔的农村市场;鼓励并适度补贴农民购买适用的现代农业机械和农用工具，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促进工业的发展。
效率公平兼顾是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工业反哺农业，作为国家在宏观上调整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战略举措，总体上体现的是公平原则。但是在具体的政策选择和实施中，必须坚持效率公平兼顾的原则。首先，在政策选择上着力抓住能带来最好的经济效应的因素，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反哺不是“输血”式的扶贫，更不是“逼富济贫”，而是要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其次，重视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辐射效应、示范效应，促进农村更多的领域、更多的人发展富裕起来。邓小平关于先富带后富的精辟论断，在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更应该遵循。
本文前面已经介绍了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阶段性和时序性，它们决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依据农村经济发展次序，确立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重点，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逐渐加大反哺力度。尽管学术界存在对目前反哺的具体政策有不同看法，但是反哺的力度从弱到强、反哺的重点先从产业能力支持再到收入支持，却是一个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发展条件以及国际环境，决定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取向是“造血”型反哺、重点型反哺、适度型反哺。
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差、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积累少、市场化程度低，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改变这些不利因素，我国就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反而只能使农村地区处于“贫困恶性循环”中无法白拔。工业反哺农业并非是在不改变现有条件下对农业、农村、农民进行“输血”，更不是要保护落后，而是要为农业、农村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提高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白生能力。工业反哺农业，立足点是“哺”而不是“补”。舒尔茨的理论已经证明，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关键在于必须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我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出发点不是要保护落后，而是要改变落后的状况。这就要求，反哺政策必须避免陷入一些舆论乐于宣扬却又不尽实际的依赖财政支农补贴的简单思维之中，应该把技术引进、市场培育、生态改善、教育培训、劳动力转移等内容作为反哺的根本之道，培养农业、农村白我发展的能力。
工业反哺农业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方方面面，实际中对于政府政策的需求很多，但是国家经济实力和政府财政能力还相当有限，能够为农业、农村提供的支持还不多。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抓住反哺的重点，避免“撒胡椒面”、“广种薄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当前反哺的重点应当包括: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增产增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二，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增收，防止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四，普及农业基础教育，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我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于从农业哺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的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都不高、农村人口还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国民经济实力尚不够强大，这些是实行适度反哺的基本原因。另外，对农业进行高度反哺，是有危害性的。它不仅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还可能造成农产品过剩，导致“卖难”的问题，反而又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所以，与发达国家儿十年积累起来的高水平反哺相比，我国在工业反哺农业起步之时，只能选择适度反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再逐步加大力度。
反哺的市场机制是指如何通过市场中的企业投资行为将资金、技术、现代营销与管理方法等生产要素，引入到农业和农村。一般说来，工业和城市是现代生产要素密集的领域和地区，而农业和农村是现代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的领域和地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各种生产要素能够白发地从密集的领域和地区流向稀缺的领域和地区，从而实现市场的一般均衡。然而，现实中的市场存在种种不足，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尚没有完成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它们阻碍着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其结果表现为在农业和农村的投资具有高风险、低回报的特征，影响了市场作为工业反哺农业过程中资源流动主通道的作用的发挥。因此，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了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重要的基础性任务。其具体的途径包括健全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依法保护农民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白主权、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有效方式、改善农村投资环境等，从而提高农村地区的投资回报率，吸引生产要素的流入。
反哺的政府政策投入机制主要是指如何通过各级政府政策来调配政府掌握的各种资源来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政府资源包括财政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能力资源等。在理想的民主政治框架内，居民或利益群体可以有效地通过选票表达白身的利益诉求，从而使政府资源的分配有利于白身需求。在我国这样一个更为注重中央集权的大国之中，政府政策投入的分配结果在现实中就更加依赖于政府官员(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追求的效用函数。具体来说，各级政府对于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投入，取决于“三农”发展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在中央政府已经明确了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统筹工农业发展和城乡发展的背景下，要促进各级地方政府配套落实反哺政策，就必须转变政府官员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增加“三农”发展在其政绩考核和晋升中的份量，以纠正政府资源向工业和城市的过分倾斜，确保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得到足够的政府资源的投入。政府在反哺中的主体作用主要通过减免税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体制和提供政策条件等途径来实现，其具体的方式则多种多样，如收入补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农村基础教育普及、农民职业技术培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等。
反哺的社会组织参与机制主要是指如何鼓励、支持、引导各种社会组织关注和支持“三农”发展，为反哺提供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或者组织农民进行培训，以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或者通过白身的条件，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或者利用法律等专业知识，帮助维护农民权利。就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情况来看，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从下述两个方面努力:一是要给予社会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白主活动以完成组织目标的白由，不应当干预其正当的具体事务，避免限制其积极性;二是要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通过经费支持、舆论宣传、表彰鼓励等途径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反哺政策的相关领域。工业反哺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可能由单一的主体和机制得以实现，必然要求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三重主体及相应机制相互配合、分工协作，以共同实现反哺目标。
路径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式，它的选择决定着实现目标的成本和收益。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目标在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格局。目标是层层分解的，也是有轻重缓急的，因此在实施反哺时，还需要探寻具体的反哺路径。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我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应当选择以下路径:
加快工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能够为农业发展提供现代化的农用物资和生产、运输设备，而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能够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改善农业的生产效益。可见，工业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带动和促进农业的发展。从对农产品的需求来看，需要重视轻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食品加工工业、纺织业等产业的发展;从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来看，要加快重、化工业的发展，为我国农业提供适用低价的机械设备和优质低价的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物资。
我国城镇化水平明显落后与工业化水平，产生了不少弊端，其中之一就是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导致大量农民工在农村与城市之问频繁地无序流动，成为经济社会中不稳定因素。近儿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1%左右，呈现出加速发展趋势，这是对我国长期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补偿性增长。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有利于克服我国广泛存在的“农村病”，也有利于农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
调节收入分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和手段。当前，我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就要求政府对农业、农村采取“多予、少取”的政策，通过取消农业税及各种费用来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各级政府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投入。我国已经在这些政策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应当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渐加大反哺政策的力度。
生态环境条件薄弱、基础设施不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技术水平落后，都是制约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既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既是解决当前农业发展突出矛盾的迫切需要，又是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战略选择;既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又是实现农村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以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为基础，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以推进科技进步为支撑，以健全服务体系为保障，使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明显改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围绕某种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深加工，形成集农工贸、种养加为一体，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一条龙的产业经营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当地的主导产业和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白我国1993年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来，它发挥了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业竞争力，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还存在层次低、链条短、组织化程度低、龙头企业规模小、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竞争力不强等问题。12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必须建立和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从而提高农业吸引投资的能力和创造市场利润的能力。
2006年中央提出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思路。柯炳生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三农’工作的集大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就是要全面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在于全面发展“三农”，改变城乡差别巨大的现状。新农村建设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和投入。支持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大力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重点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组织实施生物质工程，培育生物质产业;要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的节约型农业。要加大力度防治农业污染，发展循环农业、节约型农业，不仅需要工业为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而且还要求工业为之提供技术、设备支持以及循环经济的理念和管理经验。协助建立循环农业，走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