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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又称文化传通或文化传扬，是指一定的主体通过言语或姿势、表情、图像、文字等符号系统，传递或交流知识、意见、情感、愿望等信息，并使一定的受播者得到影响的过程。施拉姆把这一定义概括为：“A通过C将B传递给D，以达到效果E。”“这里A是信息发出者，B是信息，C是通向信息接受者，D是途径或媒介，E是传播所引起的反应。”
从文化的内涵出发，考察文化传播的特征，它的特征主要是文化特征的延伸。
1．文化传播的历史性(传承性)文化的内涵很深，有一定的历史承接性，不是瞬间的东西。因此，文化传播也有历史传承陛，生生不息。
2．文化传播的延伸性文化传播不仅具有纵向的传承功能，还有横向的延伸功能，由于文化很宽延，包容性强，所以文化传播也极宽延。
3．文化传播的普遍性有文化的地方就需要传播，因此文化传播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
一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类文化的传播史。由于文化传播这个系统极其复杂庞大，我们这里将文化传播分为一般性文化传播、专门性文化传播和系统问文化传播三种形态来描述。一般性文化传播是指人们在一切社会活动中普遍发生着的文化传播，比如说，吃饭穿衣本是生存的基本手段，然而吃饭的方式、衣着的款式却包含着文化观念、文化规范、文化时尚、文化修养等问题。，专门性文化传播是指职业化的文化传播活动，其典型形态有两种，一种是文化教育，一种是文化基本活动。系统间文化传播是指不同系统之间的文化发生交流时，就形成了系统间文化传播，或称跨文化传播，通过许许多多个体的跨文化传播，不同系统的文化得到了相互交流，并且彼此借鉴、吸收、认同，最终融为一体。
1．文化传播促进多元文化的生成。
语言的起源，使人类将由手势、眼神、体态的传播，带进了具有更大内涵、意义更加深远的语言传播。文化不仅在人类生理性传播中应运而生，而且开始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具有地域性的、民族性的泛态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发明了文字，由语言传播进到文字传播，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为多元文化的生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随着造纸术的发明，文化传播进人了书面传播的新时代，因而打开了文化沟通的新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区域性文化走出了自家“村落”，汇集成了国家性的文化，出现“百川汇海”的格局。我国在秦始皇时期实现了文字及人文观的统一．在文化的演变中，达成了文化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使人类在文化沟通中真正达到“言以足态，文以足言”的效果。由此使文化得到更大的发展，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各种类型的文化，在主体文化的背景下，不断进行选择、融和、变迁，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可以说，没有文化传播方式的进化和发展，多元文化根本不可能产生。
2．文化传播造成文化成果的储存和遗传。
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就是印刷传播的诞生。它使文化传播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功能，即文化的积淀，文化增殖和遗传，文化的普及和平民化，文化逐渐成为一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这种文化产品被使用和流传的程度。完全取决于文化传播的力度和文化传播的方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某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印刷这种传播手段，能将新的文化思想、文化观念、文化创新、文化信息，通过传播者传递及受传者有选择的接受，得以保存，流传和重构。这是文化能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文化传播的这些功能，文化发展会因失去这个前提和基础，而成为空中楼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变舜，而偏离主流文化的方向。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非常重视对文化变异进行优选，正是文化传播中一次又一次的优选，才使主体文化得以健康的发展。
3．文化传播加速全球化的进程。
从语言传播发展到电汛传播，人类社会被带进了信息社会。文化传播也由人际传播进入大众传播，国际传播。现在的文化传播，正是一种全球化的传播，是——种国际化的现象。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世界化，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世界化。全球化瓦解了文化传播的边界和防护系统，为文化交流与融会创造了新的条件。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出现了网络传播这种文化传播的新形态。它使人类的文化交流完全突破了时空边界，标志着文化“后传播”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网络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文化交往的新平台，它像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成为人类大众聚会的“广场”，即“公共领域”，使人类的精神家园又有了一个新的“栖息之地”。网络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交流习惯，并对人们的身份进行深层的定位。网络传播是人类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扩展。网络传播对文化的传播方式、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文化资源的配置与重组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网络传播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范式，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播形态，具有全新的社会文化价值。文化传播在推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也促进了法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犯罪学的发展，使人类与犯罪作斗争的经验得以总结；促进了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认识和证明犯罪的技能、方法及手段得以拓展和提高。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人类更正确地认识犯罪，因而能更有效地减少犯罪，更好地控制和治理犯罪。
1．社会沟通功能
文化信息是人为生存而创造的，创造文化信息首先是为满足人类沟通的需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它既要通过文化传播协调家庭关系，又要通过文化传播协调外部关系。
2．社会教化功能
社会化是社会沟通的直接目的，文化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沟通，不仅在沟通人们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在协调和统一人们的社会行为，确定人们的行为规范，达到社会化。人们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个体走向群体，要不断地通过文化接触了解这些文化内容，以防止违反社会规范，而人的社会化过程又不是一次所能完成的，要通过文化传播不断地接受社会教化。反之，如果人们不进行文化沟通，就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人”而成为“现代人”。
3．文化增值功能
文化传播的实现有赖于人们创造新文化，并对文化价值有所认识，文化传播进程，一方面会发生损耗，就是丢掉了一些信息内容；另一方面，又会增加一些新的信息。一般来说，文化传播结果使得文化的信息量增加了。
4．社会平衡功能
文化传播对社会化的人一方面起着信息消费的显性作用，另一方面起着平衡心理的隐性作用，作为文化信息传播的平衡作用，主要是通过调适行为、平衡心理和社会控制来实现的。
5．社会认识和社会完善功能
通过强大的文化传播系统，来完善社会机体，因为社会机体独立地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是非常困难的。
一种文明同时意味着恒定和运动。它在一定空间里连续几个世纪立足生根和坚守阵地。与此同时，它接纳远近其他文明的某些优点，又把自己的优点向外传播。模仿、传染同某些内在诱惑一样在起作用，克服旧习惯，改变旧做法和旧认识。资本主义同样也离不开这些规律。在其历史的每一个时刻，资本主义始终是种种手段、工具，行为和思想习惯的总和，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化财产，而作为文化财产，它们便要流动和交换。卢卡·帕乔利在威尼斯发表的《算术论》(1495年)概括了早已为人们了解的有关复式簿记的记帐办法(例如佛罗伦萨从十三世纪末已使用复式簿记)。雅各布·富格尔在威尼斯逗留期间，学会了复式簿记，并把这一技术带回奥格斯堡。
通过种种渠道，复式簿记终于被欧洲的一大部分商人所接受。．汇票也以意大利城市为出发点，逐渐传播到其他城市。不是有人说汇票来自更远的地方吗?E·阿斯托尔认为，伊斯兰的“苏特法亚”(sutfaya)与西方世界的汇票毫无共同之处。二者的法律地位有着根本不同。就算如此，“苏特法亚”出现的时间无疑比欧洲的汇票早得多。用一张字据便把一笔款项转到外地：人们怎能设想，很早便光顾伊斯兰港口和市场的意大利商人竟对这种做法未加注意?汇票(据说由意大利人发明)在欧洲解决同一个问题，虽然它确实要适应不同于伊斯兰的条件?特别是教会不准借款生息的禁令。据我看，汇票很可能是从东方学来的。“合约”(commenda)这种类型的商业联合体可能也是从东方学来的。这种联合体在伊斯兰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知和他的妻子——一位有钱的寡妇——成立了“合约”)，它是同印度，南洋群岛和中国开展远程贸易的通常形式。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自发产生或向东方借鉴，“合约”只是于十一至十二世纪期间才在意大利出现。它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我们在十四世纪汉萨同盟诸城邦又遇到了它，自然不感意外，虽然它的形式在地方势力的影响下有所变化。
在意大利，“伙计”(根据合同提供劳务，负责押运和推销商品)分享营业收益。在汉萨同盟，“仆役”(Diener)通常从出资人那里接受固定的报酬，因而雇佣关系已初步形成。但分享收益的情形也可遇到。范例有时遭到篡改，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个办法可能在两地分别推行，不一定互有借鉴。西方上中世纪浑沌的历史使我们很难作出确切的判断。但是，由于中世纪商人有巡回经商的习惯，他们的经商路线又业已查明，肯定会有一些交换形式曾向别处转移。西方从伊斯兰那里借用的词汇说明了这一点：海关(douane)、仓库(magasin)．货栈(mahones)、商馆(fondouks)，抛售(mohatra)，十四世纪有关高利贷的拉丁文文献称之为contractus mohatrae。文明传播的其他迹象见诸东方给欧洲的赠物：生丝，稻米，甘蔗，纸张，棉花，印度数字，珠算法，通过伊斯兰找回来的古希腊科学，火药，指南针——所有这些都是从其他文明传来的宝贵财产。
接受这些借鉴的存在意味着放弃历史学家对西方的传统认识，即把西方看作是全靠自己的才能，白手起家，而且单枪匹马地逐渐走上了科学和技术的合理道路。这还意味着不再认为中世纪城邦的意大利人发现了现代商业生活的工具。如果作进一步的推断，这就意味着否定罗马帝国的模型作用乙这个帝国被誉为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中心，其国土扩展至整个地中海岸，并有多处向大陆延伸；其实它不过是面积比它更大、存在时间比它更长的古代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它与从直布罗陀到中国的一个辽阔的流通和交换区域相联系；几个世纪内，这个经济世界中的商人背着货包在漫长的道路上行进，贩运金银条块或珍贵物品，如胡椒，八角茴香，生姜，生漆，麝香，龙涎香，锦缎，棉花，细布，丝绸，金丝贡缎，檀香木或染料木，漆器，玉器，宝石，珍珠，中国瓷器等。早在声势浩大的东印度公司出现前，这些商品已经在流通。全靠这些横贯世界的贸易，拜占庭和伊斯兰经历了一段辉煌灿烂的历史。尽管其力量突然得到了恢复，拜占庭仍是个守旧的、沉湎于繁文缛节的世界，它大摆排场，旨在慑服蛮族王公，迫使各民族为其效力：从它那里得到任何东西，都必须用黄金作交换。伊斯兰则相反显得生气勃勃，它不依托古老的希腊和罗马，而是嫁接在近东及其文明基地上。
被穆斯林军事征服的国家在新的征服者到达前曾对东方和地中海的贸易起过促进作用；在一度遭到破坏的习惯恢复以后，他们再次发挥这一作用。穆斯林经济拥有两项主要工具：来自拜占庭的金币第纳尔；来自波斯萨桑王朝的银币迪拉姆。伊斯兰从具有黄金传统的地区(阿拉伯、北非)和具有白银传统的地区(波斯，呼罗珊、西班牙)接受遗产，这种“按地区划分”的货币双本位制在这里或那里容有变化，但几百年一贯地保留了下来。我们所说的穆斯林经济，其实就是继续原有的商业活动，是西班牙、马格里布，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阿比西尼亚、古杰拉特。马拉巴尔海岸、中国、南洋群岛等地商人之间的一种接力赛跑。通过这些商业活动，出现了穆斯林生活中的一系列“焦点”和“极点”：麦加、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根据前往遥远东方使用的路线——从巴士拉和萨拉夫出发，经由波斯湾；或者从苏伊士和麦加的出海口吉达出发，经由红海——在巴格达和开罗之间作出选择)。由其先天的因素所决定，伊斯兰在诞生前便是一种商业文明。穆斯林商人受到人们的尊重，至少统治者对他们很早便敬礼备至，这在欧洲是极其少见的事。先知说过：“商人在人间和天堂皆，享极乐”；赚钱的人为主所喜爱”。
这些话足以使人们想像到当时对商业生活的那种肃然起敬的气氛，这里可以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1288年5月，马穆鲁克王朝政府试图吸引信德、印度、中国和也门的商人来到叙利亚和埃及。人们很难设想在西方能就此事用以下措辞称一项政府命令：“我们谨向各界名流及希望获利的大小商贾发出邀请……凡来我国的客人可在我国居住和自由来往……住在这里不啻生活在天堂的花园……神必赐福于前来以借款劝善和以放款行善之人。”二百年过后(十五世纪中叶)，请看人们对奥斯曼帝国的王公作何劝说：“你应善视国内的商人；始终关怀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虐待他们，或对他们颐指气使；因为全靠他们经营商业，国家变得繁荣，各地物价始终低廉。”对于商品经济的这种影响，宗教的顾虑和顾忌能有什么作为?如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对随着货币流通而蔓延的高利贷毒疮深恶痛绝。商人得到王公的青睐，但遭到普通百姓的敌视，特别是行会，社团和教会当局的敌视。官方文书中用以确指商人的“巴净棍”(bazingun)和“马特拉巴茨”(matrabaz)原是中性的词，而在民间语言中却带有“投机取利者”和“骗子手”的贬义。但是民众的敌意正好说明商人的富有和傲慢。我们不妨作个简单的比较：伊斯兰教借穆罕默德之口说：“主如果允许天堂的居民经商，他们也会买卖织物和香料”；基督教国家的谚语则说：“商业应该是自由的，甚至在地狱里也不受限制。”
伊斯兰的这一形象预示着欧洲未来商业演变的形象。从意大利城市出发的远程贸易(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不是罗马帝国的产物，而是十一至十二世纪伊斯兰盛世的继续，在当时的伊斯兰地区，曾出现过许多工业、出口产品和外贸经济。远程航行和定期出发的陆路商队意味着那里存在一种活跃的和有效的资本主义。行会遍布各地，它们经历的变革(行会师傅地位的提高，家庭劳动，城市外的手工织机)同欧洲将要发生的情形十分相似，从而使人不能不认为，这一变革是经济逻辑的必然结果。其他的相似之处：城市经济不受传统权力的控制；霍尔木兹，马拉巴尔的沿海城市，后来的非洲海岸的休达，西班牙的格列纳达都可以称得上是城邦国家。最后，伊斯兰地区能应付贸易逆差，它向莫斯科公国、波罗的海地区、印度洋一带以及很早就向阿马尔菲，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订购的货物都用黄金支付。在这方面，伊斯兰也预示着欧洲的未来，欧洲商业的发展也建立在货币优势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选定一个日期，用以标志商业欧洲师承伊斯兰和拜占庭城市的时期已告结束，西方恢复铸造金币的1252年似乎还说得过去(假如这么长的一个演变过程能用一个日期加以确定的话)。总之，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可能是从外部输入的东西，肯定来自伊斯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