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战略(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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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战略是指一国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水平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增加为目标的经济战略。
经济增长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长足发展的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主要研究世界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发达国家制定经济增长战略的理论基础，源远流长，一直可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了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由专业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决定的。继而，大卫·李嘉图则重点强调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之后，又有穆勒提出的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学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则直接来源于凯恩斯。他在其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引起的，因而提出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生产的主张。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实质是凯恩斯学说的动态化和任期化。二战后主要代表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熊彼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包括技术创新理论、制度创新理论、企业家理论)、气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库兹涅兹的经济增长理论。其中最为著称的是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要使每一时期的经济都保持均衡增长，投资应当按储蓄比例和资本生产率的乘积所确定的增长率要求进行。
建筑在经济增长理论之上的经济增长战略，其所追求的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高增长率。这个战略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认为完成产值后，通过国家政府关于税收、补贴等经济政策，可以自动保证分配的公正性。经济发展问题，也就可以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问题，归结为如何实现最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此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以下一系列战略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实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进行大量投资，以保证大量资金和庞大的固定资产；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需要各种专门人才，从工人、技术专家、管理学家到金融家，人才成为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教育问题也随之成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性问题。
经济增长战略的主要内容有：
1．认为发展就等同于经济的增长
强调“经济增长第一”，这种观点把发展过程片面地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过程。这种战略认为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把GNP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过分偏爱和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2．强调“效率优先”
经济增长战略奉行“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认为生产先于分配，积累高于消费，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因此，一国要发展经济，必须牺牲社会公正。这种观点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就是对GNP的努力追求，对高速度的强烈追求，而相对忽视了社会公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分割了社会的公正性和社会稳定的关系。要取得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就必须给每个公民都提供公平的机会，其中一个基本的环节就是为每个公民提供社会安全网络，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3．把财富的增长和速度看做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尺度
GNP(国民生产总值)或者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社会所关注的唯一目标。在经济增长论者看来，社会发展是一种经济现象或者经济行为，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国民提供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
4．割断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的联系，不关心价值追求的合理与否，把功利当作唯一的价值标准
经济增长战略排除了文化在发展中的地位，造成了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体是“经济人”，它是一种脱离了社会、文化、历史的纯粹而孤立的经济现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把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截然分开，文化活动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割断经济与文化的联系，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实行的是经济增长战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突出了经济增长战略，其特征是伴随着科技进步，人们不断地增加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与深度，通过资源的大量消耗支撑着GDP或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如1963—1968年期间，世界工业生产总产量的平均增长率是每年7％，人均增长率为5％。人们从经济增长战略中得到了许多好处：
①GDP的快速增长提高了整个世界经济水平，每个国家的经济以及综合国力得到加强；
②人均GDP的增长，使一些国家消除了贫穷，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
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消费方式也向更舒适、更高层次发展。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战略，发达国家采取了三个主要战略措施。
1．实行高消费、高福利政策
高消费、高福利政策能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从而会刺激投资，不断扩大再生产，以保证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高消费、高福利还意味着消费的需求是高消费、高价值的，从而本身就能有效地提高国民生产总值。高消费、高福利政策还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2．发展世界市场
这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保证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大的市场，市场越大，越能刺激生产，越能使经济趋向繁荣。而最大的市场则是世界市场，只有占领了这个市场，经济才能最大程度地增长。因此，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不在推行世界市场的政策。战后的世界市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单一市场变成了综合市场；从独霸市场走向协作市场；从掠夺市场走向培育市场。
3．依靠科学技术
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他们经济增长的主要战略。美国一直大力倡导高技术战略，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技术立国”的口号。80年代开始，西方更掀起了一场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将引起经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并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带来深刻的影响。
经济增长战略在使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①贫富不均状况严重，出现了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现象，相当一部分的人仍然无法受到良好教育和获得医疗保障的机会；
②社会问题突出，如出现了失业增加、健康状况恶化、犯罪率上升、社会不稳定等种种社会矛盾。
1．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价值增值方式
以知识为基础的价值增值方式，是中国企业提高价值增值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经济在国际知识分工体系中，摆脱被动局面，走向主动的关键。通过以下一系列环节来提高中国企业的增值能力，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可以实现这一知识经济增长方式：
(1)开拓高附加值的新产业。
积极培育和发展具有专门优势的高附加值产业，进入世界范围内的高附加值生产领域，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目前中国在高技术国际市场的市场份额还较低，我们的主要优势是在航天、航空领域。中国还需要培育新的高附加值产业，并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中国的软件产业、传统医药产业等领域都是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企业必须处在高附加值领域，而不是简单地生产、加工，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中国现有资源，有效提高价值增值能力。
(2)努力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
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增长方式为所有的产业都提供了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机会，即便是在普通的制造业与零售业。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创造性思想在产品中的应用，提高产品本身的知识含量，通过提高知识含量来满足消费者的知识性、精神性需要的满足。如台湾玩具企业是以世界一流的创意和一流的品质来不断提高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中国内地企业也应该在创意生产方面有所作为。在这一领域，企业所需要的是丰富的市场知识。随着中国消费者的不断成熟，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市场的领先程度也在不断提高。问题的关键是企业是否有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能力。以我们的创造力与无限的智能，比竞争对手更早地发现市场、创造市场，赢得消费者，这是提高中国企业价值增值能力的重要途径。
(3)提高现有产品的价值增值能力。
提高现有产品的价值增值能力是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而充分利用知识，在完善服务、改善品质和拓展功能上努力，就可以有效提高现有产品增值能力，从而促进经济绩效的改善。
有效利用知识，完善服务，实现价值增值。销售服务，包括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是价值增值的过程，但有效的销售服务是建立在丰富的市场知识基础上的。日本的一家零售商通过售后服务，主动派出大量具有丰富市场知识和维修经验的员工到顾客家中为其提供所有家电产品的检修服务，不论是否是其出售的产品。在售后服务中，充分了解顾客需要，收集信息，并为顾客提供购买咨询服务。虽然，这家公司的价格高于同行，但是由于为顾客提供了周到、科学的服务，其销售利润与顾客满意率都高于同行。这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优质服务所带来的价值增值。公司能够提高其服务的价值含量，源于其拥有正确的服务顾客的知识与服务顾客这一经营思想。在软件产业，目前流行的做法是用户定制、捆绑式销售，并提供长期的技术支持与维护服务。用户定制是一种价值增值能力较强的服务，企业对用户需要的深入了解，提高了产品对顾客个性化需要的满足程度。因此，这种服务改善也是建立在公司对用户需要有效识别基础上的。中国的市场差异较大，市场对多样性消费的需要也在不断上升。如中国的农业智能系统在销售服务中，通过新的专门性知识的引入，更多地考虑各地农业经营环境的差异，实现对当地市场的有效反应，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其产品的价值增值能力。
依靠知识，改善品质，提高产品增值能力。产品的价值增值能力取决于产品对消费者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取决于产品的实际效用。因此，通过工艺的改进、先进制造技术的使用、质量意识的培养来提高产品性能，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满意程度，同时还应该充分重视产品的品质提高与信誉培养。在知识经济增长方式中，市场价值是对企业及其产品进行衡量的标准，而在市场价值的构成中，企业的经营性资产，如品牌、信誉、顾客忠诚以及营销网络是实现市场价值的重要基础。无论是性能的改善，还是品质的提高，都需要依靠企业有效的知识应用。
激活创新知识，拓展产品功能，实现价值提升。现有产品的功能拓展，是价值增值的有效手段，而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将其新的功能挖掘出来，则是功能拓展的重要途径。如北京故宫的杨静豆画，用创意提高了各种豆的价值含量，而南京京剧院工作人员与原先处于亏损中毛巾生产厂家的合作，则使普通毛巾的价值含量因为印上京剧脸谱而迅速提高。因此，产品功能的拓展，需要不断地打破既有的产品功能定位，不断地发掘其新的用途。在功能拓展过程中，关键是创造性思想的产生与使用，一个能够促进创造性思想的组织才能够获得功能拓展的机会。在某种情况下，新的功能的拓展来自偶然的发现。如丹参酮用于治疗痤疮，是其原有功能的一种更有价值的拓展，是来自干一个研究人员意外的发现。该研究人员苦于痤疮，情急之中试用丹参酮，于是有了这一市场价值更高的功能开拓。在生物制药领域，创新来自无数实验和看似偶然的发现，但实际上，这些偶然的发现能够被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产品与服务是因为企业已经形成了培养创新和鼓励创新的文化，偶然的发现与意外的结果才能转化为市场价值。
无论是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改善产品的服务、提高产品的质量、拓展产品的功能，在提高现有产品的价值含量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重视企业的知识管理。
综观各种以知识为基础的价值增值方式，其核心是充分利用知识资源，提高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通过改善投入要素的结构方式，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实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通过知识生产与有效应用来改善价值增值能力，使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最终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微观层面的质量与层次，这是知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
2．网络结构的知识创新方式
在知识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中，知识创新活动是基础。与以往不同，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活动，具有网络结构特征。这一网络结构的创新活动，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有所选择，重点发展
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技术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知识集约型增长方式具有网络结构特征，是一种非线性增长模式。关键技术对产业的带动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芯片技术、网络技术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其他一般技术所无法替代的。由于关键技术的这些特征，因此，选择正确的技术发展方向，并通过市场方式筛选出关键技术，乃是保证技术发展系统优化的重要前提。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有所选择、重点发展的创新战略就更加重要。这种对关键技术的重视以及对技术选择的强调，实际上正是技术创新活动网络式、非线性发展规律的要求。而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成功与日本信息技术领域相对落后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更进一步说明了关键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经济增长时代的多种技术多头并进的创新方式，是不符合知识集约型增长方式的需要的，也是不符合现代知识创新活动发展趋势的。因此，有所选择、重点发展是新的网络式创新活动的要求之一。在技术选择的过程中，应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包括对创新资源的配置作用。同时，适当运用政府政策来引导与组织这种网络结构的创新活动及相应的技术选择。
(2)以点带面，有效扩散
网络式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需要遵循以点带面，有效扩散这一原则。这主要是因为，技术突破具有网络特征。一方面，技术的突破主要发生在各种技术的结合界面上，是在不同技术之间的联结与整合中实现的。另一方面，关键技术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相关技术的迅速变化，创新技术的渗透能力不断提高。与技术创新的这种网络方式相对应的是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不断提高。如在芯片技术、网络技术等的推动下，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C&C)的结合程度越来越高，信息通讯技术成为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力量更加强大的领域。技术创新的网络特征，需要创新活动以点带面、网络合作的方式进行，也就是抓住关键的技术结点，及其与其他技术之间的联系，通过网络式合作的方式来推动技术的普遍发展与整体经济系统增值能力的提高。
创新通过由点到面，有效扩散，实现知识投资的规模报酬收益，并降低知识的重复生产。知识的扩散是知识创新活动商品化的重要途径。关键技术与先进技术在各产业中有效使用，是保证这一创新方式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提高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有效途径。因此，在重点突破，以点带面这种创新方式中，以点带面、有效扩散是与重点发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重点关键技术的有效扩散是重点发展这一创新方式能够持续发展的条件，只有通过技术扩散，提高各行业的普遍的技术水平，才能实现技术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也才能为重点技术的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物质支持，同时重点发展的目标也才能实现。
(3)网络合作，协同创新
对于整个经济系统的创新来说，创新的最终效果取决于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发展。这种协同作用，不仅包括各种技术之间、各种产业之间，还包括各种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同时，在经济系统中，有效的创新还应该保证创新环境各种因素之间的协同发展，如信息基础设施、科学研究基础、知识基础设施、创新文化与氛围以及创新人力资源的培养与激励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协同发展。美国的创新系统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一流的，不仅仅是因为其各个子系统的高度发达，而且还在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网络的发展，组织之间的协同有利于提高创新活动的效率，这对于现阶段创新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国来说，显得更加重要。推动合作的重要方法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保证创新资源与知识的自由流动，只有自由的流动，知识才能获得有效整合与配置的机会，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之间的合作也才更加有效。
对于创新活动中合作与协同的推动，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保证各子系统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关联。如欧美等国科技政策重要的一点是在政府、大学和企业之间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高效率利用各种资源。美国不仅强调国内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为产学研合作提供各种支持，而且对国际科技与研发合作也基本保持积极的支持态度。目前，美国国家创新政策依然致力于改善系统之间的协同。而德国则努力发展“能力中心”这种有巨大创新潜力的知识与能力的网络系统，通过政府、产业界和科学界的通力合作，通过将大学、社会各类研究机构和企业，包括中小企业纳入到能力中心中，来促进技术的网络化，提高德国企业的竞争力。
对于中国来说，提高各个子系统的意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或是目前更加紧迫的是，如何促成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发展。在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界面上，在组织与组织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中，中国创新能力的系统提高大有潜力。因此，为了实现基于创新能力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强调协同与合作是重中之重。在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这一任务显得更为紧迫。
3．开放经济中的学习型发展方式
(1)开放与合作吸收先进知识与技术
在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发达国家日益将其竞争优势建立在知识与创新基础上这一基本趋势下，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国际价值链生产中的被动局面，只有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与技术水平。通过开放与合作来引进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是有效途径之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日益证明，开放经济系统是有活力的系统，有效利用外来知识资源可以弥补原有知识资源的不足，并提高原有知识的利用效率。通过合作获得外部知识目前已是企业知识创新的重要战略，这样，企业不仅可以弥补自己的战略缺口，而且还能够激活部分知识。企业如此，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产业研发全球化趋势，说明了外部知识在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1997年，外国公司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为1969亿美元，美国在欧洲、日本等地建立的海外研究与开发机构也在不断提高，美国公司在主要国家的海外研发费用也已达到了1407亿美元。此外，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特别是技术战略联盟的发展也较快。这些都意味着开放的系统有利于提高知识创新水平，同时也说明，组织之间与国家之间的学习能够促进创新的发展。学习机制在促进知识传递与知识整合中的作用，特别是促进隐含性的知识传递中的作用正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在韩国技术发展从模仿走向创新的成功经验中，关键的因素是技术的引进与吸收。只有通过引进基础上的学习与吸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技术引进的效用，将技术引进作为一种知识学习机制，才能充分利用知识的溢出效应，提高自身知识创新能力，掌握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如果消极对待技术引进，或拒绝外来技术与知识，或消极依赖外国技术与知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知识分工体系中的被动局面。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开放经济中的学习经济，在引进、消化、吸收他人之先进知识与技术的基础上，提高中国知识的创新能力。在中国目前的知识发展水平上，无视世界科技发展全球化的大趋势，一味片面强调自主开发是不经济的，而不重视自有创新能力的培养，则是无法支撑持久的创新活动与技术发展的，也会逐渐丧失引进技术上的判断能力，陷入被动、依附局面中。技术的引进，是学习的一种手段，而通过学习，提高能力是引进的最终目的。因此，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开放的目的是促进合作，合作的目的是学习与吸收先进知识，最终的结果是中国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
(2)专门化与全球化的有效结合促进优势发展
现代合作理论以及近年来跨国公司之间合作的实践都不断证明：合作中的有效性和合作能力都与经济系统原有的专门知识的优势紧密相关。也就是说，拥有一定领域的专门知识，能够获得知识互补的更多机会，能够在合作关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因为，合作是一种双赢或多赢博弈，只有各有所取，合作关系才能稳步发展。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中，中国企业的专门优势是企业获得互补性知识的基础。中国企业的本土知识是其中重要的专门知识。但仅有此还不够，应该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我们所需的知识，使其与原有知识优势紧密整合，从而形成更加先进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门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是建立在全球知识资源基础上的，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同时，这样的知识，又是植根于本土的、专门的知识系统的，具有不可模仿的性质，是一种可以相对持久的能力。韩国先进芯片技术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这一专门化与全球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具潜力的知识市场，同时也拥有丰富的本土知识，如果善于学习、吸收与整合，那么在专门化知识基础上，通过有效利用全球知识资源形成在某些专门领域的国际性知识优势，是完全可能的。
4．用制度创新来培育创新经济
知识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采用的是以知识为基础来提高价值实现与价值增值能力，从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的是网络式的创新方式，重视创新系统的内部合作与协同发展；主张在开放与合作中通过学习与吸收先进知识与技术来提高中国创新能力，并强调在全球知识合作中自身专门性优势的利用与培养。这些发展战略之间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相辅相成。这些发展战略的成功在很大意义上需要社会制度安排不断改善，需要有一个激励和支撑新的知识集约型增长与网络系统创新模式的制度环境。因此，必要的制度创新是新的知识集约型增长方式成功的重要的制度保证。知识集约型的经济方式实际上是强调知识创新的利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社会的制度安排应该保证创新活动的有效发展，换言之，需要制度创新来培养创新精神、培养创新企业、促进创新活动以促进创新活动。
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中，有较多是过去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物。随着新的知识集约型经济方式的确立，随着网络、非线性创新方式的确立，现有制度安排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相符合，因此，需要制度创新使制度安排能够促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运行。我们认为现阶段的制度创新可以包括以下主要方面：
(1)完善产权制度，优化产权制度安排。
创新活动主要来源于利益驱动下的，创新主体的知识生产与应用活动。因此，完善产权制度，激励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努力，鼓励创新精神，是促进创新的重要方面。进一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使更多的主体参与到创新活动中。目前，民营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较高，创新活动的绩效也相对较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得到了适当的产权安排方面的激励。
组织内部的产权制度创新也是促进创新活动的重要方面。在知识活动中，最关键的是个人隐含性知识的创造与奉献，而个人知识的奉献就意味着个人将其对知识的专有权让渡出来，因此，组织必须有适当的制度安排来激励和补偿这样一种知识奉献行为。此外，组织知识的形成途径之一是个人知识的有效整合，内部的协作和知识的共享是组织知识创造的重要机制。这也需要适当的激励制度来鼓励内部协作与交流。因此，内部的制度安排的创新对知识活动的有效性有重要作用。知识密集型企业中关键技术创新人才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效率工资制度、股权激励等等都是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制度设计。
(2)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知识的创造与传递。
适当的知识保护是建立良好的知识与技术扩散机制的关键问题。过度的知识保护，在激励创新的同时，降低了创新知识的利用，限制了新技术的有效使用，导致创新知识的投资规模收益下降，同时，还可能会导致重复性的开发与研究工作。反之，不力的知识保护，则又会降低创新激励，也会降低知识传递的速度与范围。关键是选择恰当的平衡点，在激励创新的同时，促进创新知识的合理利用。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主要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但在设计新的制度保护制度时，也应注意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适度原则。
(3)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鼓励社会对知识资本和创新活动的投资。
一方面，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充分利用风险投资机制，使更多的社会金融资本与知识资产和知识资源相结合，促进知识的创造及其商品化。另一方面；应不断改善资产评价方法，强调知识性资产在社会财富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强调有形的物质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有市场价值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目前，在中国现行的资产评价和信用评价中，重视有形资产与固定资产，这样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及其资产则处于不利地位。在资本市场的相关制度创新，应强调对知识资产及智力资本的重视和强调。
世界性的知识化潮流不可阻挡，更加开放的中国必须以新的发展方式加入到世界经济的角逐中。发展开放的学习型的经济，知识基础上的创新经济，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不断走向主动、走向成功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