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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机是指直接寻求利润最大行为所表现的形式。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于经济动机的内涵的分析以及对其合理性的辩护的各种学说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当代新占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基本观点集中在其“经济人”假说之中，其要旨是所谓个人的经济动机就是个人对于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在他们看来，经济动机也就是满足个人的偏好、利益的动机，具体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物质欲望的动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利润动机。在经济生活中活动着的是理性经济人，即“理性地追求最大效用的个体”。这种理性是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如希普所说：“经济人的称呼通常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他们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比其他行为更好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
他们的学说对“经济人”假说的理论辩护，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辩护是事实上的辩护，也就是认定经济活动，事实上都是从利已的动机出发的。如斯密所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刺激他们的利己心，是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这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事实上人们是从自利出发的。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把这一事实作为前提、作为基本的假设。因此，“经济学的第一原则就是，任何行为都必须透过个人私利才有可能实现”。
第二种辩护是从人性论出发的，假设人的本性是自利的。这种假设为经济学家们所广泛采用。但是，它是从近代以来的哲学和伦理学那里得到理论支撑的。从霍布斯开始，英国经验论的哲学就从感觉论出发.把快乐即欲望的满足视为善，把“权力欲、财富欲、知识欲和荣誉欲”视为人的最基本的欲望。到18世纪，法国的爱尔维修则明确地提出了“利益”的概念，并且把利益视为人性的根本，强调“利益支配着我们的一切判断”。
把这种人性学说同经济思想联系在一起，并且为人们的自利的经济动机作出最强烈也是最极端的辩护的，要数曼德维尔。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社会分工中，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活动，来满足自己私利的需要。他们的行为是自私心所支配的，这种自私心是有益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和互相帮助也是自私心的产物。他断言：“人生来就是自私的、难以驾驭的动物，因为需要并意识到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够使自己生活舒适，从而把他们联合起来；让别人从为其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好处和利益才能使这种帮助自觉自愿和持续不断”。“世上被称为劣行的东西，才是我们成为社会造物主的伟大原则，才是无所不包的各种贸易和职业的牢固的基础”。这里他把人们的自利的经济动机，以及由此产生的贪婪、奢侈和傲慢，视为经济繁荣和技艺进步的动力。对人性的这种见解，在近代西方思想中，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尽管许多思想家未必认同曼德维尔的私恶即公益的主张。比如以倡导道义论著称的康德，也承认私利在人性中的地位，承认它在历史上是有积极作用的。他说：“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个人按自己的意愿来行动时遇到的阻力。正是这种阻力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因此，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本性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
第三种辩护是伦理的辩护，就是强调狭隘的私人利益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古典的经济学家事实上持这种看法，其伦理的和哲学的论据则主要来自英国经验论传统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把趋乐避苦作为人性的根本，把个人的行为后果达到最大量的快乐作为善。穆勒的学说虽然对此作出了一定的修正，但是他所提出的“所欲即可欲”的论证却在客观上为从“事实上人们在追求私利”推论出“追求私利乖身就是善”的结论提供了方法论的论据。总之，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对于经济动机的解释，有三个递进的观点：一个是经济动机的唯一的内容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获得利润最大化的动机；第二，狭隘的私人利益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美德，本身就是善；第三，追求狭隘的私利不仅是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而且是人类各种行为的唯一的动机，甚至是生物的行为的唯一的动机，因此经济人假说不仅能够解释人类的各种行为，包括政治的行为、利他的行为的动机，甚至可以解释生物的行为。
(一)外部性补偿动机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如污染空气、水质、破坏植被生态、损害公众健康等。企业对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导致企业与社区关系的紧张，引发公共危机，使企业面临法律诉讼及政府对其经营行为的严格管制。为了减少可能面对的以上风险，那些高污染性的行业更愿意增加捐赠支出，以缓解企业面临的风险和外部压力。如果企业一旦对外部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企业也倾向于多捐赠，以改善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重拾公众信任。如烟草、冶炼等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相比其他行业的企业而言，捐赠支出更多，弥补企业由于其违规行为所造成的声誉(形象)损失(Brammer和Millington，2005)。这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增加捐赠支出。改善企业与公众的关系，是出于外部补偿性动机的捐赠。
(二)减少政府管制动机
企业权势理论认为，权力与义务必须保持平衡，拥有权力必须同时承担一定的义务，否则会面临政府管制。企业的社会责任来源于企业拥有的权力(Davis，1960)企业的规模越大，占有的资源越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应越多。因此，规模大的企业，为了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会主动增加捐赠支出，为政府分担社会责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都发现这一显著现象，规模大的企业。慈善捐赠的数额越高(Siegfried，1983；Adams和Hardwick，1998)；在加拿大还发现，规模大的企业更可能建立管理慈善捐赠的专门机构，以处理慈善捐赠事宜(Dunn，2004)所以，大规模企业会出于减少政府管制动机，主动进行慈善捐赠，履行社会责任。
(三)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
企业参与捐赠有时是出于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动机(Galaskiewicz，1985；Atkinson和Galaskiewicz，1988)。企业管理者利用公司的财产进行捐赠，减少了股东可分配的收入，造成了对股东利益的侵害(Friedman，1970)，但通过企业的捐赠，向社会显示了管理层利他主义倾向的高尚品格，赢得了社会公众对管理层自己的尊重和认可(Arulampalam和Stoneman，1995)，提高了管理层的社会地位。但当管理层自己持有企业股份比例提高时，增加捐赠会减少管理层自身的可分配利益，研究发现，此时企业捐赠的数额就会减少(Atkinson和Galaskiewicz，1988)这一现象说明，管理层确实存在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捐赠行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企业捐赠的受益对象各异，使得通过捐赠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可能。在这种视角下，捐赠成为管理层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冲突的一种策略，也可能成为管理层的一种机会主义行径。是管理层为了达到自身目标，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Haley，2007)。
(四)广告宣传动机
企业在参与社会慈善活动时，会把企业的慈善活动与企业战略相结合，从战略的高度来统筹企业的慈善行为。在履行慈善义务的过程中，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增加产品的销售，发挥慈善营销的作用。在汶川地震灾害的捐赠中，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公司更倾向于捐款，平均比其他公司多捐赠50%，而且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公司也偏向于现金捐赠，比其他公司平均多捐赠现金约1.8倍(山立威、甘犁和郑涛，2008)，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企业慈善战略营销的结果。而且研究发现，在汶川地震中进行了捐赠的公司，销售费用发挥的广告促销效应明显，提高了企业的销售业绩I陈小林，魏学强，2009)所以，不少企业也可能出于广告宣传动机进行慈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