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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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国际竞争中,一个国家的强弱,不仅决定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或某一单方面的力量,更主要的取决于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综合国力的内涵非常丰富,它的构成要素中既包含自然的,也包含社会的;既包含物质的,也包含精神的;既包含实力,也包含潜力以及由潜力转化为实力的机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有机关联、相互作用的综合体。
由于综合国力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所以应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对其进行理解、分析和界定。综合国力不是其构成要素的简单加和,而是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和一定运行规律的系统的整体功能,其功能的状况或水平不仅决定于其构成要素的各要素的状况或水平,更决定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比例及其耦合机制。因此,综合国力水平既可以有大于其构成要素之和的功能;同时也有小于其构成要素之和的可能。显然,我们应当追求前者而避免后者。
综合国力是一种系统的和动态的综合力量,是在系统与外部的交流和系统本身的运动过程中形成的。综合国力不仅是国家间竞争和互相影响的力量,还表现为对人类社会总体的贡献能力。每个国家作为人类社会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都直接表现为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综合国力有潜在综合国力与现实综合国力之分。现实综合国力是指构成综合国力各要素已经具备的实力和各要素之间有机组合所显示出的整体实力。潜在综合国力是指随着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由于某些要素实力增长,非物质要素水平与状况改善以及系统结构的变化致使整个要素系统组合功能增强的潜在能力。潜在综合国力测定实际上是对未来综合国力发展趋势的预测。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水平在某一特定时点上不决定于其国家战略的变化,但是其国家战略的制定则必须以其综合国力为基础,并以提升其综合国力为目标。
总之,综合国力是以国家为整体表现出来的维护和获取国家利益的力量,它包括了所有直接和间接获取国家利益的一切因素。综合国力的概念呈现出综合性和概括性、战略性和强制性、科学性。
由于综合国力的系统性,所以它与国际竞争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情、国家能力等很多重要概念具有紧密的关系。综合国力与这些相关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综合国力不同于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是动态的,它不断变化和发展,而决定综合国力变化与对比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国家竞争所具有的相对位势,它实质上反映了综合国力发展的速度。综合国力更着重于总量(总实力)和人均量(人均实力),而国际竞争力更着重于总量和人均量的增长速度。总之,综合国力是国际竞争力的发展基础,国际竞争力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两者相辅相成。一般来说,综合国力侧重于衡量现在的状况,而国际竞争力则是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故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发展,在国际社会与其他国家竞争过程中占有或保持一定的相对优势地位,不仅要有雄厚的综合国力,还要有超众的国际竞争力。
综合国力不同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前者着重于从总体规模上描述一个国家的实力,后者则着重于从质量上描述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层次。同时,它们又有联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综合国力状况具有正向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较强,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势必较高;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较弱,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势必较低。在综合国力测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面,二者可能会运用一些共同的指标。但作为反映综合国力的指标更多地是采用总量指标,而描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更多地是用人均指标。
国情是国家历史和现状的总和,综合国力只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情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的总称。它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资源环境、人口、政治权力、经济情况、历史、文化思想、民族和宗教、军事国防和对外关系等内容。显然,历史、民族和宗教等反映国情的因素并没有充分反映在综合国力中。从概念和内容上分析,国情与综合国力相互区别,但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国情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分析国家能力,既要看国家在政策制定层面的能力,又要看国家在政策执行层面的能力。概而言之,研究国家能力要涉及到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与功能等政府观的根本内容,政府能力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政府绩效,具体可表述为政治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社会绩效四个基本向度。政治绩效主要指政治生产力以及政治产品,即政策的形成与贯彻;经济绩效主要指经济增长与稳定中政府的导向作用,其中通货膨胀、失业、收入分配等是重要的参数;文化绩效主要指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补与渗透,以及文化的繁荣与整合;社会绩效主要指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中安全与犯罪、公平与正义、福利与贫困、稳定与失衡等指标是重要的参数,这几方面绩效的大小强弱反映的正是政府能力的大小强弱。
综合国力的结构非常复杂,既包括把本国内部事情做好的“内在能力”(即生存力和发展力),也包括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和控制别国的“外在能力”;既包括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发展的“硬实力”,也包括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能力的“软实力”;[1]既包括先天性的国家资源禀赋(即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禀赋),也包括后天通过努力获得的能力(即技术、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能力)。
对于综合国力的具体构成要素,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构成国力的要素有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9项。[2]克莱因主张一个国家的国力主要由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等5个要素构成。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研究认为,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地理、人口、资源、防卫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外交能力等,主要强调经济实力和对外关系两个因素。[3]黄硕风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和资源力7个方面。[4]王诵芬等认为综合国力包括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和外交能力8个方面。[5]
近期学术界对于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制度和政治体系的研究,关于国力的具体构成要素研究较少。兰德公司的研究认为,可以从3个层面进行理解国力:一是形成力的资源,二是力的形成过程,三是力的外在显示。据阿史利(Ashey J.Tellis)等人的分析,国力的资源来源于技术、企业、资本等,国力的形成过程在于政府业绩,而国力最终的表现在于军事力。[6]约瑟夫•奈认为,可以从拥有获得想要结果的资源力上看国力,也可以从影响他人的行为方式上看国力,包括武力胁迫、经济收买或用自己的魅力吸引别人实现自己的想法。[7]
这里借鉴近期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成果认为,把综合国力当做一个生产系统考虑可以更好地理解综合国力的结构。从国力生产过程上看,国力结构包括国力资源、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外在显示的国力。国力资源是国家力量形成的基础,依据波特(Michael E.Porter)的生产要素理论,构成现代国力的主要资源有技术、人力资本、资本资源、信息基础设施、自然资源5 类。[8]在现代经济中,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社会组织创新都取决于科技水平,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科技是综合国力构成中先导性的要素。科技领先靠的是卓越的人才,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除了人力资本资源,一国的发展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本资源,健康、高效和有序的资本市场不仅能够给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也会刺激产业结构的升级。基础设施作为公共物品,其供给的规模和效率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瓶颈” 冲破作用是无疑的,包括计算机、电话、因特网之类的现代基础设施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市场化程度得到加强,已成为国力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然资源是一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虽然其作用已逐渐被其他资源所替代,但是由于其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在国力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忽视。
在综合国力生产系统中,国力资源是国力生产的必要条件,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它是国力的最主要组织者,在国力生产中具有以下功能:第一,提供国内各项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力资源的条件,合理规划和管理,保护各项建设的成就,如为人力资本的建设和保护进行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方面的投资与管理,提供支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宏观环境等等。第二,政府根据现有的国家力量与国际环境,选择适合的外交政策和目标,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方面的建设,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使之在国家外交力、政治力等方面取得成功。第三,政府是国家军事力量的组织生产者。
从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上看,国力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即经济力、军事力和外交力。经济力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表现,它不仅是国力系统中其他力量的基础,通过经济购买或援助等经济支付方式影响或控制他国,也是对外交往中的重要方式。国家通过一定的外交策略,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参与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制度的建设,对他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也是国力重要的显示。尽管现在军事力相对历史上的重要性有所减弱,国家与国家之间被多重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联系着,但是军事力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最重要的,在国际政治领域,军事力仍然是国家间争端的最终“裁判”,威慑制止战争和控制战争的能力,仍依靠国家的军事实力,军事力依然是一国威力的明显尺度。
总体看来,综合国力是一个包含众多复杂子系统的大系统。一国经济力的强大需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以及在全球创新系统中对领先产业的占有,而获得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根本在于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政府支持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则是创新的根本性条件。军事力的获得以经济力为基础,同时政府是国家军力的组织生产者,人才素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对军事力的生产影响也是无须多述的。而一国的教育力、科技力、政治力、外交力和军事力等本身也都是非常复杂的独立系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这些力与力之间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状结构,独自或交迭地对外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所以综合国力不是多种力量的简单加总,而是多种力量有机组合的一个系统;另一方面,尽管国力系统中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如一国经济力强大并不代表外交力也一定强大,所以考察一国的国力,总体上考察很重要,结构是否均衡也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的《社会指标》课题组,建立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四个部分的指标体系,分解为16项指标包括:
(一)国力测度方法的回顾
早期,由于资料的限制和基于现实方便的考虑,人们往往以单一指标进行综合国力的测度。历史上,国力往往被看做与军事力对等,所以军事力自然被看成国力的表征。如国际政治学家伊尼斯•克劳德(Inis Claude)和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以全部的军事能力衡量国力,诺曼•奥考克(Norman Alcock)和阿兰•纽考伯(Alan Newcombe)以军费支出衡量国力,[9]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以海军能力代替国力。经济指标也被当做综合国力的代表,如克劳斯(Klause Knorr)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总产出代表综合国力,布鲁斯(Bruce Russett)则利用全部燃料和电能消费量测度国力。
单一指标方法由于描述国力过于简单和现实的缺点受到批评,人们更愿意用多指标合成方法描述国力。汉斯•摩根索[10]是系统测算国力的开创人,他的方法后来被许多学者效仿,他认为国力的构成要素应区分比较稳定的和经常变化的两种,国力组成部分包括:地理条件(最稳定的要素)、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和原材料,是比较稳定的要素)、工业能力、军事装备(特别是技术、领先水平、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人口(特别是人口结构和趋势)、国家特质、国家士气,外交和政府管理的质量。 对于多指标合成方法,最简单的是用线性汇总方法,克雷佛•基曼(Clifford German)的研究不仅提出指标体系,也提出指标非线性合成的方法,他的国力可用公式描述为:G=N(L+P+I+M),G是国力,N是核能力,L是土地,P是人口,I是工业基础,M指军事规模。[11]克莱因也使用非线性合成的方法,其著名的国力公式为:Pp=(C+E+M)(S+W),Pp是国力,第一项括号指国力的物质要素,后者是精神要素,其中,C指基本实体,包括国土和人口;E指经济能力,包括GNP、能源、非燃料矿物、工业生产能力、食品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M指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和常规军事能力;S指国家战略意图;W代表贯彻国家意志。
中国学者测度综合国力一般用多指标合成方法,王诵芬[12]等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使用分层赋权逐层汇总的线性汇总方法测度综合国力,选择的综合国力要素有: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和外交能力。这种方法在许多后继的研究中被多次运用,不同的是指标选择上的差异。黄硕风运用混沌学、系统论、协同学和耗散结构论的原理,以定性和定量分析、专家知识与建模计算相结合的体系集成方法,建立一组旨在测算中国国力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提出综合国力应该是“硬国力”(包括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和资源力等物质形态的要素)、“软国力”(指构成国力的精神和智能形态的要素的集合)和“协同”变量(代表有关领导组织协调统一的构成要素的集合)的非线性组合。[13]
比较国力测度的单一指标法和多指标合成法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单一指标虽然过于简单和现实,但对现有国力的把握显得非常明确,而多指标方法考虑复杂的国力系统,对于国力的把握不仅包括现实的力量,也包括潜在的力量,对国力认识更为系统和全面,但在多指标合成过程中,由于合成方法的不同和指标权重设定的不同等原因,往往会造成测度结果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应该说两种国力测度的方法是彼此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
(二) 综合国力测度必须考虑的问题
综合国力是一个大系统,它包含多项自成一体又互相关联和作用的复杂子系统,对其进行测度必须基于对国力结构的全面认识。如果把国力当做一个生产系统考虑,形成国力的资源主要包括知识技术资源、人力资本、信息基础设施、资本资源和自然资源。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它是国力的最主要组织者。从国家间相互作用的主要方式上看,国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力、军事力和外交力。在这个系统中,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另外,国力的结构也非常重要,一国国力的强大也表现在各种力量转化是否灵活、国力结构是否均衡,因为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往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决定,如果只有经济手段或军事手段单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便是经济力或军事力量再强大,对一些通常只需要用外交手段处理的问题显然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各种力量协调发展、互相促进的国力系统才是有效的国力系统。
测度综合国力必须利用一定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设计必须满足全面性和系统性、适用性和可行性、可比性和准确性以及敏感性和稳定性。既要考虑整个系统的全面性,对于每个子系统,又必须强调自身系统的完整性;既要适应描述现代综合国力的需要,又要使数据来源具有可获得性。由于国家间的差异,使用的指标必须具有国际可比性;一国的国力变化受限于国际环境,为了准确地进行国际比较,既要选择那些能够准确、及时反映国力发展变化的指标,即比较敏感性的指标(如信息力),又要注意综合国力的概念和内容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动,选择指标要具有相对稳定性,尽量选择那些范围、口径、计量单位、计算方法和价格水平等方面较长时间保持不变的指标。
由于反映综合国力各方面的性能指标和其物理量及数量级相差较大,且代表单位的量纲也各不相同,在进行综合评价时必须将各种指标量值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量,测度方法必须具备统计学的合理性,在实践中,无量纲化方法主要有“功效系数法”、“指数法”、“模糊评判法”等,本文主要使用了“功效系数法”(功效系数法是指消除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并计算分值。计算公式如下:)。对于难以量化的“软指标”,如外交力和政府调控力,一般使用专家调查法(Delphi法)进行测度,专家的评价往往有一定的任意性。在对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体系逐级汇总时,指标权重的选择会对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同样的数据,使用不同的合成方法(如线性合成的方法和非线性合成的方法)结果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在国力测算过程中由于对国力结构的认识不同,选择的指标体系不同、无量纲化的方法不同、指标赋予的权重不同和汇总方法的差异等等,最后的评价结果都会有所不同。所以,理解综合国力的测度结果必须结合测度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这样才能获得对某些国家为什么排在前面,而某些国家为什么排在后面的全面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