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理论(entrepreneu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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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30年代理查德·坎蒂隆提出企业家概念以后的200年间,经萨伊到马歇尔,历经企业家理论早期发展的三个阶段。熊彼特对职业企业家范畴和功能的界定,为把企业家理论纳入现代企业理论奠定了理论前提。现代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契约理论、激励理论的推进几乎都是以企业家理论为出发点,企业家的激励约束问题与企业的性质和类型、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的资本结构等这些现代企业理论所考察的基本问题密切相关,现代企业家理论已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家这个词，从16世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冒险者的身份。而在这之后到现在的若干个世纪里，企业家先后被赋予了经营者、资本家、经理、革新者等身份。这些身份的赋予，反映了在时代更替，生产力发展，制度变迁的漫长历史中，人们对企业家问题的不断思索。但是，在这段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社会化生产的先行者和执行者，企业家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企业家理论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企业家这个名词的诞生，到企业家在经济实践中地位的确立；从经济学理论中偶尔对企业家的提及，到系统的企业家理论的形成，企业家和企业家理论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雨。
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西方经济学正式进入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以来，无论是从企业家的职能和基本模式角度研究和解释企业家概念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从创新、决策、人力资本角度构建企业家研究模式，研究企业家特质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就企业家发展的实践加以研究。直到1937年科斯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不仅奠定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基础，也成为企业家理论探讨上重要里程碑。他所开创的契约理论，不仅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也奠定了企业家问题在理论上进行研究的基础，为企业家理论和现实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经济思想史上，给予企业家以重要地位的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熊彼特因此而成为企业家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发现许多企业没有系统的书面战略，而是靠企业家个人的诸如直觉、判断、智慧、经验和洞察力等素质，来预见企业未来的发展，并通过他的价值观、权力和意志来约束企业的发展。战略是一个企业家对企业未来图景的洞察过程，其核心概念是远见。他认为，解释企业发展的因素，不是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进行的企业行为，而是企业应对即将变化的环境的战略意图。这种战略意图，就是企业应付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而做出的努力，它是企业培养的一种能够“在正从其脚下溜走的大地上站稳脚跟”的能力。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发动机，正是企业家带领企业实现着“创造性破坏”。企业家的功能不在于去寻找初始资本，也不是去开发新产品，他最核心的功能在于提供一种经营思想。这种经营思想经与企业资源结合后，将使企业创造巨大利润。企业家可以在不增加任何现有有形生产要素的情况下，通过引入一种“新的生产组合”，使得企业现有生产要素更加合理和更加有效地得到利用，从而创造出超额利润。熊彼特指出，“新的生产组合”包括“新项目的开发和用新办法开展原有的项目”，这是企业得以发展的关键。另外，熊彼特还认为，虽然企业的创建者在一开始领导着他的企业，推动了企业最初的发展。但是，一旦停止了创新活动，他也就不再发挥企业家的功能了。可以说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创新，企业发展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创新。
彼得·德鲁克承继并发扬了熊彼特的观点。他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进而把企业家的领导能力与管理等同起来，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按照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三种角色：
①组织的奠基人（无论建立组织是否是一种创新行为；无论这名企业家是一名机会主义者，还是一名战略家）；
②自有企业的管理者；
③他人所拥有企业的创新型领导者。
学者科尔从企业家角色方面，理解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他将企业家分为四类：
①精于计算的发明家；
②灵感丰富的创新者；
③过于乐观的企业创建人；
④实力雄厚企业的缔造者。
阿瑟·寇尔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升了企业家的职能。他指出作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不仅能够通过创新来为经济单位创造财富，从而扮演一个成功的经济角色；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通过与非经济机构，如慈善机构、教育机构及文化机构之间，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来扮演一个成功的道德角色。
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麦克莱兰（David Mc Clelland），对企业家特质进行了大量研究。他和他的同事经过实验提出，人们在工作情境中有三种基本的动机和激励需要。他们把这三种需要分为：对权力的需要(needforpower)、对归属的需要 (needforaffiliation)和对成就的需要(needforachievement)。这三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是各种需要的强弱程度因人而异。研究发现，企业家们显示出很高的成就需要和较高的权力需要，他们具有强烈的成功欲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其成就欲一般高于普通人群。他们寻求挑战性的工作，敢于承担责任，渴望自己将从事的工作做得更完美更有成效。他们追求成功的行为，表现在创立企业并自主经营和敢于承担并接受风险，他们的存在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研究同时表明，成就欲与创业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家们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特殊社会群体，在创办经营企业过程中，需要承担经济风险（投入资金）、职业风险（放弃稳定工作）和家庭风险（投入时间、精力），越是成功欲强烈的人越是愿意承担较高风险，这种对风险的态度和承受力，同时表现出企业家的另一种高度自信的个性特征。
麦克尔·波特在《什么是战略》一文指出，制定或重建一个清晰的战略是一项挑战，它对由人构成的组织挑战很大，因此要仰赖组织的领导者。“在许多企业，领导者已经退化到指挥运营效益和找生意的地步”，波特由此评论道。“然而，领导者的角色应该更广也更重要。最高管理层不仅仅是各个职能部门的总管家，其核心人物是战略。领导者必须制定准则，来决定企业应该如何对何种行业变化以及何种客户需求做出反应，同时防止组织出现分心，并且保持企业的独特性”。
企业家理论认为，市场不是由上帝、大自然或经济力量所创造，而是由企业家所创造。成功的企业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和一个极具凝聚力的企业家精神。“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企业家的作用对整个企业生死攸关。不是所有在领导岗位的都是企业家，不能创新的企业领导者只是一个企业工作者。有许多企业领导人，特别是有远见的企业领导人，能凭借超凡的个人能力来改变一个企业的现有处境，挽狂澜于既倒，变劣势为优势，化优势为胜势。因此，组织需要依靠那些伟人来摆脱困境，向前发展。恰如郭士纳之于IBM，韦尔奇之于GE，比尔·盖茨之于微软，葛洛夫之于英特尔，拉里·艾利森之于甲骨文，盛田昭夫之于索尼，施振荣之于Acer，柳传志之于联想，张瑞敏之于海尔……。对高科技企业来讲，固然需要技术天才，然而，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当家人和掌门人更不可或缺。他们有着清晰的愿景，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不放过任何创新的机会，既追求新奇而且又能使创新资本化”（德鲁克对杰克·韦尔奇的评价）。
何为企业家（Entrepreneur），历来有不同的见解。企业理论开创者之一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最先对企业家作了定义：“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产量较小的领域，转到生产率较高、产量更大的领域的人是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黑尔斯的定义是，“所谓企业家，即那些能够抓住经济生活中的机遇，或能够对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机会作出反应，通过创新为其本人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的人。”
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指出：“企业家们属于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的有高度技能的职业阶层”；“企业家们总是以自己的创造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均衡，创造出更多的交易机会和效用，给企业的生产过程指明方向，是生产要素组织化。”
奥地利学派的柯兹纳，在其著作《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中将企业家定义为：“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获利机会，具有洞察力的人”。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指出：“企业家是实现创新、进行新组合的人，否则只能是管理者”。
英国经济学家彭罗斯，把企业家的意义进行了提升：“企业家的事业心和对风险的态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企业家的事业心包含承担风险的意志，探索避免风险的热情，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以及把对利润的追求当成自己的伟大使命”。美国学者奈特，在其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认为，所谓企业家就是那些在极不确定的环境下，作出决策并必须自己承担决策全部后果的人。他明确指出，企业家必然是“工商企业主”，而不是负责日常决策、领取薪水的经理。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卡森，在《企业家：一个经济理论》中对企业家定义的外延进行了拓宽：“企业家就是专门就稀缺资源的配置作出判断性决策的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家就是赋予资源以生产财富的能力的人。”日本学者Uiroshi Mannari认为，企业家是指“占有或取得企业资产并承担经营风险、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
尽管如此众多的企业家定义给人不确定感，但其共同性还是鲜明的，那就是企业家既敢于创新又勇于承担风险；企业家既能创办企业，又能经营好企业。更重要的是，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职能概念。当大多数人提到企业家时，趋向于把企业家与小企业联系在一起。其实并非所有的小企业管理者都是企业家，许多小企业管理者并不进行创新，相当多的小企业管理者，不过是许多大型组织中保守的、循规蹈矩的缩影。企业家同样可能存在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型组织中。GE的杰克·韦尔奇，就是大型组织卓越企业家的典范。
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曾在26个国家和地区与几十万名企业家交谈。其中79%的企业领导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成功非常重要。全球最大科技顾问公司Accenture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在全球高级主管心目中，企业家精神是组织健康长寿的基因和要穴。正是企业家精神造就了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引发了20余年美国新经济的兴起。那么，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呢？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创新者观点，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一个企业，要么增值，要么就是在人力资源上报废,创新必须成为企业家的本能。但创新不是 “天才的闪烁”，而是企业家艰苦工作的结果。创新是企业家活动的典型特征，从产品创新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等等。创新精神的实质是“做不同的事，而不是将已经做过的事做得更好一些”。所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更象一名充满激情的艺术家。
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坎迪隆（Richard Cantillion）和奈特(Frank Rnight)两位经济学家，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risk）或不确定性(uncertainty)联系在一起。没有甘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企业创新风险是二进制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只能对冲不能交易，企业家没有别的第三条道路。在美国3M公司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口号：“为了发现王子，你必须和无数个青蛙接吻”。“接吻青蛙”常常意味着冒险与失败，但是“如果你不想犯错误，那么什么也别干”。同样，对1939年在美国硅谷成立的惠普、1946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索尼、 1976年在台湾成立的Acer、1984年分别在中国北京、青岛成立的联想和海尔等众多企业而言，虽然这些企业创始人的生长环境、成长背景和创业机缘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都是在条件极不成熟和外部环境极不明晰的情况下，他们敢为人先，第一个跳出来吃螃蟹。
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正如艾伯特·赫希曼所言：企业家在重大决策中实行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尽管伟大的企业家表面上常常是一个人的表演（One-ManShow），但真正的企业家其实是擅长合作的，而且这种合作精神需要扩展到企业的每个员工。企业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超人（superman）,但企业家应努力成为蜘蛛人（spiderman），要有非常强的“结网”的能力和意识。西门子是一个例证，这家公司秉承员工为 “企业内部的企业家”的理念，开发员工的潜质。在这个过程中，经理人充当教练角色，让员工进行合作，并为其合理的目标定位实施引导，同时给予足够的施展空间，并及时予以鼓励。西门子公司因此获得令人羡慕的产品创新记录和成长记录。
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到：“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地工作的事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它表述了这类生活是如此的不合理：在生活中，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货币只是成功的标志之一，对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才是企业家的“顶峰体验”和不竭动力。
学习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荀子曰：“学不可以已”。彼得·圣吉在其名著《第五项修炼》说到：“真正的学习，涉及人之所以为人此一意义的核心”。学习与智商相辅相成，以系统思考的角度来看，从企业家到整个企业必须是持续学习、全员学习、团队学习和终生学习。日本企业的学习精神尤为可贵，他们向爱德华兹·戴明学习质量和品牌管理；向约琴夫·M·朱兰学习组织生产；向彼得·德鲁克学习市场营销及管理。同样，美国企业也在虚心学习，企业流程再造和扁平化组织，正是学习日本的团队精神结出的硕果。
执著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色。英特尔总裁葛洛夫有句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意味着在遵循摩尔定律的信息时代，只有坚持不懈持续不断地创新，以夸父追日般的执著，咬定青山不放松，才可能稳操胜券。在发生经济危机时，资本家可以用脚投票，变卖股票退出企业，劳动者亦可以退出企业，然而企业家却是唯一不能退出企业的人。正所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在20世纪80年代诺基亚人涉足移动通讯，但到90年代初芬兰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诺基亚未能幸免遭到重创，公司股票市值缩水了50%。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公司非但没有退却，反而毅然决定变卖其他产业，集中公司全部的资源专攻移动通讯。坚韧执着的诺基亚成功了，如今诺基亚手机在世界市场占有率已达到35%。
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诚信是企业家的立身之本，企业家在修炼领导艺术的所有原则中，诚信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原则。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没有诚信的商业社会，将充满极大的道德风险，显著抬高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其实，凡勃伦在其名著《企业论》中早就指出：有远见的企业家非常重视包括诚信在内的商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更是明确指出：“企业家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符合游戏规则下，运用生产资源从事利润的活动。亦即须从事公开和自由的竞争，不能有欺瞒和诈欺。”
企业家理论的飞速发展，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但对企业家的研究最早却可以追溯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创立古典经济学完整体系以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企业家的含义虽然不十分明确，但也有着较为稳定的固定含义，即企业家是同风险相联系的，企业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承担风险内容上的差异。他们并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未能赢得社会的普遍尊重和信任。
但在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中，仍不乏对企业家的真知灼见。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是在经济文献中最先使用企业家的概念并系统的考察企业家角色的经济学家，他在1755年出版的《商业性质概论》中，把企业家置于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来考察其地位和作用，从而揭示了企业家与商品经济的联系。理查德·坎蒂隆意义上的企业家是从事商业投机活动的套汇者。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魁奈眼中的企业家是以农民的形式出现的。他认为，企业家是大规模农场的经营者，在别人的土地上从事自己的事业，是一项事业的实施者。杜尔哥将资本所有者作为经济中的一个独立的职能，认为企业家是企业的独立组织者和管理者。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的观点，他将企业家看作是风险承担者的同时，为企业家增加了一个独特的特征，即将企业家同时也看作是一个革新者，企业家发明新技术或新思想并将其应用于生产中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以上各位经济学家，从自己学派的基本立场出发，提出了对企业家的看法，总体上讲，包含了后来企业家理论发展的基本方面。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此阶段的企业家理论，仍存在许多局限性，如，对企业家的理解并不全面，对企业家内涵的把握也并不精确；对企业家的形成机制，由于受其学派基本立场的影响，缺乏科学全面的说明等。此时的企业家，并不具备企业家的全部特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企业家的雏形。因而，此时的企业家思想，只能算作是企业家理论的前史。
企业家理论的产生，是企业家阶层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实践发展的结果。在古典经济学孕育和形成的时期，工业革命的开展，使集约化的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原有的工场手工业。随之而来的，除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还有企业家阶层的壮大和力量的增强，他们急切希望自己的地位在对企业管理、决策职能的发挥中，得以迅速提高，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最优的利润分配。但企业家阶层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由于斯密的“工人、资本家、地主”的三大阶级划分及对应的“工资、利润、地租”三大收入形式构成的影响，企业家似乎并未与资本家区分开来，而企业家获得的收入，也未与资本家的收入区分开。
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自由主义为中心，强调自由竞争，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认为企业的发展不需要企业家的积极作用，管理和决策都是无足轻重的，而由分工和交换组成的市场经济，则是保证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经济人依据偏好在价格的指导下协调生产和消费，同时达到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在斯密的理论中，产品的提供，不管是生产费用说，还是劳动价值论，似乎都不需要对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组织，都忽略了决策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理论界对市场作用的强调，使得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不仅是企业家，似乎企业在许多行业都显得多余。
然而，理论的发展，还是必须以现实为依据的。虽然市场的发展和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提出，使人们几乎忽略了企业在微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它们毕竟在经济实践中居于重要地位。可是由于理论界的忽视，企业只能长期处于一种缺乏指导的蓬勃而无序的发展状态之中，而企业家本身的发展，则更是缺乏可行的理论指导。因而，企业的性质、地位、职能、利益分配等问题，并未得到系统的解释。于是，我们可以说，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对企业家进行研究，并不是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和主要问题。
虽然古典经济学时期对企业家的研究并不是主流，但正如企业在微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一样，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企业家同样不可能被遗忘。我们清楚地知道，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毕竟是通过对18－17世纪处于上升时期的工商阶级的认同，才对当时的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虽然当时的经济学家没有对企业家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这并不表示没有人对企业家加以强调。
古典时期，萨伊是第一个在经济过程图式中给予企业家以一定位置的经济学家，他把企业家定义为结合一切生产手段并为产品寻求价值的代理人，认为企业家能够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和产量较少的领域，转移到生产率较高和产量较大的领域。
在他的分配理论中，萨伊用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来代替利润，认为它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源泉。他特别强调企业家的力量对财富分配发挥了最显著的作用。企业家必须具备判断力、坚毅品质和专业知识，掌握监督和管理技术，还要有敢冒风险的精神。因此，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不同的，企业家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一样，都是劳动的工资，是对他监督管理企业，掌握科学技术和承担风险的报酬；而资本家的利息，则是对于资本的效用或者使用所付的租金。
萨伊的企业家理论，从定义、内涵、职能、收入分配等角度对企业家加以分析，虽然企业家问题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从萨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家并未被遗忘。他将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开，为以后企业家理论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新古典时期，是资本主义各国逐渐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通过竞争、股份制等方式，资本日益集中于少数企业，使得这些企业的规模不断膨胀，实力不断加强，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与社会分工，使得这些企业的发展，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得以良性循环。
此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与竞争的加强，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更加明显，同时对企业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有管理与决策的职能，还对其创新的精神、自身的素质、规避风险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使企业家职能也发生了改变，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逐步发生了分离，经理制风靡世界。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中，并不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它通过边际效用的分析，将供求相结合，形成局部均衡的厂商理论（这里的厂商，不仅不是企业家，而是被非人化了而纯粹等同于最优解的一个符号），使得人们认为，在新古典理论图式内，根本没有企业家的位置，新古典的最优选择，根本不需要企业家。但这正好为企业家理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使新古典时期的企业家理论不拘一格，获得了更充分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形态的变化，企业内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企业家的职能也在不断完善，地位也得到了确立。因而，此阶段对企业家问题的研究，逐步由表象向本质延伸，人们开始更多的讨论企业家本身的问题。此时的经济学家对企业家的认识，远远超越了前一个时期，他们运用当时主流的分析方法，从更深的层次上，对企业家加以研究和解释。
马歇尔明确地在土地、资产和劳动三生产素之外，提出“具有利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一个生产要素。在其分配理论中，他把早期的“三位一体”公式扩大为“四位一体”的公式，即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企业家才能—利润。他理想的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综合能力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把企业家作为“商人和生产组织者”来说明其作用和能力。作为商人，企业家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市场的不均衡性，并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作为生产组织者，企业家以自己的创造力和统率力，使生产要素组织化，并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第二，以其作为企业管理者而论，企业家必须天生就具备领导他人的才能：一是选人用人的才能，二是决断能力、应变能力和统驭能力。
马歇尔赋予了企业家“中间商人”的角色，并认为企业家承担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是资本意义上的。他始终从市场均衡的角度论述和把握企业家的作用，认为企业家是那些凭借创新、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非均衡性、创造机会和效用，给生产指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从而使企业家更易于融入整个经济学体系。但是，由于他的论述是在其均衡理论的框架中进行的，且论述方法是综合性的，因而显得不够突出，使他的企业家理论深度不够。
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从市场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中获得利润，而熊彼特则认为，企业家是从市场均衡到不均衡的过程中获取利润。他认为企业家是以创新为己任的，其创新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⑴引入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质量；
⑵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
⑶获得一种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
⑷开辟新市场；
⑸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另外，他还认为，当企业家把产品特征、生产技术、营销方法、供应来源以及组织形式按照新方式加以组合时，他就打破了旧有的产品供应体系。企业家的职责，就是通过创新，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新的组合。企业家的这种创造性工作，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熊彼特从三方面归纳企业家的动机：即“建设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由上面的动机出发，企业家为追求利润目标而实现新的组合，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之后，众多的追随者和模仿者接踵而来，相互竞争的结果是使获得利润的机会逐渐丧失，从而又再度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态，进入下一轮的“创造破坏”。熊彼特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的根本原因。
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论述了企业家创新功能、企业家动机和企业家作用等方面，这些论述对后人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是他的企业家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⑴他认为企业风险由资本家完全承担，企业家与企业风险无关，这与现实情况不完全符合；
⑵他对企业家利润的分析是不足的。他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以企业家利润为回报，但企业家利润如何计量却是一个问题；
⑶他对企业家动机的分析是不全面的。他认为，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动机在于“建设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等精神因素。显然这种认识具有片面性；
⑷把企业家看成个人主义的英雄，没有把企业家和企业组织联系起来。
事实上，企业家的作用，只有借助于一定的企业组织才能实现，离开了企业组织，企业家的作用是无从发挥的。
科斯纳把企业家的发现特征与竞争结合在一起，把竞争的过程明确表述为企业家的创新过程。他从信息不完全出发,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于:从确认现实经济中不能完全掌握所有交易情报这一事实出发,企业家必须迅速发现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机会,并作为中间人参与其间,促进交易的实现。因此他指出:以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时机,才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科斯纳认为,市场是资源所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相互作用的场所,市场机制的作用存在于达到均衡的过程中。修正和改善市场中相互作用的各种决策的市场过程,是各个经济主体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通过加入市场,获得新信息,而使其决策得以修正的过程,信息的不完全会造成参与市场活动的行为主体之间交易条件的不协调,企业家则可使这些不协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企业家的决策不仅要求他具有单纯的计算能力,而且要求他具有能够发现潜在的更有价值的目的和手段的才能。企业家行为的本质就是及时发现在投入和产出的相对关系中潜在的更有价值的机会,并充分利用这一机会。
科斯纳就企业家问题的探索，对于平稳运转的经济体所具有的复杂协调计划之重要性的认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市场的现代理论表达。但是，他尚未阐明企业家作为组织存在的意义；未阐明资本的作用。他认为，企业家只要计算应买进的要素投入量和应销售的产出量的利益对比，企业的运作就能顺利进行。他既没有考虑到在使用资本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困难，也没有考虑到资本在生产要素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而是将资本和其他要素等同起来。
奈特将企业经营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分为两种:一种是可能推测的不确定性风险,叫做风险,是可以通过保险来抵消的;另一种是不可能测定的不确定性,叫做(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能保险的。他认为,不确定性才是说明利润这一不均衡状态中特有收入概念,企业家作用的意义和企业组织出现的根据。奈特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成为企业家:
(1)他拥有可以保证支付各种生产要素的合同收入能力,这是业主式企业家;
(2)他不具有充分的保证能力,需要克服他人与自己共同拥有保证支付合同收入的能力,这就是合伙式企业家;
(3)发起人在组织中发现了他的才能,把他置于企业家的位置,这就是公司式企业家。
企业家一方面从事日常经营,所以获得相当于工资的报酬;另一方面又要对所作出决策的后果负责,所以获得总收益减去合同收入后的剩余收入。以上奈特的企业家理论可归结为:
第一,把企业家的作用与处理不可靠的能力相结合;
第二,为发挥这一能力,必须具有对各生产服务合同收入的保证能力;
第三,一方面通过洞察他人能力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让他人相信自己的有能力的能力;第四,所谓处理不可靠的能力,只能是依赖于对将来形势的“预测”,企业所获利润的大小,有可能受企业家刚毅或懦弱的这种气质程度左右。
奈特开创了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不仅正式的将企业与企业家确定在一起，还从不确定性的角度研究企业家，且从承担不确定性能力与管理权限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内部的权益配置，其视角是独特的，具有启迪意义。他依据不确定性原理，充分肯定了资本拥有者的积极作用，弥补了熊彼特忽视资本拥有者作用的缺陷；但是，他只关注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忽视了要素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他对企业家功能及企业内的权利分配的分析不够全面。同时，由于未能将企业家与资本家明确的区分开，他对企业内权力的分配没有作深入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此时的美国，跨国公司正繁荣的发展着，为了寻找更有效的管理企业的方法，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交易费用、产权、契约等概念，构筑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用于对企业和企业家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之中。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可以说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奠基之作。科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有关企业性质的学说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此,企业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企业的契约理论指导着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工作反过来也使企业的契约理论得到了完善和发展,以至于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
新制度经济学时期，对企业家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新制度经济学跳出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价格体系协调资源配置的框架,把企业看作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解释企业内部有关的问题,使得企业理论在近几十年中得到快速发展。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与企业家的关系，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讨论。
新制度经济学时期，是企业家理论辉煌发展的开始，在此时期内，企业家理论完成了由单独的研究企业家，到将企业家置于企业和市场的大环境中加以分析的发展过程，企业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从理论的角度得到了展示，之前的多种理论，也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框架下的到了圆满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多与企业理论相辅相成，而这也恰好解释了这个时期企业家理论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严格的说，企业理论的奠基人是科斯, 他1937年的文章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当哈特提出不完全合同这一概念之后，契约理论又在威廉姆森提出资产专用性的重大发展之后，又获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解开了交易费用的来源之谜。契约理论作为一个体系就具备了清晰的逻辑，即：之所以有交易费用（不管是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部交易），是因为契约是不完全的，因为不完全所以才需要有一个所有者，而所有者是要靠产权来定义的，按照哈特的观点，产权的核心是剩余控制权。有了产权才有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化，随着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开从而有了激励不兼容的问题，出现了代理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对代理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让管理者成为所有者或至少是部分所有者以及建立企业家市场机制。
诺斯在其早年的著作中并未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企业家作用进行分析。他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刺激将会引导人们建构新的制度,不存在企业家的创新、学习和试验,制度将会自发地沿着有效率的方向演进。
20世纪90年代后,从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中得到启发,诺斯重新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他将广义企业家引入到制度变迁模型中：广义企业家存在于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上；稀缺条件下的竞争导致企业家和组织加紧学习以求得生存,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潜在利润,创新现有制度。然而在这一理论框架中,诺斯着重强调的是制度与组织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的企业组织和作为变迁“代理人”的企业家都先验地存在着,企业家作为组织实现最大化的工具,不存在自身的创造性和预见性。企业家仅仅只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催化剂,而不是制度变迁中基本性的作用力量。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每个成员的边际贡献不可能精确的分离与预测，为了克服由此而产生的“搭便车”问题，就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为了保证其监督的积极性，剩余索取权必须交于监督者，为了使监督有效率，监督者还必须掌握修改合约条款及指挥其他成员的权利，否则他就不能有效的履行他的职能。另外，监督者还必须是团队固定投入的所有者，因为由非所有者的监督者监督投入品的使用成本过高。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家理论，有力的解释了古典企业中的不对称的合约安排，但把企业家的功能仅归结为“监督”，而忽视了企业家其他的更重要的职能。
企业家理论，从企业家诞生的时刻起，就有了研究的必要。通过回顾企业家理论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家理论的发展与企业家的发展似乎并不均衡。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企业家理论的总结性远远强于其前瞻性，而在其前瞻性较强的历史时期，我们又发现其理论性大于其实践性。
从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家理论似乎从来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主流经济学都把企业家竞争从资本主义模型中剔除掉，因此也就削弱了专家和公众对资本家的活力的理解及尊重。但是在主流经济学的非主流一面和非主流经济学中，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企业家理论的发展就越充分；企业家理论发展的越充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越快。从最开始对企业家定义的讨论到现在用契约理论对企业家加以分析，对企业家的分析，逐渐从孤立的个体分析发展到了将企业家放入一个广阔的环境中加以分析。几百年间，企业家理论经历了由点到面，由表到里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一种理论，企业家理论在实践中的实际操作性并不强。在将来的发展中，要使企业家理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实践性必须加强！
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同时或之后，还有许多经济学家企业家进行了研究，他们采取了更多样的方法，在不同经济学流派、不同学科的渗透中，使企业家理论得到了更全面的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莱宾斯坦在《企业家精神和发展》一文中认为,企业家就是避免别人或他们所属的组织易于出现的低效率从而取得成功的人。莱宾斯坦抨击了新古典厂商理论,重新审视了企业内决策制定过程。莱宾斯坦在决策的制定中引入了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决策的制定可能依靠习惯、常规、道德规范、模仿或惯性,这常常具有非最大化的性质。而信息的不完备(合同中可以明确规定报酬但不能规定努力程度)和惰性就会产生相对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而言的非配置性低效率,莱宾斯坦将之命名为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Ｘ低效率,以涵盖所有非配置性低效率。企业家的职能就在于克服组织中的Ｘ低效率。
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卡森(Mark Casson)对各种企业家观点进行了综合,并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对企业家行为的认识,给出了企业家行为分析的一个以内生性偏好和内生性实施为特征的动态的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卡森将企业家定义为“专门就稀缺资源的配置作出判断性决策的人。判断性决策的本质在于,在决策中不可能采用一条明显是正确的、而且只使用公开可获信息的规则”。卡森还强调了文化与个性因素对激发企业家行为的重要性。在企业家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卡森以企业家的决策是理性的为前提,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的最大化和均衡分析方法,得出了企业家市场供求均衡模型。不确定性越强,越需要在经营中运用判断性决策,对企业家的需求也就越大;此外，卡森还首创了企业家市场均衡模型,不过,卡森同时指出:“‘企业家市场’中任何类型的‘均衡’,基本上是种分析性的虚构,因为把市场调整到均衡这正是企业家的任务”。
张维迎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按照资本雇用劳动的逻辑，剖析了古典企业中经营者—企业家—资本家合三为一的现象，建立了企业家的一般均衡模型,把经营能力、个人财富和风险厌恶作为三个变量函数,说明了均衡状态下企业家、工人、管理者和资本家的特征,认为显示企业家才能又同时拥有足够资本的人才能够被认为是合格的企业家。他假设不同个人的经营能力至少部分的是天赋的，无法全靠后天培育，因此，一开始就是水平不一的。正是个人间经营能力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相互合作建立企业创造了机会。企业家的重要性来源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具有真正才能的人被选作企业家的方法。把剩余索取权授与经营者可能会给企业以至每个企业成员带来更小的福利损失。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作为一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价值的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企业家在企业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也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企业的兴衰成败，在于是否由迎合潮流的，真正的企业家掌握了企业的运营；企业家的成长与更替是保持企业持续成长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们知道，企业家一直被定义为社会经济发展最稀缺要素的所有者，是经济增长生产力的主要来源：是企业家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带来经济增长。现在，伴随着企业家的巨大作用日益为世界所认识，企业家理论必将在21世纪的经济理论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现在的企业家日益职能化，更替化。随着企业家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和为世界所肯定，企业家有望在经济学领域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一种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总结性，更在于它的前瞻性，随着企业家理论的继续发展，对前瞻性的要求将更加的强烈。
现在的企业家理论，其理论化程度已经非常的高，而按照理论发展的目的，它向实践的回归将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