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
深圳经济特区(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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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的简介[1]
深圳经济特区于1980年5月正式成立。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深圳特区位于广东省的南部沿海，东起大鹏湾边的梅沙，西至深圳湾畔的蛇口工业区，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它毗邻香港，交通便利，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根据中央的指示，深圳特区将建成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的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史[2]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有一个关键词注定让人无法忘记，那就是“经济特区” 。 “经济特区”一词，1979年由中国首先提出。但经济特区在其他国家也有存在，一般以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自由关税区、自由港区等形式出现。特区的形式尽管各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有特殊位置，二是有特殊任务，三是有特殊政策。用一个公式表达就是：特区=特殊位置+特殊任务+特殊政策。按其实质，经济特区是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达促进特区所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的特定地区。
我国在1980年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1988年又把海南岛划为经济特区。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正式批准喀什设立经济特区。在我国，经济特区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企业或个人以及华侨、港澳同胞进行投资活动并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在经济特区内，对国外投资者在企业设备、原材料、元器件的进口和产品出口，公司所得税税率的减免，外汇结算和利润的汇出，土地使用、外商及其家属随员的居留和出入境手续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设立的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30年来，深圳从中国南海之滨的小镇，到一座与香港合作打造世界级大都会的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奇迹，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精彩缩影。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1．1979～1984年为初创阶段，主要是为经济特区的建设打下初步基础。利用邻近香港的区位优势和特区的优惠政策，通过吸引“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工业，积累建设基金、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阶段主要是“杀出一条血路” ，以市场为取向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首先在价格制度、工资制度、基建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大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
2．1985～1992年为建立起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全面推进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系统、深入地迈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深圳在这一时期全面推进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从局部改革转向全面改革，从单项改革转向系统改革，从初步改革转向深入改革。例如，率先进行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改革金融体制，对土地进行公开拍卖，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劳动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险体制等。这些改革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积累了经验，发挥了特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场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初步形成了出口创汇的外向型经济格局。
3．1993～2003年为增创新优势，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大力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阶段。这一期间深圳继续充分发挥了先行先试的优势，全面建设和完善各种要素市场。到1997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十大体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例如，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商贸流通体制改革，完善了劳动力市场，建立了产权交易市场，推进了金融体制创新等等。
4．2003～2020年左右为打造国际化城市，加强深港合作，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深圳” 、“效益深圳”阶段。进一步推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创建服务型责任政府。大力推进CEPA以及泛珠三角经贸合作，实现区域内的共同繁荣。2003年年初，广东省委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以建设国际化城市为目标。
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生产向商品个产转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战略目标，深圳初期的农村变革正是以此为指导而进行的。
深圳建市前的宝安县是一个劳力少、耕地多、粮油糖上调任务重的农业县。全县九万个劳动力，且老弱者居多，却要耕种四十多万亩水田，十多万亩旱地，七十多万亩山林。在实行计划经济和“以粮为纲”方针的日子里，农副产品价格很低，年人均分配极少。
深圳建市后，原先结构单一、技术落后的农业更是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一方面，城市建设、工商业发展占用了大量耕地，深圳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大批农村干部、青年从农业转入城区建设事业及工商业；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市场对农产品，尤其是鲜活农产品需求成倍增长。深圳农业就是在这种供不应求、供需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发展的。
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建设，曾向各有关部门就农业发展的方向、市场需求、规模效益、资金投放等问题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结合特区建设迅速发展，人口连年倍增的形势，对外贸易迅速扩大的需求以及深圳对香港的鲜活产品出口具有地理上的优势的显著特点，明确提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是：“主要为特区建设服务，同时为出口服务”，深入贯彻改革、开放、搞活一系列政策。打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格局，把发展鲜活农产品作为农业的重点，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走农林牧副渔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认真开展蔬菜、畜牧、水产、水果、鲜花等应用科学的研究，积极引进国际上先进的农科成果、先进技术设备和外资，大力发展满足特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和在香港市场有竞争能力的商品生产，积极扶持种养重点户、专业户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社会化。
深圳初期的农业改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民收入成倍增长，1983年农业人均分配为469元，是1979年人均分配的3倍。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迅速，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乡镇收入从1980年的4 054万元增加到1983年的15 565万元，农副产品出口量和出口额大幅度增长，质量提高，深圳成为香港市场的鲜活产品重要基地。1983年，鲜活农产品出口总值达到33 653万港元，比1979年增长5倍，深圳农村人心稳定了，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村新建的别墅式小洋楼如雨后春笋，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持续多年的农村劳动力外流风刹住了，过去外流香港的，也逐渐有一些人回乡定居了。
特区兴办前，深圳的工业基本上属于封闭型的县镇工业。1979年，全市仅有工业企业224家，而且大部分为集体企业和社办企业，仅能生产一些化肥、小农具、日用小商品等初级产品，主要行业是支援农业生产和为农副产品加工这两大类，职工仅8 700多人，工业产值只有6 000多万元，是全省最落后的县份之一。
深圳市委、市政府认真分析了国内外经济环境，结合特区自身的情况，决定在特区的初创阶段，主要采用“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形式办工业。办厂资金由客商筹集，设备、原料或元器件由客商引进，工业产品由客商在境外市场销售，技术管理由客商负责。我方提供土地、厂房和生活设施，搞好供水、供电、邮电通讯、道路交通等投资环境的建设，收取加工及管理费用。
特区初期的工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来料加工。1980年代初，世界经济处于急剧的调整之中，产业升级使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而生产成本低廉的深期I无疑是这些产业转移最合适的地方；特区初期的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工业配套能力严重不足，并且“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四无供销渠道”，在这种情况下要迅速发展高层次的工业是不可能的。因此，发展“三来一补”对于特区积累资金，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人才，逐步掌握供销渠道，为兴办“三资企业”、促进产业升级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随着将特区工业投资环境的硬件设施日益完善，深圳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以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和“轻、小、精、新”的工业发展方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的经济措施、积极发展外引内联，提出工业发展应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为主，产品销售应以外向型为主。
1982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为了给引进外资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决定集中统一开发工业区。工业区要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讯，各种设施要配套，以利于尽快组织生产。发展生产。首先建设一批一般轻型工业都适用的厂房，这些标准厂房适用于电子、轻工业、纺织、精密机械、仪器仪表、工艺、服装、塑料加工、食品等轻型工业。
深圳十分注意大力建设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后引进了一批外资和先进技术，建立了一批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如微型电脑、电脑软件、电镀新技术、微波通讯设备等。以电子工业为例。深圳的电子工业原来是很薄弱的，在特区建立前的1979年，仅有一家电子工厂，只能从事生产小功率的变压器、电动机支农产品等简单电子产品，年产值121万元。然而，建立特区以后，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至1983年底，电子工业已发展到一百多家，拥有职工万余人，能装配各种家用电器、电子仪器、彩色电视机、组合音响设备、微型电脑等，年产值达3．27亿元。深圳主要利用背靠内地、毗邻港澳的优势，积极开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电子工业。据不完全统计，几年中深圳投产的上百家电子企业中，独资和合资企业约占30％左右，电子行业通过各种渠道引进的设备、仪器达两万多台(套)，有近百条生产线正式投产，深圳电子工业运用现代技术革命成果生产尖端产品，在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推广应用、光纤通讯和生物工程等四个方面，形成了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先进工业，产品远销美、日、英、德、香港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工业在特区国民经济的构成中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1983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7．2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其中出口工业产值达2．6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6％。全市已拥有工业企业392家，职工3．4万人，分别比1979年增长了1．75倍和3．5倍。外商投资经营的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1983年总产值达到2．67亿元，占特区工业总产值的37％，到1983年底，深圳共引进外资工业项目2 506项，外资协议投资总额16．79亿美元，实际投入使用资金达3．79亿美元。外向型工业初步形成，在深圳经济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深圳经济特区的定位与贡献[3]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中央就明确指出，深圳经济特区要“跳出现行体制之外”，要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充分发挥它的“窗口”和“试验场”作用，经济特区的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要求以及深圳经济特区的性质与地位决定了，特区应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验场”，以积极观察、试行、筛选和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为各项改革进行试验。
深圳经济特区一建立，就明确提出了经济运行机制“以市场调节为主”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目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如率先改革基建体制和推行承包制，实行了招标投标和施工承包；率先进行物价改革，放开了一部分商品的价格。随行就市：率先改蕈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推行了合同工制、浮动工资制和结构工资制；率先改革干部调配制度，通过招聘等方式选拔了大批人才；率先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减少了指令性计划和实物指标；率先改革金融管理体制，实行了专业银行业务交叉，发展同业拆借等多种融资手段。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银行；率先进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撤销了各种行业行政管理机构，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架构；率先试行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厂长)负责制；率先推行企业产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开辟了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建立了生产资料市场和期货市场，加快了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步伐；率先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的改革。与这些改革相适应，深圳特区较早地建立了各种社会市场中介性组织，发展行业协会，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职能和范围，并逐步创造制度化、法规化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深圳特区通过一系列深入的体制改革探索，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初步形成，而这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大多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示范和引路作用。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充分肯定了“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深圳特区以及其他特区起到了中国改革的“试验场”作用。
关于经济特区在中国对外开放大业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问题，邓小平同志1984年第一次视察深圳特区后明确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为了发挥经济特区作为“技术窗口”的作用，深圳特区在制定开放和发展战略时，始终把引进先进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不仅引进了一批适用型的轻纺设备和技术，还有重点地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电子、机械、建筑等技术，并且通过引入内地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初步架起了一座“国际——深圳——内地”的技术桥梁，即国际的先进技术、先进产品和信息可引入深圳或再通过深圳输入内地消化、吸收，而内地的科研成果开发成了高新技术产品又可通过深圳进入国际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在管理方面的落后甚至比技术的落后更为严重，深圳特区在吸引外资、办“三资”企业的过程中，成功地学到了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先进管理经验，并利用这些经验为内地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
经济特区作为“知识窗口”，是要通过这个“窗口”，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现代文明成果的顺畅交流。深圳特区有意识地通过这个“窗口”，既让中国了解世界，又让世界了解中国，并通过现代社会文化知识的引入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人们开阔眼界，更新观念，提高素质。
经济特区作为“对外政策的窗口”，使其成为中国政策的“睛雨表”。通过这个晴雨表，能使当代中国的面貌展现于世界。三十年来，到深圳参观访问的海外人士以千万计，因为在这里能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及其实施，这里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形象和气派。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由于资源禀赋、气候、地理、交通，乃至观念、体制、人口素质、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开始不可能采取一种“齐步走”的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而只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通过先富地区所产生的辐射和示范效应，激励和带动后富地区发展起来。邓小平同志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上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创办经济特区，正是实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全国共同富裕的“大政策”的战略性措施之一。这就是说，中央把经济特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作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排头兵”，让它先发展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它对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和辐射作用。
深圳特区依靠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地缘人缘优势，通过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使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而先发展起来的深圳，一方面通过给国家多交税，使国家有力量实现财政的支付转移，多投资于欠发达地区搞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则通过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市场的优势，帮助和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深圳经济特区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是从全国大局着眼的正确决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创建的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的提出是以两个基本点为前提的：一是有利于和平统一祖国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二是有利于保持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作为“一国两制”衔接点的深圳，其发展状况如何对于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对于1997年以后保持和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意义十分重大。为了成功地发挥深圳作为“一国两制”的衔接点的作用，进入1990年代后，深圳特区一方面继续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在经济运行机制乃至社会运行机制上努力向国际惯例靠拢，着力探讨如何做好深港衔接工作；不久，在口岸管理、城市功能、金融市场国际化、按国际经济惯例运作以及市场机制等方面的衔接工作上，又迈出了有力的步伐。深圳经济特区在保持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方面无疑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深圳经济特区外扩的经济地理意义[2]
长期以来，在深圳人心目中，形成了关内是城区、关外是郊区的概念。在基础设施、市政配套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特区内外都有明显的差距。而特区内外一体化将为深圳带来几个方面的好处。从经济上讲，可以促进特区内外产业结构科学布局。过去，深圳的第三产业、总部经济、高端产业，大多集中在关内，而关外侧重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村办工业园区等低端产业。这种结构上的差异，不利于整个城市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快速发展。拆除篱笆使特区内外一体化对消除关内外产业反差极其重要。
从城市建设方面讲，有利于把特区内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和管理。过去，人们一直觉得关内是城市中心区，关外是城乡结合部，甚至是城市郊区。二者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相差很大，交通路网、电网设施、自来水供应等许多城市基础设施，关外都比较薄弱。特区内外一体化，将使关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等得到明显提升从社会发展方面看，将大大改善深圳市民的人居生活条件。在深圳常住人口中，大部分居住在关外。长期以来，关外群众的居住环境和条件不如关内。特区内外一体化，将使全市群众同享城市的人居环境，也为人们的购房、消费等带来极大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