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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道德资本是研究经济伦理的重要视角，是指将企业的人、事、物和将这三因素组织起来的企业管理制度与道德结合起来,在道德力量的支援下,让企业运作更具效益,达到最佳优化状态,从而将柔性的道德渗透形成企业的无形资本。
而所谓道德资本，根据王小锡教授的研究成果，是指投入经济运行过程，以传统的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值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影响利润的因素主要两个：一个是企业运作过程中所需要支出的成本，一个是企业通过运作之后所获得的收入。道德资本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对企业利润产生一定的作用，它既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也可以增加企业的收入，因此，道德资本可以相应地分为两类：
1.效率型道德资本
效率型道德资本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能够提高企业内部成员的生产力，提高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并最终提高整个企业的收入。效率型道德资本存在的主要依据在于：无论是单个的企业成员，还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企业成员，其工作效率的高低一方面要取决于他们的体力、智力和技能，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他们的精神品质。如果企业成员有体力、有智力也有技能去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这样去做，或者不愿意按照工作本身的客观要求去做，那么他们最终体现出来的生产效率必然会打折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及韦尔纳·桑巴特已经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初期阶段所面临的这一问题。因此，所谓效率型道德资本，主要是指那些与生产的客观需求相一致的、能够促进企业员工提高劳动效率的精神品质、行为习惯以及制度安排。
2.责任型道德资本
责任型道德资本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处理好与企业相关联的各种外部关系，以降低企业用于处理与外部磨擦所需的成本，并最终提高企业的利润。责任型道德资本存在的主要依据在于，任何企业都需要与外界打交道，都只能在与外界的交往关系中生存和发展，企业在与外界打交道的时候，必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家称此为“交易成本"，在与外界打交道时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交易成本。因此，所谓责任型道德资本，主要是指那些与外部客观世界的道德需求相一致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和品质。
(一)“义”和“利”的辩证统一：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逻辑起点
要使企业道德生成资本，使道德与资本统一起来，首先就必须理解道德与资本两者的差异所在。实际上，道德就是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传统意义上的“义” ，是社会对企业提出的要求；资本则侧重于企业自身的利益，即传统意义上的“利” ，是企业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要求。因此，道德与资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义” 与“利” 之间的差异。
从“义”和“利”的角度看道德与资本的关系，进而认识企业道德资本形成的条件，是把握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逻辑起点的重要思维路径。
其一，“义”与“利”的统一是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前提。毋庸置疑，企业的活动都具有很强的逐利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企业的“本性” 。但社会现实表明，企业追求其利益也是有条件的，从社会层面来看，这个条件表现为企业常态的逐利行为必须发生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企业与社会之间要形成良性的互动。而当一个企业在追求个体利益时还能观照社会，甚至为社会的有序发展牺牲一定的个体利益，这就是“义”与“利”统一的表现。这种情况下，企业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承担社会责任，彰显了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道德即讲“义” ，同时这种行为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回应，给企业的发展予以政策、声誉等的回报，企业获得了“利”的回报，形成“义”与“利”的良性互动，这时道德转化为资本的通路变得自然顺畅，道德资本的生成变得顺其自然。
其二，“义”与“利”的对立是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动力。企业行为的“义” 、“利”统一作为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前提强调了的“义”与“利”即道德与资本相互依赖的一面。其实二者也存在相互对立的一面，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具体情形：一是企业讲道德带来不了利益或获利甚微，这时企业看不到道德行为的价值；二是企业讲道德不仅没带来获利，反而利益受损，这时企业认识到讲道德的风险；三是企业以不道德换来收益，企业看到不道德的回报。这是“义”与“利”不平衡的对立的表现，以上情况不管哪种发生，都会让企业在道德面前不作为或少作为，进而导致企业道德的稀缺。企业道德稀缺会带来负面效应甚至是社会危害，但我们也应看到它可能的积极的一面，“企业道德的‘稀缺性’主要是反映企业道德现状与人们对企业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根据社会各界对企业的道德满意度来确定当企业道德变得非常稀缺，社会各界急切需要企业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时，企业道德就具备了进入市场的条件，就具有转变成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的资本的可能性了。” 正是这个意义上，“义”与“利”的对立成为了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动力。
其三，“义”远远大于“利” ：道德资本生成的现实条件。尽管企业道德的“稀缺性”让企业道德资本的生成具备了可能性，但要使之变成现实的道德资本，还必须通过一定的外在力量，其中“义”与“利”的“博弈”即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博弈是其中重要的力量。在“义”与“利”的“博弈”中，通常出现两种较为突出的情况，一是“义”的力量远远大于“利”的力量，在此情况下，“义”的力量很强大，能够对维护“义”的行为给予足够的奖励，对违背“义”的行为给予足够的惩罚。此时，企业只有重视道德投入，才能在社会上生存与发展，而一旦不履行道德责任，就将受到社会强有力的制裁。二是“利”的力量远远大于“义”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利”的力量很强大，社会无力对维护“义”的行为给予足够的奖励，也无力对违背“义”的行为给予足够的惩罚，此时，社会的道德要求成为了一种摆设，企业重视道德投入与否都不会获得相应的奖励和惩罚。企业是现实的，赢利是其最大目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它会选择履行道德。因此，从总体上看，当“义”远远超过“利”的时候，企业就会选择履行道德要求，这时，道德对企业来说就变成了一种资本，因为道德比不道德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这就是道德资本的生成逻辑。当“义”远远超过“利”时，是道德资本的切入点、生长点。
(二)系统观下的生成模式：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逻辑展开
实从系统论的视角考察企业道德资本的生成，还可以从企业创始人、企业管理者、企业员工、企业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中进行考察。
具体来看：
(1)企业创始人是企业道德资本的奠基者，他们在企业建立之初就对企业有着基本的定位，而这个定位往往也包含了企业的核心价值。创始人对自己创办的企业是什么？ 在社会中处于哪个方位等有个明确判断，并以此形成企业立足的坐标，这个坐标的参数中就有企业道德资本具体体现的方面。同时，创始人赋予企业的精神品质也是企业道德资本的重要来源。
(2)企业管理者是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具体执行者和直接推动者。管理者通过对道德资本理念的具体化，来使道德资本变得可操作，并通过具体工作推进道德资本在员工中发生作用，在产品上得以体现，在社会评价中接受检验。
(3)企业员工是企业道德资本的践履者。企业的道德理念、道德价值最终是否能生成为资本，其关键的环节在于这些观念形态(抑或制度形态)的道德要求能否作用于企业的员工，进而使员工发挥出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
(4)企业环境是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内部环境，企业环境如何对企业道德资本的生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企业环境包括企业的硬环境，如基础设施、硬件装备等，也包括企业的软环境如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等。不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都可以进行道德的设计和投入，而且企业环境是企业创始人、管理者和员工互动的重要空间，对人的道德因素转化为资本有着重要的影响。
(5)社会环境是企业道
德资本生成的外部环境。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社会环境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社会的道德环境，二是企业圈的道德环境，三是政府的制度规范与管理，四是社会公众。社会的道德环境对企业道德资本的生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将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和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企业圈的道德环境为企业的行为明确了行业坐标，对企业的道德定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政府的制度规范与管理是企业道德资本建设最有力的评判者、监督者和执法者，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和各种执法行为，将对企业的道德资本状况予以最直接的强力回应；社会公众是企业道德资本状况最大的作用对象，他们也最有资格和立场来要求企业注重道德，他们的对企业道德资本的作用方式通常是舆论，在网络时代社会公众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提升企业管理者的道德素养
如果说社会智商、智力智商和人格魅力是企业家成功的三大要素，那么德商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西松认为领导力来自于道德力，“领导力是一种存在于领导者与其被领导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的、内在的道德关系。在领导关系中所涉及的双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通过相互作用，在道德上相互改变和提升”。由此，在道德上的领导就成为主要的领导途径，基于此，个人及其所服务的组织都具有伦理道德性。领导力丰富了个人道德，使个人道德不断成长，并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组织文化。“领导力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当然企业管理者扮演者多重角色，在这个角色集中为期待的各方利益追求者提供自己所扮演角色应发挥功能的伦理给予。如果把企业经营者的角色功能放大到一个企业的时候，这些功能要求的实质没有变，这种功能的发挥就是企业自身所拥有的道德资本，进而产生道德资本的积累，这种效应将为企业带来物质和精神的收获，同时也会为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
管理者素质是一个复杂的能力结构，包括他的道德认识能力、行为选择能力、道德调控能力、道德评判能力等，德才兼备的管理者不仅应具有一定的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而且还应有较高的道德素质。这是企业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企业领导个人修养的需要。提升管理者道德素养的主要办法有：一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二是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其中诚信是企业经营者首选的职业道德素质；三是提升其道德情操；四是使其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现代人”；五是开拓“五缘网络”，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要以此来打造优秀的中国企业家，进而建构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二、塑造优秀的现代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工作作风的总和。企业文化力决定企业发展的明天。
1.明确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其具有凝聚、约束、向导、激励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也就决定了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以充分发展企业为基本内容的企业发展观点和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建设只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搞好生产经营和服务，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兼顾到社会效益。一般来说，根据企业内部结构态势，可以区分为四种状态，即“内耗一内散一内序一内协”。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要达到一种内协的管理新境界。但应当注意的是，企业文化建设不能盲目开展工作，建设也要讲求科学性。
2.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企业文化需要企业员工来实践，所以说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提倡“以人为本”理念是十分重要的。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尊重员工，“把人当人、使人成人”，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使团体充满团结、协作、友爱之情，提高企业员丁的认同度；第二，加大对员工的再培训力度，为企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第三，企业要时常关心员工生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员工，使之无忧地丁作和学习。总体上说要实施“仁爱”管理，充分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
3.吸纳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倾力打造优秀企业文化
在西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诸如勤奋、探索、追求、冒险精神加上科学主义原则，奠定了西方企业发展的文化内涵；而在东方，儒家资本精神、人本主义、凝聚力、理性精神，加上西方科学主义、法制精神、商品意识，奠定了东方企业的文化底蕴，决定其企业宗旨、经营目标、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显然，要塑造现代企业文化必须回归到中外社会思想深处，挖掘有用思想，并结合当前形势需要，打造这一企业“文化命脉”。企业文化蕴涵着深刻的道德性，这种道德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又具有资本性，其神秘力量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它的塑造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外围环境的支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4.创新企业文化体系
任何一种企业文化反映的均是一定时期内企业成员的动机和价值取向。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它极有可能与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不相适应，因此，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就需要及时对之进行创新，惟其如此方能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创新企业文化，要注重由共性化向个性化转变；由增强企业凝聚力向提高创新能力转变；由单一的内涵向多元化的内涵转变；注重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
优秀的企业文化会不断地培育出优秀的企业道德资本，企业道德资本又会反哺企业文化，这是一种宏观上的结构关系，更是一种微观上的互动关系。
三、健全相关机制
1.教育规范机制
完善相关的教育机制，是进一步改善企业道德伦理环境的强有力保障措施，也是进一步匡正企业道德行为的有效手段。以此来进一步培育美德，即是为道德资本增加投资股。
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财富》杂志排名前500家企业中，90％以上的企业有成文的伦理守则来规范员工的行为，欧洲约有一半的大型企业有负责企业伦理运作的机构，日本企业普遍实行的社训、社歌、做朝礼等操作性很强的伦理活动，在企业伦理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日本学者水谷雅一分析的，“重要的是要研究作为实现组织伦理的经营伦理必不可少的企业制度及其运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他提出了企业伦理建设的“3C组合”，即：“企业行动宪章——具体的基准规范详细的制定与公布；规章制度的检察机构——宪章检察委员会组织等的设置与运作；开展经营伦理教育——使其人人知晓”(这三项的第一个英文字母都以C开头)。可见伦理教育在成功企业备受推崇。
在伦理教育方面我们应做到：第一，形成教育合力，积极发挥企业组织、政府培训机构、社区等资源对企业员工和管理者进行道德教育的作用；第二，要在教育的生动化、具体化和经常化上下功夫；第三，要着力培育几种现代意识：信誉、竞争、产权、环保和民族等等；第四，不断净化社会背景文化和社会环境；第五，这种教育不仅只存在于企业中，应扩展到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人的社会化的各个阶段，如国民教育体系，以及更为重要的家庭、社区教育板块。
2.激励与惩罚机制
要建立相应的激励与惩罚机制来惩恶扬善：对那些在具体实践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践行对内对外道德义务突出的企业给予物质、荣誉和政策等方面的奖励；对那些铤而走险，对无视企业道德的企业坚决给予处罚，限制其发展，限期改正；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企业要通过合法的手段将其清除出市场，德法并用。诸如，深圳首次公布进出口企业“红黑”名单，首批名单涉及进出口企业共84家。华为、康佳、中兴通讯等信用评价进入“红名单”的69家A级企业，将在检验检疫监管方面享受便利待遇；而三恒照明、乐新精密模具、创亿欣电子等15家信用等级被列人“黑名单”的D级企业，将在检验检疫各环节被严格监管，陆路、海港口岸需100％卸货、开柜查验。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惩罚机制的实施必须诉求于政府、行业协会和相关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性组织(NPO)的通力协作才行，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还应加强企业道德风险的外部治理并构筑企业道德风险的屏障。要充分发挥行政监管、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力量，及时为企业和社会提供预警信息，起到外部化解道德风险的补救作用。
3.创新发展机制
企业道德资本建设不是固步自封的封闭体系，必须坚持企业伦理的传承与发展，发展与创新相结合的建设原则。第一，创新企业伦理人才培养模式。企业应加强与学校、社会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第二，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积极汲取一切古今中外有利于企业道德资本建设的合理思想，以宽广的胸怀积极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进而构建和谐企业、和谐社会。
四、完善相关制度设置
1.制订与国际社会相一致的企业法律与规范制度，为企业道德资本的形成提供合理的外部压力
“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任何市场经济只有在共享的道德观(信守契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即使是作为自由经济政策最强有力支持者之一的弗里德曼也从来不否认，市场经济对利润的追逐只有在遵循一定道德价值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其所希望的效率”。这其实就是为规范企业道德行为提供一种制度上的压力。
首先，要完善信用制度。目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社会信用严重短缺，失信现象大量发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人们的道德信用进行约束和监督的社会信用制度。经济学家刘伟认为，“在这里，制度的建立、健全和严守尤为重要。只有在制度上使欺诈者必自欺，无信者必自损，才能够保证新的道德秩序的真正确立。”社会信用制度主要是指国家监督、管理和保障厂商或个人信用活动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目前在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关键就在于要建立一个适合于我国国情，能够真正反映人们信用程度的中国特色的信用制度模型。这个模型的基础首先就是要建立联合征信，即把个人信用记录从金融、保险、工商、公安、法院、社保、民政等社会各方面汇总起来，对其进行分析整理，对厂商或个人消费行为和负债行为进行整体的分析，建立信用评估制度，最后进行评级。要尽快出台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诸如出台《企业道德奖惩条例》、《公正信用报告法》、《企业信用纲要》等法规，严格执行《公司法》、《合同法》、《反垄断法》、《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刑法》等法律法规。
其次，要建立专门的伦理管理机构。完善相关组织机构设计能够为企业道德资本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建立专门的伦理管理机构，在我国传统企业中并不多见，但在国外甚至一些三资企业中比较常见，这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积极解放思想、放眼全球，以国际化的视野审视企业的发展，重视企业伦理管理机构的建立，这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在企业组织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企业道德资本建设的具体实施和管理设置相应的工作机构，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在企业道德资本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在新的伦理体系的框架内充分发挥其作用，更好地协调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的工作，为切实提高企业素质和竞争力做出贡献。
2.实现企业规章制度的伦理化，构建以人本伦理理念为支撑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
企业制度是员工应遵守的基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它关乎企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建构科学的企业制度，当然科学的企业制度包括企业制度的伦理化这就要求企业制度的建构要本着“以人为本，使人成人”的原则，充分彰显人的尊严和制度的伦理性。这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文明的标尺。同时，要重视“企业社会工作”建设，为制度伦理化、员工权益保护等提供支撑。
道德资本对企业伦理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更好地发挥道德资本的功能，更加注重道德资本的作用，更好地培育企业道德资本，有助于塑造具有伦理意蕴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提高企业的文化竞争力，也有助于培育企业和谐精神，进而能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