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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使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利益主体之间不断分化、组合，以及各利益主体因利益实现渠道和实现程度不同而引起利益差别的过程。利益分化表明一种既定的利益关系被打破，也表明一种新的利益关系的形成。
从不同的分工和视角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确有其各自的利益，这无可厚非，但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分化必须处于平衡区域，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政企不分、政府对企业干预太多是计划经济体制一个突出弊端。之后的厉行改革中，中央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这项决策的实施极大调动了各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由于改革过程中经济体制不健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逐渐分化。中央下放给企业的一些重要权力如企业管理权、投资决策权、物资调配权等，基本上被地方政府截留，生产单位没有得到更多的自主权，进而减少了可从更灵活地配置资源中获得益处。政企不分被纳入更加复杂的地方利益格局中，地方拥有的自主权日益增多。中央在财政上不断向地方让步，对国家财政的控制能力逐渐削弱。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之后不断下降，到1996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0．7％，从1996年起，财政收人占GDP的比重开始回升，到了2004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9．3％。据世界银行有关统计数据，低收人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23％，中等收入国家27％，高收入国家达40％?。由此可见，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这一比重严重偏低。国家所得占有比重不足，将导致国家宏观调控实力的弱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来看，“八五”期间，东部沿海地区达16％左右，中西地区为9％左右，两者差距为7个百分点。东部的上海、北京经济发达，2006年的人均GDP已分别达到56732和49505元，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后期；而河南、湖南等作为典型中部地区，2006年人均GDP分别为13279和11830元，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西部地区的欠发达的甘肃、贵州省2006年人均GDP仅分别为8749和5750元，刚刚进入工业化的起飞阶段。位列第一的上海市与位列最后一名的贵州省，其2006年人均GDP的差距是9.87倍，这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距。再次，利益分化表现为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
这些差距存在两种现象：(1)居民收人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现象开始出现。根据。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提供的数据资料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相关数据资料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I／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国家发改委的论断认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0．4的“基尼系数”基本达到公认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且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人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把后者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2)行业问的收入差距明显在拉大。行业问的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中国居民收人分配年度报告(2006)>显示，2005年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业，平均工资水平依次是40558元、32228元和27434元，分别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2．2l倍、1．75倍和1．49倍。而排在后三位的行业分别是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它们在2005年的平均工资分别只有14338元、13857元和830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78％、75％和45％。
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中，中国经济进程最大的受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筑，而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之一。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从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而言。从达尔文的自然法则角度看，有优胜劣汰之说。当然，这不是鼓励“胜者恒胜，强者恒强”现象的存在。而是表明：每个人的资质察赋确实各有不同，加上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出现利益分化从某种程度而言是不可避免的。
从市场竞争的趋势看，经济上的分化是相对公平的一种分化，它承认个体与生俱来的竞争资源和能力，承认收入分配多样化，允许利息、股息等“按资分配”比重上升，承认社会主体在法律的框架内有追求利益的权利。如因人力资本存量不同，劳动者对社会贡献不同造成的收入差别，把握市场机遇和抗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同、竞争不同造成的收入差别，经营管理不同造成的收入差别等都属于正常的利益差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充分的市场竞争推动着信息、人力、资源大流转，打破地域限制，创建国际和国内的市场大平台。社会主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觉醒后，利益饥渴现象推动利益主体狂热地追求利益，这种力量成了经济发展的另一种强劲动力和活力。资源的流转也催生和塑造了众多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导致了利益分化。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以后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当时，中国政府管理层提出“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并希望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富带动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此举促成了多样化、差异化和层次化的利益格局，从而打破了曾经存在的“大锅饭”状态，促使竞争机制的形成。
当然，在一个国家经济体制加速转型期，社会分化的速度、深度和广度会更深刻，力度更强。有时社会整合难以适应它的快节奏而使社会出现或存在短暂的“无序和失衡”现象，这正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社会问题大量涌现的根本性原因。不规范的低水平的竞争大量存在，如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短期性，投机行为、欺诈行为、非法暴利、野蛮垄断甚至犯罪行为等现象屡屡发生，趋利动机和暴富心理增强，假冒伪劣产品及偷漏税现象不时存在，一些旧传统的东西也沉渣泛起。一些人致富主要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不正当或非法手段。显然，贫富差距背后隐藏着不公平色彩，因而民众强烈呼唤着公平。腐败现象的蔓延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转型时期市场机制的不成熟也对收入差跑趣到了放大作用，已经过时的计划体制由于没有完完全全脱出体制转轨期，在某些方面仍然可以看到其合法的或非正式的影响力，加上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不少资源和生产要素短缺，使得某些非正常甚至非法的东西严重地干扰着分配过程及分配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利用行政力量凌驾于经济规律和经济行为之上，保护、扩张地方利益，区域间和部门间分割封锁；官商勾结，通过“地下”方式干扰市场经济的运行，以“超经济”的力量获取特殊的垄断利益。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了“真空”，由市场表现出来的追求利益的能量难以疏导到新的合理的经济秩序中去，这使得转型和发展中的稳定机制、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变得更加重要。
现阶段的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这不仅仅是身份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的差距。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将逐步实现城市化，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_：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目前中国80％左右的人口依然在农村，城市人口的比例虽然在慢慢增大，但速度明显过于缓慢。从西方国家的转型历史来看，美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一1980年)农业人口则下降了65％14。在工业化过程中，留在农村的数量较少的农民通过对农业的集约化和机械化，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并以产业化的农业与整个工业化的经济融为一体。而我国的现状是，农民被工业化和现代化远远地甩在后面，劳动力大量留在农村导致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小规模经营则无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
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分析，城市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快于农村，城镇居民收入渠道多元化，而且城市工资收入刚性强，在攀比压力下不断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仍然以农业为主，农产品价格基本上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农民没有稳定收入，故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不及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自然扩大。
另外，限制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户籍制不仅仅是人口登记的一种管理式，更重要的是它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社会保障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一部分离开土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做的收入低、环境差或者存在一定危险性的工作，他们没有低保，不能享受到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待遇，他们的子女可能无法和城市孩子一起上学。户籍制度的存在，拉大了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分配的差距。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推行的是均衡发展的经济战略，为平衡西部比东部经济落后的现实和结合备战需要。中央把大量投入放在西部地区，重点企业电优先安排在中西部。这种战略对西部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西部地区因此建立起一定的工业经济体系。由于西部地区相关配套如技术、人才等跟不上，加上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不断上马，均衡经济战略施行的效率较为低下。原先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由于被忽略，投入不足、设备更新慢，它们的发展也显得后劲不足，该战略的施行拖累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考虑到沿海地区具备地理优势、历史渊源、贸易传统、观念意识等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即将经济发展重点由沿海向内地梯度协调推进，允许一部分人、行业、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遵循这一新的发展战略，我国在政策上向东部地区倾斜。。六五”计划规定，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特长，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七五”计划进一步强调，要按照东一中一西的顺序安排发展重点，沿海地区要加速发展，中部地区要有重点地发展，西部地区则应做好进一步开发的准备。此后的一系列政策，如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无不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
投资规模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央政府施行的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东部地区抓住机遇率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引进外资，迅速发展农村工业，成为了先富起来的地区。经济发展后，产业链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带动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综合体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阶段，经济进步、条件好。吸引更多的技术和人才涌迸这片热土寻求机会：这些技术和人才的加盟，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远远走在中西部的前列，东部地区的各项指标如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均受教育程度均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东、中西部差距逐步拉大。
一是利益分化迅速、不成熟、不稳定，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二是利益群体中单个利益主体素质低下，不利于利益群体的形成以及利益表达。
三是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不断扩大。
四是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但矛盾的对抗性有增强趋势。
五是利益群体形态多样，但不平衡，代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利益群体比较薄弱。
六是政府利益协调功能较弱。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主体高度集中、利益需求同质化、利益分配的平均主义，使利益的激励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逐步变革，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等随之发生改变，体现了利益差别，打破了“大锅饭”，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各利益主体有了相对独立的自身利益，自觉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利益分化充分发挥了社会激励的作用，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成员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承认利益差别和利益多元化，必定要促进利益表达意愿的增长，推动利益主体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缺陷导致社会利益分化不当部分利益主体利用政策和体制漏洞非法占有社会利益，加上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无法对部分利益受损的群体给予适当的利益补偿，从而引起部分社会成员不满，他们对改革开放失去信心，甚至会阻碍各种具体政策的执行，影响改革深入。同时，不当的利益分化使贫富差距扩大，部分利益群体的利益受损，这将打击人们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部分人甚至希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的状态。这必然会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在利益分化过程中，由于缺少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各个利益主体不择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尤其是权力介入市场产生了以公谋私等腐败现象，破坏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其次，社会利益分化不当使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增多，引起多数社会成员的不满，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从而g1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由于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在利益分化过程中，一些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和群体超越法律规范，以不理智的行为表达利益需求，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影响社会稳定。再者，利益分化不当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难度。
有些人错误地将个人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首，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于不顾，盲目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从而滋生出重利轻义、极端自私自利等不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利益分化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是潜在的，但是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