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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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的一种调整，反映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向，企业的决策权依然掌握在少数大股东的手中。因而，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
人民资本主义是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股份公司不断增加，股票不再只为少数资本家拥有，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企业普通职工也拥有了股票，资本家已经无法拥有企业全部的所有权的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商会会长约翰斯通在《不受限制的美国》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资本主义”这个词，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在性质上的变化。由于股份公司既是筹集巨额资本迅速而有效的手段，亦是社会资本增值的有利形式，美国在50—60年代曾大张旗鼓地在居民中间广泛推销小额股票，并在企业内部推行“职工持股计划”。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这些措施使企业的所有权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变化。尤其是1956年2月美国新闻总署和美国广播公司在华盛顿联合举办了“人民资本主义”展览会，宣扬“在美国人人都是资本家”的口号，并将这一展览作环球展出，在欧亚和拉丁美洲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人民资本主义论”鼓噪一时。美国作为“人民资本主义论”的发源地与传播中心，在50—60年代多次举行关于“人民资本主义”的学术讨论会，大力宣扬“人民资本主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人民资本主义”论随之产生。其理论内容主要包括“资本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股份公司的广泛发展，尤其是大量小额股票的发行，使小额股票广泛的分散在社会各阶层居民中，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据此宣称“资本民主化”；随着法人持股的普遍化，工人阶级有机会参与企业决策、管理和监督，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又将此说成“管理民主化”。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持有股票的工人会越来越多，“总有一天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会持有股票，那时人人都成为资本家了”，“未来世界是属于资本家的世界”。 “资本民主化”理论与股份公司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股份公司作为资本集中的一种形式，从它产生开始就促进了大型企业的出现和大工程的兴建，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二战后，股份公司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家开始大规模对工人发售股票，并积极鼓励职工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对工龄长贡献大的职工赠送一些股票，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持股人不断增加，出现了股权分散化现象，
“资本民主化”的理论便应运而生。《资本家宣言》的作者凯尔索和阿德勒坚持认为，“贫困的根源不是资本的私有权，而是资本私有权的高度集中” ，因此通过小额股票的大量发行实现股权分散，就可以使所有的人或所有的家族都变成资本家。美国经济学家纳德勒持这样的观点：“美国的经济正在很快地带有我们可以称为‘人民资本主义’的那种性质，在这种制度下，全国的生产设备，特别是工业设备，已经逐渐为低等或中等收入的人士所占有。”在“资本民主化”理论中，资本家只拥有私人财产而无私人企业，工人阶级也成了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社会化，人人都是资本家。“资本民主化”论者据此宣称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所有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由少数资本家所占有，而由广大人民占有，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质变”。
“管理民主化”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股份公司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现代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出现了“职业经理人”这一新阶层。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一定程度上重视处理劳资关系，通过股东大会等形式吸收职工参与企业部分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工作。德国职工共同决策制度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制度。在法律架构上，德国1951年《煤钢行业职工共同决策法令》、1976年《职工共同决策法令》以及1952年《企业组织法令》等共同构成了职工共同决策制度的基本框架。按照德国法律的规定，德国股份公司建立双层治理结构，即包括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经营和监督的责任被分开了，分别授予董事会和监事会，监事会的职工代表须占代表总数的一半。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于20世纪60年代起建立劳资集体谈判机制，“最多每隔6年，NBA与球员工会就会在集体谈判的框架下就雇佣条款进行谈判，谈判结果约束所有30支球队和全体运动员”，并对未来NBA的发展及具体措施进行讨论协商。1998年和2011年两次劳资谈判的破裂，都导致了NBA长达近半年的“停摆” 。资产阶级学者注意到职工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企业管理并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的现象，认为股权的分散化导致了企业管理的民主化。他们认为资本家个体的经营者地位已经被职业经理人所取代，职工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以及企业通过股东大会和劳资谈判等方式讨论商议公司发展战略等现象，都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管理的民主化”。
认清“人民资本主义”论的实质，首先必须把握资本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关系。这一关系“是现代资本主义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把握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认清“人民资本主义论”的实质。
资本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首先体现在劳动向资本的转化上。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没有劳动的物质条件，它由资本家所占有，与工人阶级相分离相对立。工人若想劳动，只能把自身的劳动力转让给资本。“资本与劳动交换的结果是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家获得了对工人的劳动力的支配权”，这也决定了实际劳动向资本转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实际上就是劳动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酵母，它被投人资本，使资本发酵。”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从属于资本并作为资本的要素出现，因此工人的劳动不得不扬弃了资本同劳动的对立，工人的劳动仅仅是资本的增殖手段，已经不属于自己，“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统治劳动，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劳动被资本所吸取，劳动转化为资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的生产决定一切的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资本是统治一切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协作”生产还是“分工”生产，都要依从于资本。每个工人都属于资本，每个工人的社会关系也属于资本。即使是运用机器和现代技术的生产，工人也只是“作为机器工厂躯体的没有意志的肢体而存在”，他们的劳动和科学创造也都被资本家所占有，机器和技术也成为了资本加强统治的工具。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劳动形式的任何发展的最终结果，都是成为加强资本自身统治的社会力量。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对“人民资本主义”论作进一步分析。股份公司的出现，小额股票的大量发行，并不意味着“资本的民主化”，其实质并不是资本向劳动的退让，反而是资本增强自身统治力量的手段。大量小额股票的发行，可以使资本家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可以凭借其有限的自由资本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大资本家可以通过大规模发行股票，把风险分担给每一个股票持有者，自己却加强了统治，实现了资本的增殖。资本同劳动对立的关系，不会因为股份公司的出现而消除。资产阶级学者没有认识到物质量变与质变的差别：工人仅仅持有少量股票，只能取得类似于银行存款取得的利息，不会实现从无产者到资本家的质变；而极少数人占有大量股票，掌握着企业的决策权和支配权。1982年美国股票总值的69％，掌握在2．3％的家庭手中；1983年美国90％的家庭只占有全部股票的10．7％，而10％的家庭却占有全部股票的89．3％；西德号称有75万工人持有股票，可是其股份额在全部股票中只占5％。从理论上说，控制公司至少需掌握51％的股票，但实际上由于股权分散化的原因，资本家只要掌握很少比例的股票，就可以控制公司。股票越分散，拥有小额股票的人越多，大资本家就越能以较少的资本控制更多的企业。种种事实表明，“资本民主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大统治范围并增强自身的统治力量，股权分散化对资本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手段。
职业经理人、职工参与公司决策、管理和监督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资本同劳动对立的实质，也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只是资本家在新的条件下采用的新的统治方式。职业经理人仅仅是一个阶层，并非西方学者所称的“经理阶级”。经营权与所有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离，但经营权从属于所有权。职业经理人进行的只是一种新形式的劳动，他们的劳动最终也会转化为资本，被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所占有，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仍然处于受支配的地位。日本每年有一万多人因“过劳”而猝死，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其中不乏大量的企业管理人员。事实上持有公司大量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甚至有一部分职业经理人最终会与资本家合作，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从而转变为资本家。资产阶级学者把职工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说成是“管理民主化”，认为工人也成为了企业的主人，这否认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混淆了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区别。这种形式只是资本家改变自身统治方式的手段，是在新条件下做出的一种被动反应，而并非资本家与工人的合作，更不是劳动与资本对立矛盾的消除。参与管理、决策、监督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现代社会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有很大的隐蔽性，拿出一部分监督管理的权利让工人参与，从而缓和工人的斗争情绪，让工人产生自己是企业主人的幻觉，刺激工作热情，促使工人为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做更多更大的贡献，从而进一步加强资本的统治力量，获取最大的利益，这对资本家来讲是一种很好的统治策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没有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也没有改变，这种形式改变的只是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劳动形式，改变不了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事实上，一些西方进步学者也认识到了“人民资本主义”论的欺骗性。法国第八大学政治学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企业领导人对雇员股东制很感兴趣，因为这种股东制维持着企业的自有基金”，“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原因是作为股东的雇员可能更具有劳动积极性，更少辞职，更少罢工，更加关心资本的使用”。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人民资本主义的形式几乎并没有进行重新洗牌。在近半数情况下，由于股权过于分散，雇员股东无法在全体会议上行使投票权，因此雇员并没有从中赢得任何权力，与外部的小股东没什么两样。其次雇员储蓄基金通常大部分用于企业之外的投资。最后，这种雇员股东制极为不平等，因为雇员股东制取决于雇员个人的意志以及他们的资金，事实上，干部们认购了最为重要的部分”。安德烈阿尼进一步剖析了“人民资本主义”论的本质：“期权股票的主要持有者是企业领导人、雇员资产阶级，他们从期权股票中获得双倍工资”，资本家却通过发行大量小额股票的手段，使“企业雇员却受到激励，他们以为可以从期权股票中获取红利”，“受到即将得到巨额剩余价值的引诱，他们把全部精力放在使自己的企业赢利上面”。然而，“所有这些诺言仅仅是幻觉。第一，雇员股东仅能够起到与自己对立的作用：如果他们不能掌握企业的全部权力的话，他们所赚到的股息和剩余价值，也正是他们在工资上所失去的数额。事实上，他们无法掌握拥有否决权的多数(3％的股票)，也同样得不到绝对多数的否决权。因为存在着如此多的非雇员股东，应该充分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例如，如果雇员代表决定以减少利润的代价来增加工资的话，这些非雇员股东就会反对”。随着金融危机越来越严重，大量发行小额股票对广大职工股东将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金融系统的风险因为在投机赢利的希望中，他们相互持股、拆借和出售大量股票”，“如此小股持有者比起大股持有者受到不可免的金融崩溃冲击的程度更加剧烈，金融崩溃可能会摧毁积累起来的大笔动产财富，退休时出现这种情况就特别悲惨，这等于看着他们退休金像太阳下的雪一样融化了。对于整体雇员来讲，人们很难设想比此更为恶劣的体制了。人民资本主义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否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人民资本主义”论是把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等同于经济所有权，这种股票持有者就是企业所有者的谬论，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完全相悖的，“把股票持有者歪曲为资本家，显然是有意抹杀阶级差别，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它违背了资本同劳动对立的辩证性，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现代资本主义发行大量小额股票、股权分散化、职工参与公司决策管理以及职业经理人等现象的出现，其实质是资本进一步加强自己统治力量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方法，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社会化、集中化与垄断化的内在需求。
第一种形式是戴高乐于1967年顺应形势建立的一种股份基金，1994年通过的法案规定股份基金是超过50人的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企业雇员股东制在法国由来已久。1986年法令确认了由企业自行决定储蓄计划。该计划的创新在于，雇员以自愿入股及股息转化为新股的形式和雇主共同提供资金。这种形式伴随着私有化而取得真正的进展，只要持股期不少于5年，公共企业的雇员就能以极为有利的价格（便宜20%的价格）购买该企业的股票。当然，人们还远没有达到美国的记录，那里有900万人拥有该企业的股份，纽约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9%掌握在雇员股民手里。
企业领导人对雇员股东制很感兴趣，因为这种股东制维持着企业的自有基金，把它锁定在企业内（5年），成为企业经营稳定的核心，帮助企业抵御金融风险。另外，人们还认为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原因是作为股东的雇员可能更具有劳动积极性，更少辞职，更少罢工，更加关心资本的使用。最后一个好处是：由雇主投入到企业储蓄计划的资金可免税和减免社会保险费。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人民资本主义的形式几乎并没有进行重新洗牌。在近半数情况下，由于股权过于分散，雇员股东无法在全体会议上行使投票权，因此雇员并没有从中赢得任何权力，与外部的小股东没什么两样。其次，雇员储蓄基金通常大部分用于企业之外的投资。最后，这种雇员股东制极为不平等，因为雇员股东制取决于雇员个人的意志以及他们的资金，事实上，干部们认购了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在某些左翼领导人的圈子里，人们怀有这样的想法，即雇员可以被更好地组织起来；公司权力的变革可以给予雇员以发言权，总之，有时通过掌握最低比例的股票（通用汽车的主要股东是养老基金，它占有不到2%的通用汽车的产权债券），养老基金就能够发号施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这种逻辑，雇员股东由此可以把企业管理的规则用在自己的领导人身上，而这些领导人却正好想逃避这种企业管理规则。最终，企业民主似乎就有了产权股东民主的形式！因此，雇员集体似乎也可以重新找到在工资冲突中所丢失的协商权。
雇员股东的第二种形式是养老基金，在这种形式中，储蓄一直到退休被当作不动产。人们真的会相信雇员能够通过养老基金掌握权力并且推翻资本主义吗？外国养老基金的经验证明恰恰相反。一项指数可以看出美国享有养老基金的雇员是多么的被动：他们只有微薄的收益，因为从股票15%的红利中，他们只能得到1/3，其余都到了基金管理者以及基金本身所委托管理的机构的手中。实际上，雇员在管理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他们无法控制投资，而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资金都投资于另外的机构，这些资金在那里发挥作用。即使当养老基金直接管理他们的储蓄时（这不是最常见的情况，因为企业基金把管理委托给专业公司），他们也不比在集体投资类型的互助基金或互助保险公司的情况下更有权对其资金进行管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现象上看，管理养老基金的雇员不是资本家，但实际上养老基金代表着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随着养老基金的出现，我们正在面对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种情况：资本主义的精髓是某种脱离其躯壳的资本主义，它继续按照其固有的逻辑运作，但是没有所有者，只有普通的“操作资本的公务员”。并且，养老基金在经营中把资本的逻辑强加给所有的企业，在这些企业里，养老基金取得了部分的所有权。养老基金的管理或者其代理人的管理越严格，被置于代理人控制之下的企业雇员受到的压榨就越厉害，他们的退休金就越少。例如，人们由此会看到这样一个惊人的非正常现象，即由公共基金负担的美国公务员却由私营企业的雇员来支付他们的退休金，同时，私营企业雇员的收入也同等程度地下降，这就减少了财政收入，而正是财政收入才使得这些公务员自身得以存在，除非他们的退休金由基金所投向的另外一些国家的雇员来支付。
雇员股东制的第三种形式是期权。期权股票的主要持有者是企业领导人、雇员资产阶级，他们从期权股票中获得双倍工资，而企业雇员却受到激励，他们以为可以从期权股票中获取红利，因为这些红利是期权增值的基础。受到即将得到巨额剩余价值的引诱，他们把全部精力放在使自己的企业赢利上面，这在新兴企业里显得特别有效。
仔细观察，所有这些诺言仅仅是幻觉。
第一，雇员股东仅能够起到与自己对立的作用：如果他们不能掌握企业的全部权力的话，他们所赚到的股息和剩余价值，也正是他们在工资上所失去的数额。事实上，他们无法掌握拥有否决权的多数（33%的股票），也同样得不到绝对多数的否决权。因为存在着如此多的非雇员股东，应该充分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例如，如果雇员代表决定以减少利润的代价来增加工资的话，这些非雇员股东就会反对。
第二，即使假设雇员拥有全部的股票，股票不均等的分布推动那些拥有股票最多的人去压低工资以便把红利和剩余价值储存起来（例如，人们可以在美国航空公司里观察到这种现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雇员的“精神分裂症”：既想提高工资，又想使其股票得到利润。雇员在期权股票上是不平等的。
第三，由于雇员股东要面临一切风险，因此，冻结企业内的储蓄并不符合雇员股东本身的利益。企业储蓄基金的“健康管理”在于使投资多样化。为了兑现可能的最大价值，期权股票持有者在购买之后同样对转卖也很感兴趣。
结果是盲目的：雇员股东不能逃避利润法则，他们将把这一法则引入他们将变成股东的那些企业里。人民资本主义并不比传统的资本主义更有节制。况且，法国公共企业的雇员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反对资本的开放或使他们的企业完全私有化，在大批购买股票之前他们已经懂得他们的斗争将要失败。通过股票实现储蓄计划的受益者很少支持超过5年的义务期。但这些人由于握有一小部分所有权，至少可以在管理上有一定的份量。当然，他们可以在某些场合靠这一小部分股权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但是，他们不可能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与其他股东的利益相抵触。与盎格鲁—撒克逊养老基金的比较具有欺骗性，因为这些基金只靠很少一点股票而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只是因为它们向其他机构投资者保证有优厚的赢利，也因为它们能够背叛自己的企业。
第二个幻觉是认为，雇员储蓄可以保持稍多一些的社会公正。再一次从收入的观点来看，那些将赚取到股息和剩余价值的人必将在工资上失去同样的数额。而这些收益的分布也是很不平均的。从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最大的不均等支配着养老基金王国，在美国尤其如此。
第三个幻觉在于使人们相信，雇员股东制与社会主义有某些关系，如生产方式的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建立在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建立在个人所有权的扩散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可能是资本收入、即便是雇佣劳动者的资本收入的最大化，而是劳动收入的最大化。在这方面，人民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的区别已很明显。应该回忆一下，合作社的基础是在不可分割的准备金之外，所有劳动者无论拥有社会份额的多少，与其他劳动者一样都是平等的（一人一票）。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伴随着互助会和联合会而出现，这时的所有权不再与劳动相对应：会员比劳动者多许多。伴随着人民资本主义，是劳动服从资本，资本把它的逻辑和特有的限制强加给劳动。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不排斥一切储蓄报酬，但拒绝储蓄对某个企业的直接管理以及对企业利润的直接控制权。
雇员股东制是破坏性的。首先，在最高收入的消费倾向更加脆弱的情况下（这会扩大储蓄，这种储蓄肯定是非固定的），由于不停地要求高利润，管理这些股票的基金总是促使企业更多地降低工资成本，这就导致劳动强度的加强和实际工资的停滞，工资的停滞又导致大众家庭的需求无法扩大，除非产权的收入能够增加。第二，养老基金为了追求最大回报率，促使企业更多地进行并购（通过吞并、合并、投标叫价、公开出价交换股票）而不是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造成大批解雇。第三，雇员股东制使财产不均等的雇员的财产不均等地增加，从而扩大了不均等。最后，这种储蓄增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因为在投机赢利的希望中，他们相互持股、拆借和出售大量股票，事实上，管理基金是在提高不均等的动产价值（相对于可预见的利润的提高来讲），互助基金尤其如此。小股持有者比起大股持有者受到不可避免的金融崩溃冲击的程度更加剧烈，金融崩溃可能会摧毁积累起来的大笔动产财富，退休时出现这种情况就特别悲惨，这等于看着他们的退休金像太阳下的雪一样融化了。对于整体的雇员来讲，人们很难设想比此更为恶劣的体制了。人民资本主义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