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Enterpris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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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模是指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企业里集中的程度。
企业规模的影响因素[1]
一、收益因子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1.技术决定论。有关企业存在与扩张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和马克思。他们主要是从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规模效应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和扩张的。斯密以制针厂的例子说明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报酬递增现象。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分工的深化，由于分工所形成的一些工序、工种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在同一组织中进行，因此企业规模随着分工的深化而扩大。他还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分工深化的边界就是企业规模的边界。由于斯密时代的企业规模小，市场范围有限，因此市场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都比较小，所以斯密只强调了市场功能而未考虑市场成本。马克思也认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协作的经济效果会大于单个生产者的经济效果之和。协作的不可分性决定了协作的规模就是企业的最小规模。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的变革会突破生产所需资本的下限，使协作规模扩大，从而扩大企业规模。同亚当·斯密一样，马克思也是着力从技术角度分析企业规模影响因素，而对生产成本以外的市场成本、管理成本因素缺乏考虑。
特雷西和大卫也提出了技术进步论的解释。他们分析了技术变化时企业对投入品是自己生产还是由分包人生产的选择。他们在模型中考虑了各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包括企业和分包人固有生产成本一致地减少，减少成本的努力功效一致地提高和所耗努力成本一致地降低。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些技术进步的形式下，企业内部供应投入品的可能性增加。
2.利润决定论。基于完全竞争假设的马歇尔经济学中，企业在市场与技术的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规模是由长期平均成本决定的。长期中所有要素都是可变的，平均成本曲线(IAC)呈U型，市场竞争的结果使最终生产规模处于平均成本的最低点上。对于LAC曲线的前半部分向下倾斜的原因，马歇尔的解释是：外在规模经济和内在规模经济使产品单位成本不断下降，表现出规模效益递增，使LAC曲线向下倾斜。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增加，效率下降。马歇尔在坚持规模经济效益决定企业规模这一观点的同时，也试图把它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协调。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对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的分析，因此分工深化带来的垄断问题被放在一边，普遍接受分工的规模经济效益决定企业规模这一观点。马歇尔通过引入外部经济、企业家生命有限性和居于垄断的企业避免竞争的困难性这三个因素，把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企业规模扩张理论协调起来。他认为企业规模扩大会导致企业灵活性下降，从而竞争力下降，企业扩张的负面效应最终会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停止扩张行为，企业家能力限制也会制约企业规模扩张，此外，新企业加入竞争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了行业垄断结构的维持。
3.效率决定论。钱德勒在对史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效率最终决定企业规模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垄断是企业规模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他认为，如果没有效率的提高，无论是已有的垄断力量，还是追求垄断的行为都不能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张。效率提高与否是企业能否成功进行一体化的关键标准。由此可知，钱德勒主张企业的规模边界是由其效率决定的，当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张不能产生效率时，企业应停止扩张活动，从而，其规模边界也就被确定
二、成本因子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1.交易费用决定论。制度学派的奠基人科斯1937年在(企业的性质>中开创性地提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市场中的资源配置通过价格机制完成，而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是通过权威实现的。市场交易需要费用，企业存在是因为企业可以节约交易费用。然而企业的运作也是需要组织管理费用的，其组织管理费用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因此，“企业将扩张到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公开市场上完成同样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科斯的理论为企业规模理论纳入了一个重要的新因素——交易费用。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概念过于含糊，并且他将企业扩大的因素全部归于交易费用而无视企业的生产功能，无视分工、协作、管理水平等其他因素对企业扩张的影响，因此其理论是不完整的。
威廉姆森发展了交易费用的内涵，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的成本包括协议的起草、谈判和保证实施所需的成本；事后成本则包括(1)当交易偏离契约时引起的错误应变成本；(2)矫正事后错误序列时产生的争吵成本；(3)纠纷发生需要诉诸某种治理结构时，这种治理结构的建立和运转成本；(4)为了兑现承诺所需的约束成本。威廉姆森认为，由于“经济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因此通过有效的治理结构，即创建企业可以降低资产专用性限制，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威廉姆森构筑了较为完善的交易费用理论体系，并说明了企业组织内“交换”本身具有其不同于市场“交换”的特殊作用，从而组织自身的内部结构和组织能力也将直接影响企业组织的规模。
但威廉姆森的理论仍然过分强调企业的交易功能，忽视了企业的生产功能。此外，其理论框架主要采取的是相对静态的分析方法，对企业边界的相对静态现实情况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未考虑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动性。
2.信息成本决定论。阿罗在1974年出版的<组织的界限>一书中，认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决定了企业存在的必要。他强调了上游产品供给的不确定性和下游企业未来需求信息的不确定性激励了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但阿罗并未解释企业内部信息系统优于市场信息系统的原因。
罗伯茨和密尔格罗姆进一步发展了阿罗的思想，他们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交易双方要耗费更多的信息搜寻、甄别成本，同时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多个均衡点而无法思想最优。通过建立企业可减少市场成本，但企业也会产生集权组织成本，特别是“影响成本”，即下级总是倾向于向上级反映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从而影响上级的正确决策。因此，企业规模的大小由“市场失灵成本”与“中央集权组织成本”的大小决定。阿罗等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提出“信息成本”，使得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更接近现实，但从以上分析看，信息成本类似于交易成本。
3.管理成本决定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将人们对交易费用的关注转移到企业的管理成本上来。
他们认为企业是一种“团队生产”，由于产品是协同劳动的成果，个人的努力程度难以衡量，因此就会导致“偷懒”问题。监督工作成为必要。监督也有成本，提高监督效率的有效措施就是让监督者参与剩余利益分配。不同的监督和激励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监督计量成本，同时也影响了产量的高低和企业规模扩大的可能。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解释的是古典企业，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则解释了当管理人员不是企业完全所有者的现代企业存在的原因。他们提出的代理成本是对监督成本的发展。
三、资源因子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1.内部资源决定论。彭罗斯(Penrose，1955)认为，对企业规模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平衡某一特定规模的优势与劣势来解释企业规模；二是将企业规模看作是企业连续性和不可逆转性的成长过程的附带性结果。她关注于企业自身的成长过程探究了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企业成长的机制，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一一企业能力一一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彭罗斯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物质资源所能提供的服务及其质量取决于人力资源的知识拥有量。企业内部的未利用资源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企业的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推动企业成长即推动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成长的边界，管理资源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而是源于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经验和能力。针对传统理论强调需求对企业产出增加的限制，彭罗斯持不同观点。她主张将企业成长的失败归因于企业资源属性的限制，因为企业自有资源的适应性和多用途是主导可能扩张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当企业的管理具有想象力、灵活性和野心的时候。
2.企业家才能决定论。x效率理论认为，优秀的企业家能够借助并购活动将管理的高效率输送到劣势企业中，从而有效地利用劣势企业资源，成功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张。在这里，企业家才能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存在的。企业家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维系企业的组织运作，每一次决策的成败都决定着企业成长的成败。但是个人的有限知识决定了无论是多么出色的企业家，他的知识完备性、有效管理程度、行为理性度都是有边界的，因此，企业家的有限才能就决定了企业的扩张边界。
四、风险因子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卡尔顿对其以前有关纵向一体化的文献进行总结发现，要素供给的不确定性产生了纵向一体化的激励。正如钱德勒在讨论美国最大公司形成的理由时说，扩张的策略产生于拥有确定的原料、粗原料和其他供给品的供给愿望，许多文献也赞同这种观点。
但对于为什么要素供给的不确定性会产生纵向一体化的激励却始终缺乏解释。卡尔顿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确定性下单个市场和不同市场间的状况，指出纵向一体化可以看作是从经济中的一个部分向另一个部分转移风险的一种方法。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外部性充斥，不能依赖市场得到社会企望的风险和产品的配置。此外，纵向一体化还有一些良性属性，比非纵向一体化更可能促进社会福利技术，因此，纵向一体化的激励总会存在。
五、公共权力因子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公共权力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它主要存在于政府和社区，通过政策、法律法规或行政手段来实现。公共权力往往对企业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虽然在市场经济中强调的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反对政府对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但政府肩负宏观调控的职责，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公共权力仍然会对企业规模的扩张产生重大影响。现实经济中，政府可能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行为，影响企业的扩张；政府可能运用经济手段(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价格管制)和法律手段(如颁布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间接影响企业行为，从而刺激或制约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行业性质归宿于国家扶持或保护的行业，则企业规模可能顺利扩张；如果是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或国家产业调整的对象，其规模的扩张则会得到较大的限制。除了政府权力外，社区权力也可能通过社区文化建设、行为规范和舆论监督对企业规模产生约束作用。
六、经营者利益因子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在伯利和米恩斯提出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这一命题之后，人们开始考虑经营者利益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因为在古典企业制度下，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中在企业所有者手中，企业所有者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扩张企业规模。随着现代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身份的分离，以及相应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企业的经营者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对经营决策承担不同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所有者不可能实现对经营者的完全监督，而且监督成本也是极其昂贵的，这就使得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的目标函数产生背离。所有者的经营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经营者所追求的是约束条件下个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扩大企业规模实现企业市场份额的最大化可以为经营者更好地满足个人利益提供便利，如扩大权力范围，增加在职消费和隐性收入等等。对此，一些学者也进行了分析：钱德勒认为，经理式企业的目标不是追求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经营者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由于经营者的利益不与利润直接相关，而是与企业的规模或增长密切相关，这就导致经营者为满足自身效用函数最大化而追求企业规模扩张。
鲍莫尔构建了销售收益最大化模型，他认为，经理式企业的经营者在所有者可接受的利润水平约束下，追求销售收益最大化，这会使企业的产量规模大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规模。因为所有者可接受的利润率表示的是可能利润水平的下限，同时利润最大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或销售量不是最大水平，最大化的销售量是在边际收益等于零时达到的，因此经营者就可以在所有者可接受利润率水平的约束下，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销售水平与边际收益等于零的销售水平之间选择一个产量或销售量水平，这个水平肯定大于利润最大化时的销售规模。
威廉姆森构造了一个经营者效用函数模型，即经营者的效用水平取决于雇员数量(以雇员开支额表示)、经营者的货币收入(以工资和津贴表示)和可支配的投资(以税后利润减去可接受的最低利润表示)这三个因素，这些因素并不与企业利润水平直接相关，而是更大程度上与企业规模相关，因此，经营者将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
七、信息化对企业规模的影响
1.信息化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企业管理组织方式的变化，扁平式的企组织结构下，信息流传递路径缩短，价值耗散减少，组织管理成本得以节约；企业资源数据库的建立幅度地改进了企业资源信息的收集处理，资源管理成本得以节约；信息革命导致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网络交易费用低廉且不受时空限制，因此能够降低信息成本，加速信息传递，实现企业交流、协商、合作过程的数字化，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得以节约。
2.信息化推动了新型企业的产生。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一批半一体化企业、连锁企业、虚拟企业等新型企业的产生。这些企业以网络化、专业化、微型化为特征，突破传统企业经营模式。如虚拟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企业基于信息网络技术而组成的临时性网络组织，其实质是突破企业的有形边界来延伸企业功能。虚拟企业的网络成员在网络中的分工不同，互不竞争，互相依赖，共同构成条完整的产业链。它的竞争优势不在于企业规模的大小或单个企业的优势，而在于通过专业化企业的纵向联合，整合相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虚拟企业内部组织之间存在复杂的委托一代理关系、利益分配关系等，是个维数高、空间大、影响因素多、随机性强的开放系统，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信息成本，提高了信息透明度，从而为虚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3.信息化模糊了企业边界。信息经济下所产生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往往介于市场和传统企业之间。企业的边界趋于模糊。现代经济中企业为强化其在产业链中的优势环节，逐步放弃非关键环节，从而产生了业务外包和战略兼并。业务外包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战略兼并使企业间同质业务横向联合，它们的出现使企业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而信息技术则解决了业务外包和战略兼并过程中的信息流通障碍，降低了企业监控和评判的成本，因而加速了企业变革。
4.信息化下知识型企业的本质及其边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是协调整合企业成员所拥有的特殊知识的机构，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他们在企业中的传递都是有成本的。隐性知识更为缺乏流动性，因而传递成本更为昂贵。企业要获取和利用知识就必须管理知识。市场不具备管理企业知识的功能，企业作为管理组织内成员及其所拥有的知识的机构而存在。同时他认为，知识的利用效率是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在市场能有效地转移知识这一假设前提下，如果在生产阶段B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则生产阶段A、B将被垂直整合在同一个企业中；如果在生产阶段B不需要使用阶段A所利用的知识就可以完成生产任务，则阶段A和阶段B能有效地通过市场交换相联系，即生产阶段A、B可分为两个独立企业。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是多元化的，既有出于收益成本的考虑，也有企业资源限制和公共权力制约，还要受到风险因子、经营者利益因子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规模经济观念，企业规模呈现趋大和趋小“双向协同”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企业面对的是来自世界范围的竞争，应当树立科学的企业规模观，综合考虑企业规模的多元决定因素，确定适当的企业规模，着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企业规模与规模经济的关系[2]
企业规模是指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产品在企业集中的程度。生产要素组合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式。形成不同类型的企业规模。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按职工人数，生产能力，固定资产价值等标准)，可以把企业分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规模经济”或“规模收益”，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A·马歇尔首先倡导韵，指的是企业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超出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增；反之，产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减；当规模收益递增时，称作规模经济，当规模收益递减时，称作规模不经济。
从以上企业规模与规模经济的定义，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企业规模与规模经济问的关系，是反映某个企业或某一行业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同经济效益之问的关系。这两者往往互为条件，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互相转化。企业追求规模扩张.一方面是为了降低企业内部成本，以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一般观点认为：大规模生产通常具有优越性。因为较大的工厂可以达到较高程度的分工和专业化，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收益。具体体现在：当生产达到一定规模时，生产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会大幅度下降。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在按部门平均成本出售商品时，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是企业奉行低价竞争的物质基础.以低价来扩大销量，增加利润总额。简而言之，生产规模扩大可以使企业获得成本领先的优势，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处于行业最低水准。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说只要拥有足够大的企业规模，就一定能实现其规模经济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行为的目的是实现利最大化。因此。当某一企业凭借成本优势而获得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时，其他企业就会设法降低自己成本.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使整个行业的生产成本普遍降低。
原来处于成本领先地位的企业为了继续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就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以期再度降低成本，寻求缩短与对手在成本上的差距。根据生产成本理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平均单位产出成本趋于下降(见图1)，但这种下降不是无止境的。下降到一定程度，长期平均费用曲线逐渐变平，此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平均单位产出成本不变，若再扩大，平均单位产出成本转而逐渐上升。如图，BC区间为企业的最佳规模。
如果用制度经济学观点分析，企业并不是越大越有效率。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企业的规模是存在极限的，超过这个极限，会导致企业运行效率的下降。我们可以用图2来表示这种情形。
在图2中，在企业规模扩张的初始阶段，其规模收益是比较明显的，但扩张到一定阶段即A点时，在各种内外制度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企业的规模达到了它的顶峰，如果继续扩大，会导致收益下降，即出现规模不经济状态。
事实上，决定这个点位于横轴的何点，取决于企业追求规模经济道路上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那个临界点上，超过这个临界点，即成本大于收益，企业的规模应该稳定在这个临界点上。其实在图l中，Bc区域对应图2中规模效益增大从D到A点这个区间。这两幅图从不同角度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企业追求规模扩张要参照的因素：成本与收益的比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科斯的观点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企业的建立发展要考虑交易费用。企业是有边界的，不是越大越好。企业应根据行业、市场、地域等不同而选择其最佳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从企业经营实践看。企业盈利能力与其生产和资本规模并非一定成正比例关系。生产规模小的企业不一定盈利能力就弱，竞争能力就低；相反，在某些产业领域，小企业的盈利能力比大企业还高。例如，美国的制鞋，纺织行业，甚至某些机械电子行业的分支部门，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一般都高于大企业。在办公和计算机部门，大企业最高的投资收益率为26.6%，而小型企业为88.1%；在数控机床部门，大企业最高的投资收益率为25.8%，小企业最高达126.9%。
综上所述，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盈利，规模经济是企业追求的目标，而企业规模的扩张在一定条件下是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手段。然而，生产成本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都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张是有边界的，企业规模的扩张并不一定会使企业取得规模经济效益，衡量企业规模是否合理的最佳标准应该是成本最小化，企业进行规模扩张应把握经济效率提高的原则。因此，与其说企业的规模扩张是促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不如说它是规模经济的结果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