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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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是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
人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形成了世界观，而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形成了方法论。它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概括地说，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
中国哲学史上对求知的方法有过许多论述，从不同角度表述了有关认识方法的各种见解，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方法的理论。但在古代中国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还没有专门的自觉的方法论学科分支。方法论的发展与近代大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可分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探索正确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论的迫切需要。这时，哲学作为方法论的意义才被突出。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论》中，总结了科学实验的经验，提出了新的认识方法即经验归纳法。培根用他的方法体系武装了科学，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1637年出版的著名哲学论著《方法论》，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方法论》中，笛卡尔第一次提出了那句世人皆知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引入了“笛卡尔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的产生对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理论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
笛卡尔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他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于一炉，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60年代以前，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从机械到人体解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笛卡尔的方法论进行的。这就是说，笛卡尔的方法论对西方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他重视理性，在《方法论》一书中提出4条方法：
英国的洛克和休谟进一步发展了经验主义方法论。洛克提出了感觉论的认识论。休谟提出了批判理性知识的怀疑论。欧洲大陆的B.斯宾诺莎和G.W.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唯理论的方法论。特别是斯宾诺莎用理性演绎法，效法几何学的方式即公理方法，建立了自已的哲学体系。这时方法论已经作为认识过程的哲学根据。由于19世纪以前，整个自然科学还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只有数学和力学得到较充分的发展，故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占着统治的地位。
康德第一个打破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缺口。他从物质微粒之间的吸引和排斥的矛盾统一运动来说明太阳系的形成和发展，促使了机械唯物主义方法的破产。与此同时，他建立了庞大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力图把整个哲学变成方法论。康德批判地考察理性思维的方法以及它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形成了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的方法论。康德批判莱布尼茨的唯理论，说他盲目地相信理性的可靠性，全盘否认感觉经验的必要性；也批判了休谟的经验论，说他排斥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否定普遍性和必然性，否定了科学知识。康德把莱布尼茨的唯理论和休谟的经验论结合起来，认为没有感性直观材料，理性思维是空洞的；没有逻辑范畴、概念，感性直观就是盲目的。但是，在康德看来，逻辑概念范畴不是来自感性经验，而是人类认识能力自身固有的，从而实际上否认了逻辑的客观性。
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批判的方法论。他坚持逻辑的客观性，但把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看作是绝对理念的辩证的逻辑的发展。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强调了理念辩证法作为普遍的认识方法和一般精神活动方法的作用，因而他的逻辑学也就是其辩证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创立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它是在概括总结各门具体科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引出的最具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自觉地运用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规律，严格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之中，事物普遍联系的最本质的形式和运动发展的最深刻的原因是矛盾着的对立方面的统一。因此，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错误的，而矛盾分析法是最重要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是主观和客观对立统一的基础，脱离实践必然会导致主客观的背离，产生主观主义，所以必须坚持实践以保持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性。在认识过程中，要用实践检验人们的认识，要善于正确地运用多种多样的科学实验和典型试验的方法。整个客观物质世界以及其中的每一个事物、现象都是多样性的统一。各自都有自身的结构，包含有不同的层次、要素，组成一个个系统；各个事物、现象、系统都有自身的个性;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某种共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多样性与统一性、共性与个性都是对立的统一。
首先，从对象上看，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总的、根本的看法。这里的世界，包括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这三个基本的领域，它们都是作为主体之外的客体，作为人们认识和反映的对象而存在的。因此，世界观就其内容来看，主要是主体对于作为整体的外部客体的知识，是外部世界的存在状况、固有属性及运动规律等在人们意识中的存在方式，是作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世界的成果而存在的。尽管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掺杂着主观的因素和内容，但就认识者的动机和目的来看，却是要尽可能如实地认识客体。
恩格斯就曾指出：“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份”。即使那些宗教的或唯心的世界观，也不过是一些人无意或有意地歪曲地反映或说明世界的具体形式。因此，一般说来，世界观总是以外部客体作为自己的对象和内容的。
方法论则有所不同。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学说。方法是人们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或途径，是主体接近、达到或改变客体的工具或桥梁。列宁曾摘录过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这样的一段话，“ 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 。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方法，指的是概念的自在和自为的规定性，是一种撇开了概念的具体内容的逻辑推理方法。但他又认为这种方法是从“ 对象自身中取得规定的东西” ，是“ 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 ，并把它作为主体同客体联系的手段和中介，这个思想是很深刻的。实际上，方法是人们依据于对客体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自己规定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是客观规律的主观运用。因此，有效而成功的方法之确立，就不仅要依据客体的状况和可能，还必须依据主体对自身需要的认识，以及自身能力的认识。因此，就其内容来说，方法不仅包含着关于客体的各种知识，还包含着对主体和客体之间价值关系及与之相应的主体活动目的的认识，包含着对主体实现目的的具体途径和相应工具的认识。
为了变革同一物体或实现同一目的，不同的主体可以成功地采用不同的方式或手段，这就说明，与世界观相比，方法更深刻地打着主体的烙印，或者换句话说，具有更强的主体性。既然如此，以方法为研究的直接对象和具体内容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的区别也就显而易见了。
其次，就存在形式来看，尽管世界观在不同的主体那里有自觉的与不自觉的、成熟的与不成熟的之分，但它们都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而存在的。哲学作为系统化的世界观，甚至要以严密理论体系的形式存在。而且，作为关于外部客体的一种描述性知识，世界观还可以其对象的具体领城而划分为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等具体形式，其间主要是一种横向的联系。
方法作为一种带有约束性甚至强制性的规定，它要明确地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事半功倍，取得最大的效益等。因此，方法往往以规范、章程，条例、准则、要求甚至律令等相对确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由于方法与人类活动方式密切相关，因此，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层次性相对应，方法也可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分为三个不同的基本层次：
再次，从内部结构来看，世界观作为一种人们对于外部世界“ 是什么” 的知识或观念，任务在于揭示其由何组建和构成、何以产生和形成、何由变化和发展等基本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都须以人自身为参照系之一，离不开对人自身在世界中地位的考察。因此，人与外部世界、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世界观必然涉及并不可回避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不同的观念或思想体系，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有神论的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与唯心主义的，辩证发展的与形而上学的，可知论的与不可知的等等。任何世界观，不论其采取什么具体形式，总是要以一定的方式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其评判的基本标淮是真与假，即看其是真实地还是虚假地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客观状况。相应地，世界观上的各种流派，最终由于他们不可避免地做出的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而必然被划归到一定的哲学阵营，属于一定的哲学派别。
方法的有效运用必须结合特定客体和特定主体的具体特点，它除了受世界观提供的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一般知识的指导以外，还依据具体对象的发展模式和主体的活动方式等，具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因此，对于方法来说，不仅受制于人们认识水平的真假标准，还受制于人们的需要和可能的效用标准。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就造成不同主体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或者一致、或者不一致甚至背离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强化功能和提高效益作为一种内驱力自发地要求人们在方法的选择上符合客观实际。因此，世界观上的虚幻谬误者不一定在一切方法上都是愚笨的，一某些有神论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进步的方向和途径，“ 聪明的”唯心主义者也曾多少掌握过辩证的方法。另一方面，世界观上的基本正确也不一定能在方法论上贯彻如一，归唯物主义者就曾长期陷入形而上学唯心史观。方法论与世界观的这种背离情况，突出地标示着方法论的相对独立性，也使我们从中更明显地看到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