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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孙诒让《周礼政要·同货》：“当此环球商战之秋，固宜急筹合羣之策哉！” 柔石《二月》：“我以为要救国，还是首先要提倡……商战！”
清末的郑观应曾经主张中国与西方进行“商战”。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县人。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与洋务派关系密切，主张与列强进行“商战”。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从而主张不但讲求武备，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
一、郑观应商战思想之内涵
郑观应(1842——1921)，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光绪二十年(1894年)，郑观应的维新思想著作《盛世危言》出版，《盛世危青》以“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给病人膏肓的晚清政府开出了一帖济世良方。晚清名臣张之洞评价《盛世危言》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盛世危言》出版后，引起了朝野轰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据统计，此书共刻印了10多万册。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对此书称赞不已，光绪皇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盛世危言》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且惠及后世，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都受此书影响颇深，甚至它还流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书中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认为，学习西方，仅依靠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去发展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段更为隐蔽，更为严重，更为危险。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二、郑观应商战思想之肇始
近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商战”的口号的确实是郑观应，然而，商战的概念并非其首创。“商战”一词的提出，可追溯至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函之中。曾国藩在信中写道：“至鬻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两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锄此后，“商战”一词便慢慢开始流传。
“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中所特有的一个范畴，郑观应的“商战”论思想的形成不能归功于郑观应一人。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包世臣就对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问题有所涉及，他指出：由于“洋布大行”，价格远低于土布，以至江南一带的手工纺织业已大批陷于破产，并进而影响到棉花的销路，造成了“商贾不行，生计路绌”的城乡经济衰落的情况。包世臣察觉了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一些现象，但是对其性质还无认识。光绪四年(1878年)，湖广道御使李瑶指出：“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拒人之形胜，盘踞已久进惟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赞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血，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卤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由此而见，李瑶对“商战”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曾国藩的弟子的薛福成亦指出：“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销而火自灭，后患有不可言者矣。”通商会使中国利权不断外溢，从而使中国陷入绝境。
前人对于商战的理解和总结是零散的，郑观应吸取了前人思想的精华，并结合了自己的商海经验，提出了系统的“商战”理论，他的理论思想表达的更为全面、更为明确、更为系统，从而使其“商战论”思想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经济学说。
三、郑观应商战思想之启示
《盛世危言》贯穿“富强救国”的商战主题，郑观应力主用“商战”即经济战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个国家若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那它在世界之林不可能有发言权。
进入2l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交流愈加频繁，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国与国之间无时不刻发生着形形色色的“商战”，然而，今天的“商战”已经不同于晚清时期的西方的经济侵略，宋鸿兵称职为“金融战争”。宋鸿兵指出，国家的边疆，不仅是由陆疆、海疆、空疆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第四维：金融高边疆。中国近代以降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谁能控制金融高边疆，谁就拥有了巨大的战略优势，而金融高边疆的崩溃最终必将导致政权的崩溃。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根据对当时国情的考量和判断而得出结论，是一种务实的思想。然而其思想并没有带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在外国资本侵蚀的情况下，我国尚不具备商业立国的条件，因而他的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又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思想确亦有不少真知灼见，这是值得肯定的，其经济思想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