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Westernization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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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清政府洋务派官员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和“自强”、“求富”的目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理论基础在全国展开的变革运动。该运动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约35年。按目标的不同，洋务运动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为代表，地方上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使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政府统治。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引入译入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开启了日后中国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洋务运动的直接成果——清军水师在甲午海战的覆没使洋务运动最终黯然收场，沉重打击了清廷上层，为之后的百日维新埋下伏笔，影响了出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人。甲午海战失利后清廷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等领土领海于日本，加重清廷的统治危机；日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战胜中国，深刻激发了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对后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思想政治走向以致国运都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国内背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痛定思痛，意欲图强。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第二次英法联军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的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沦胥吏。
(二)国际背景
中国是文明古国，进入封建时代，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社会系统相对稳定、保守。从十三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十三世纪，中国发明的火药传至西方。西方人利用其制造出火炮和火枪。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冷兵器、武士失去作用。城堡不再安全，军事上的改变宣告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西方利用新式武器开始了殖民战争，对弱小国家进行无情的掠夺。指南针的传入西方，应用于航海，使得发展较早的国家更有条件进行殖民战争。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社会产品的丰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市场不断扩大，手工业的作坊更加专业化，促进商品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也被推动提高。开辟国外市场，进行资金的原始积累开始了。使本国的劳动者脱离生产资料变成拥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把对外的侵略，进行殖民战争是新兴资产阶级出现发生的历史。
洋务运动的产生原因[1]
(1)世界大环境的改变。自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开始向着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方向发展。随后法、美、俄、日等国学习英国，也完成了工业革命，向着资本主义发展。这种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潮流，对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发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2)中华民族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加深 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开始向世界各地侵占与掠夺，闭门锁国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强行取走了许多领土与主权，使中华民族陷入到严重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许多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以李鸿章、奕新、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一次自救尝试。
(3)社会发展的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且广泛存在。这些萌芽的存在虽然不能够对强大的封建制度造成强烈的冲击，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封建制度收到了致命的打击，为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创造了条件。并且，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清政府的统治者也意识到西方技术的重要性，派遣许多人前往西方学习，这些人学成归来后，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观念。
洋务运动的矛盾[1]
(1)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深，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向着中华民主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的转移。这种矛盾对于洋务运动的发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2)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顽固派是洋务运动中最大的阻力。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封建统治者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主张闭关锁国，用礼义廉耻、天道人心等封建教条反对洋务派实行的办教育、办工厂等实践。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上讲，顽固派的观点是反动的、陈旧的，洋务派则具有革命进取精神。
(3)洋务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矛盾。洋务运动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而洋务运动中的代表任务曾国藩、左宗棠更是洋务运动的主力。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早就存在，不能说洋务运动是专门为镇压农民运动而开展的，也不能因为洋务运动镇压过农民起义就否定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4)洋务运动内部的矛盾。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与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对于西方技术运用的矛盾；军用企业和民用企业的矛盾；求富与求强的矛盾。例如张之洞提出在不违背封建伦理道德的前提下使用西方技术，李鸿章则提出中西兼顾；洋务派最开始创办了许多军用企业，但是到后期由于种种原因，配套的民用企业建设遇到了困难。
洋务运动的阶级性质[1]
1.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
洋务派虽然是由封建官僚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组成的，但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还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本质是发展资本主义，其本性是和封建制度对立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各地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萌芽主要存在与手工业中，而手工业的经营者正是封建地主阶级，这也使得这一类人更有资本主义的倾向。
洋务运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政治路线的。这种使用“西学”的手段达到维护“中学”目的的路线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也是洋务派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地主阶级既有发展资本主义的需求，有由于本身享有封建主义的特权对其维护。这中阶级立场的不明确性也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2.洋务运动的阶级性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洋务运动是一次先进的改革运动。
在帝国主义的胁迫下，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封建制度已经不能够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全国各地硝烟弥漫，统治者感受到了统治危机。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发展资本主义是清政府的唯一道路。洋务派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兴办现代教育，建立工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采用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培养资本主义的技术人才，翻译外文书籍文献等等。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其结果肯定是资本主义逐渐壮大，而封建制度被逐步削弱；对于企业的兴办形式，由最开始的官办逐步变成官商合办、官督合办甚至民办，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说，洋务运动就是一场资产阶级的进步的改良运动。
(一)军工项目
1.创办军工企业
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汉阳兵工厂（湖北汉阳，张之洞）、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桢）和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很少有再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属于官办性质，其经费主要来源是海关关税，军饷和厘金。所生产的产品不经过市场流通领域而直接调拨给湘军，淮军与沿海各省军用。19世纪80年代后因为各局厂经费短缺，以往那种不计价格的调拨方式有所改变。例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先行预付船价半数左右。此后沿海各省中那一省需兵船就由何省筹款。并按照福州船政局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的每年岁入中都有各省解还的军火费用。同时，各军火工厂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果所产某种武器成本和售价过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停止生产。这说明虽然是官办的和不为交换而进行的军火生产，也无法完全规避价值规律的制约。因此，这些军事工业逐渐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2.购置西方军事装备
如果说总理衙门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标志，那么坚船利炮的诉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
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奕?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并着赫德代为购办。
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主要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有效的武器。
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在英国大炮的教训下发觉中国的武器落后，从而被迫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和购置其技术与武器。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人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
3.海军建设
洋务派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并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购买的“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并在旅顺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
(二)民用工业为主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这些民用工业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三)其他行业
1.教育事业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于北京的翻译机构同文馆，还有培养翻译人才的广方言馆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担任副监督的容闳负责选召近代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2.通讯事业
洋务派在1879年于天津和大沽之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其后于1881年开设电报总局，并铺设由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率兵奔赴台湾参战时感到修建现代通讯事业的急迫性，但奏报被守旧官僚否决。1874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间修建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议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垫付，并按照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招股集资。同年修建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委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与谢家福为会办。1881年，该线建成。
自1882年4月起，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股本8万两，当年缴还官本6万两，5年后分年缴还2万两，其余垫款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有关公务的电报作为头等官报，从应受电报费中陆续抵缴，抵还完毕后，头等官报依然不收费，以尽商人报效。津沪间保护铁路而设立的士兵和巡路费用，5年内仍然由淮军军饷垫付。
天津至上海的电报开通后，英国代理公使维纳乘机要求建设上海至宁波，汕头等口岸的海底电线。李鸿章和总管理衙门反复函商，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口岸的陆上电线，以防止外夷的干涉。1884年，经历了一年前的金融恐慌后。上海至广东的路线竣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往上海，仍有盛宣怀督办。次年，至汉口的电报接通。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个主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办的，也有的为官办。
电报总局成立后，营业发展很快。所拖欠的北洋垫款至1884年已由头等官报中扣抵而有余。但中法战争爆发后，头等官报日增而商报锐减，以至赔累不堪。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击碎了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的美梦，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官员，在恭亲王奕昕的支持下，想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手段。于是洋务派先是以“自强”为旗号，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军，随后以“求富”为口号，创办了民用工业等，这就是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但是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一)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1.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
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他们认识到，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是富国强兵的根本。而经过了军事上的惨痛失败，他们更是将军事工业的革新看成是首要的突破点，提出了“自强”的口号。
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比较著名的有曾国藩在1861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等。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的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使中国从对外国的器物从无知排斥到积极引进和学习探索，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这些军事工业有很多都在后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江南陆军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洋务派还建立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军。其中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是清朝海军的主力，它拥有包括“定远”“镇远”等铁甲舰在内的20多艘舰艇，是一支实力较强的近代海军。尽管最后北洋海军失败了，但它也曾经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据了一席之地。
2.洋务运动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中国开了近代工业的先河之后，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后期，洋务派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其中比较著名有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等。这些民用工业大多采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管理方式，基本上是以利润、市场和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所以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企业的利润吸引中国的一些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新式工业，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端。这些民族工业中比较著名的有1869年在上海成立的发昌机器厂、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机器丝厂（中国近代第一家使用新法的缫丝厂，也是最早的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之一）。、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的工和永丝厂等。这些商办企业虽然投资和规模比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他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奠定了近代工业的基础。
3.洋务运动开启了教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历来分歧很大。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一次低层次的学习西方运动，低层次的近代化运动，有其值得肯定的历史进步作用。它开办“新学”加速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崩溃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留洋求学，为中国培养和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备类人才；办刊译著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交互融合。 提到洋务派对西学传播的贡献，便不得不提其开办的近代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及从事译书等活动。首先，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学习外文，主要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招收当地少年入馆学习外语。其次，洋务派还创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物等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学堂。如1867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此外，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877年清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一批学生留学英、法学习海军驾驶、作战技术。这是中国第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清政府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留学美国。总之，洋务运动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洋务运动还促使了社会风气和人们观念的变化
首先，洋务派同顽固派的争论以及对顽固派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和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对于西方学习，开了好的风气。
其次，随着洋务派创办报刊，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科技著作，派遣留学生出国 留学，使西方民主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再次，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近代工业的产生，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一些官僚和士大夫开始重视工商业，甚至其中一些人还投资工商业。 最后，随着西方科学和其他西方一些事物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开明的官僚士大夫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向西方学习是兴邦强国的重要手段。另外，在沿海一些城市，人们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都发生了一些改变。
(二)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中国(1861年)与日本(1867年)在1860年代均进行西化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是指1860年代初到甲午战争期间大约30 年当中，清朝的洋务派为“自强”、“求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指1868年至1890年期间，为了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天皇政权，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以西方为榜样所进行的诸项改革。中国失败而日本成功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不全面。
第一、洋务派和倒幕派对本国封建政权的立场不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他们是传统官僚，代表满清政府。日本倒幕派打着王旗倒幕，谋求推翻幕府政权，尊王攘夷。洋务派谈不上反封建，因为中国自宋朝已建立重文轻武的价值观，科举考试制度也颇为公平，平民出身的官员比比皆是，并无迫切改革的不满，效忠于清王朝，而日本的倒幕派是来自低阶级武士，则彻底推翻高阶武士的封建制度，表面实行君主立宪制，实际上是走军国主义的道路，至今日本文官体系仍盲目学武官同期未升迁即退休，但中基层军官仍需上战场，所以有体能的要求，达到一定年纪未升迁需退伍，文官其实无此限制，可见日本受军国主义影响之深。
第二、洋务运动依赖洋人办企业，导致企业难以发达。日本在人才引进和管理使用上，既大量引进，又大力培养本国人才。明治政府的这些做法，是落后国家争取人才、技术自主自立的正确方法和道路。洋务运动的技术却是事事仰赖于外国侵略者。受到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价值观，许多知识份子并不想经营商业，洋务派引进人才和技术，主要是通过鸦片战争中的侵华军事人员、洋人政府官员和资本家。这类洋人大多数并不真懂技术，所售卖的器械和设备，多为过时和落后之物。再加上许多洋人并不愿中国富强起来，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谋取私利，使洋务运动注定失败。
第三、中国注重军事武器硬件改革，发展工业或改革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较少。日本则相反，日本的传统文化许多来自中国，日本幕府采封建制度也没有提供科举制度让平民出头，日本民众对于放弃封建改采用西方工业文化并没有情感上的眷恋，日本进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近代化事业，都从西方引进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制度，这导致中国军事虽然不会比日本差，但是最终被日本击败。
第四、中国洋务运动无法获得朝野全数支持，朝中重要官员如倭仁等保守派，对洋务运动采取仇视的态度，使洋务运动进行困难。日本明治维新的倒幕派是一支以低阶武士、商人、新兴地主、大名等组成，人数众多，加上以美军舰队侵略幕府失去威信，打着支持天皇的口号消灭幕府，使明治维新改革得更加顺利。
一、改变轻视科学技术的态度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的统治者长期以来昏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许多聪明之士把青春消磨于八股文、试帖诗等无用之事，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把科学视为至贱之艺，因此风化不开。一般士人迷恋于科举之途，将其视为向上爬的阶梯，而对科学技术“不屑为”。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惟一理想，不再鄙视“奇技淫巧”的技术，奠定了“科学”的根基与土壤。1861年京师设立同文馆，次年正式成立，学习外文及天文算学，培养近代专业技术人才。此后，洋务派又先后创办一批学习外语和专业知识的新式学堂，如1866年左宗堂在闽局附设“求是堂艺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天津水师学堂等。这些学校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从七十年代时开始，洋务派又先后向外国派出留学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营养，以期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出贡献。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飞机设计师冯如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严复等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为祖国发挥光与热。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和引进西方科技的实践也培养出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近代科学家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就是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这种落伍必定导致国弱民穷，而“弱国无外交”是国人以惨痛的经历所换来的结论。所以洋务运动让国人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贡献！
二、对中国经济管理的影响
在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 ，机器设备由外国整套引进，技术人员由外方专家培训，高层管理则可能直接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虽然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但是我认为以夷为师，必定要经历一个模仿揣摩的过程。 100多年来，中国摸索着进入了中国式的工业革命的道路，今天，随着WTO的加入，在将成为世界的制造加工厂 ， 但我们缺乏管理人才于是在外企中成长的一批职业经理人脱颖而出，在民企、在国企、中他们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把民族企业的管理国际化——一一场管理上的洋务运动。它反映了一个新的变革趋势，国内有一批企业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企业这样干下去不行，无法与外企比拼，热切愿望请职业经理人，因此出现了德国的罗兰.贝格首席代表李波、夏海宁等以10万美元的年薪到山东的浪潮通软担任CEO、COO ，赢得国人的敬畏 。洋务运动期间，留学回国后发挥的作用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舰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由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 但这些杯水车薪没能改变清朝没落的命运，关键在于没有改变清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今天在振兴中国足球的口号下，某些企业出资送中国球员到外国俱乐部练球 如孙继海、李铁以及杨晨、谢晖等 ，但如果只学一些花拳绣腿，根本没学到精髓，或者是回国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也是与一百年多前的洋务运动一样可悲吗？德国的罗兰.贝格首席代表李波、夏海宁等以10万美元的年薪到山东的浪潮通软担任CEO、COO，后不是如昙花一现最终飞遁而去了吗？洋务运动给了我们又一启示：输入科学的管理观念、管理系统是成功的关键！ 三、洋务运动引起思想领域的一次变革。
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 先后从60年代时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但是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領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历史表明：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交流，人为抑商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四、对中国军事的影响
1、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其认识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洋务派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清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
2、设立海军衙门，中国海军得到较快发展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清决心大治水师。为此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精良，拥有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巡洋舰七艘、其它船舰14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八十年代时开始，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至此清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对外国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五、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1、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不谙外情、不懂外文，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曾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中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 在洋务运动中， 深感外交人才的极度缺乏，于是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不仅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从此中国外交官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1868年开始，陆续与西方列强进行修约谈判，由于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研究了对策，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阴谋没有得逞。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赴俄修约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终于挽回了《里瓦几亚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争回了伊犁周围大片领土，以及有关通商、纳税等主权。
2、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是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从疑忌转向依赖的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中法战争中，由于近代化外交观念的影响，清政府能够比较合乎实际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从而坚持定见，毫不动摇。如醇亲王提出不论战争结局如何都不赔款的原则，就被政府始终坚持。李鸿章在法将威胁进军京畿时，轻蔑地微笑回答：法军“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如此气概，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的。在战争中，清政府利用了近代全方位外交，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牵制法国。如清政府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驻德使节与德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大量从德国订购武器，制造联德制法的的气氛，迫使法国不得不分心防备德国，不敢在远东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以夷制夷”外交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100年前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 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