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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文化是指在黑客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
黑客一词，源于英文Hacker，原指热心于计算机技术，水平高超的电脑专家，尤其是程序设计人员。互联网、Unix、Linux都是黑客智慧的结晶。有人说：是黑客成就了互联网，成就了个人电脑，成就了自由软件，黑客是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真正的英雄和主角。但到了今天，黑客一词已被用于泛指那些专门利用电脑搞破坏或恶作剧的家伙。对这些人的正确英文叫法是Cracker，有人翻译成“骇客”。
黑客文化是一种反传统的瓦解型文化，这与其在道德体系时的社会价值根基相对应。美国社会整体上的价值观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拓荒者踏上北美这块土地时就深深地根植于美利坚民族的灵魂中，并在适当的时候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60年代末，席卷美国的是在反越战的情绪下培养起来的对现存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怀疑、挑战和否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大黑客基地为中心的第一代黑客文化在美国迅猛发展。1970年春，黑客们已经开始讨论技术的政治意义；1972年下半年，激进的黑客报纸《人民的伙伴计算机》宣布改变一切的时机已经来临。当时的黑客领柚艾比·霍夫曼甚至在此前的1967年10月21日导演了一起抬起五角大楼行动的反主流文化的行动，试图用最小的代价，最小的危险给体制以最大的打击。无疑，资产阶级对内外的经济、政治，军事政策成为黑客反文化的主要攻击目标。此后的三代黑客秉承第一代的传统，不仅发明和制造了个人计算机，还为它编制了应用，教育和娱乐软件，并把互联网络搬上历史舞台，随着工业文化社会向信息文明社会转型的完成，第五代黑客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代黑客逃避现实，进行危机转嫁的特征更加明显。[1]
黑客文化是伴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因特网在全球的架构发生的，社会从工业化迈向信息化。丹尼尔·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当代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则总结出了这一过程中的四个信息化特征：
社会信息化过程的实现必须有个现实前提，那就是计算机在社会中的普及和应用。计算机技术本质上是对数学运算的电子模拟，因此计算机技术由于其数学特征，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技术。
普遍意味着公开和形成标准，而在计算机技术社会化的过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无论是硬件发展还是软件进步都是一个从分散、各异走向形成统一标准的过程——有了PC硬件标准的公开和统一，才有了个人电脑的普及；有了Linux源代码的公开或是Windows源代码的公开，才能有信息高速公路在全世界的无限延伸。
信息化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全球范围内统一的信息传播和解读机制，使得信息能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廉价地传遍世界每一角落。同样在价值观层面，主张信息共享的黑客文化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普遍化、标准化的社会进程在价值观层面的表现；而它的发展和演变展现的是信息共享观念与传统观念间交锋和博弈的历程。黑客文化从早期的实验室科研行为准则，发展成“开放源代码”和“自由软件”这样的社会性运动，在这一历程中都折射出价值层面上信息共享观念不断推广和扩大的宏观趋势。
从麻省理工学院诞生第一批黑客起，人们没有质疑过：黑客们大都是一群握有高技术知识技术专家。他们对技术的痴迷达到了令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而且，他们总是利用手中的技术向政府、大公司以及一切权威发难。例如西德邮电部80年代建立一套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号称无懈可击，但一名叫沃·荷兰的计算机爱好者，为了揭穿西德当局“系统无懈可击”的谎言，设计了一出恶作剧。他设法偷到了银行中的识别码口令，然后使用一台自动拨号机不停地从银行往俱乐部中拨打电话请求信息服务，把费用记在银行的账单上，一夜之间，银行的账单就高达8.1万美元。沃并不想收取银行的这笔钱，相反，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公布了他的恶作剧。这件事说明了，有时黑客对技术的追求纯粹是一种爱好。他们把突破系统当作一种智力挑战，这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当然，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里的广泛应用，也不乏利用自己的高超技术专门破坏并从中牟利的“伪君子”们。
(1)认同民主精神
黑客们对自身的认识并不局限于技术精英，他们更把自己视为社会精英，因为不光在技术上，更在政治、文化、道德领域都有自己独立的主张。他们看到计算机普及所带来的信息革命，以及这场革命对于民主、自由的影响之大甚于以往任何工具。他们把信息技术视为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的工具，甚至幻想建立类似部落民主的地球村，正如罗斯扎克所说：“对未来社会的这种想象洋溢着浓郁的田园色彩，以至于人们几乎要把计算机比作未来电子村的一种新型工具。”此外，大部分黑客还是电子民粹主义的拥护者。他们要求无偿获取一切信息，鼓吹不受限制的网上自由。
(2)认同反叛精神
无论是田园诗般的未来世界，还是纵横网络的牛仔形象，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黑客的反传统、反权威的反叛精神。这一部分是来自嬉皮士文化的直接影响，另一部分则跟黑客“精英”的自我定位有关。他们认为，如果你是一名黑客，你就是一名社会精英，正是这种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内在自信促使黑客敢于打破规则。这并不是说，黑客漠视所有的规则，他们置诸脑后的规则是那些由贪婪的垄断企业和漠视民众利益的政府所制定的规则。
(3)认同黑客信条
在外表放荡不羁的黑客世界，存在着许多无形的信条。它不是由任何权威所制定，因为这与黑客反权威的历史传统不符。但它真实地存在着。在利维那本久负盛名的黑客电脑史中提到了“黑客道德准则”(the Hacker Ethic)。这些准则包括：对计算机的使用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和完全的；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免费；怀疑权威，推动分权；你可以在计算机上创造艺术和美；计算机将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正是这些准则，成为黑客们在计算机时代的行为方式。
黑客行为的动机，除了对技术的偏爱，喜欢接受智力挑战外，他们还给自己的行为赋予了某种道德上的正义性。
首先，他们把自己的行为当成是向政府、权威抗议的一种手段。电子杂志《飞客与黑客》上曾发表了由“破坏博士”撰写的《技术革命》片段：“计算机系统完全控制在大企业和政府手中，用以丰富人类生活的神奇工具变成了奴役人类的武器。对大企业和政府来说，人还没有硬盘容量重要，它们没有用计算机来帮助穷人，而是用其控制核武器。它们将现代化的设备用高价和官僚主义的铁墙包围起来，使之远离人群。正因为如此，黑客诞生了……”。越战期间，联邦政府规定电话要收附加税，于是，盗窃电话服务就成为非暴力反抗的一种方式：为什么要为一场非法的、不道德的战争纳税呢？不但如此，电话黑客们还向大众免费传授盗打电话的知识。他们的行动，准确地说，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态度，体现了对贝尔系统以及系统背后的官僚机构高度蔑视的态度。
其次，黑客认为自身行为的目的是追求程序的完美。在他们中间有一种朦胧的意识：通过暴露网络中的缺陷而从事某种公共服务。1995年9月，两位加州大学的研究生黑客伊恩·戈德伯格和大卫·瓦格纳一起发现了网景公司设计的用于人们通过环球网进行信用卡购物的软件程序的一个漏洞。他们将其公布于众，网景公司随后推出了该程序的修正版；但紧接着，他们又公布了新的漏洞。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遵循黑客亚文化群由由来已久来以久的查获缺陷并予以公开发表的传统，目的就是无休止地要求完善程序。
我们必须承认，黑客文化中包含着一些积极进步的因素，它们使得黑客发展成为网络上颇有影响的群体，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容忍和认可这些文化观念不仅对黑客本身，而且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黑客们看来，互联网应该是大众的工具，它不应该只为部分人所有，网络的一个显著特点应是用户人人平等。作为网络资源的信息应该也是共享的和公开的，它属于每个人，拥有知识或信息是每个人的权利：任何人都应该能机会均等地访问网络，并不被限制地获取信息。
纵观黑客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可以说其文化价值观是对反主流文化观念的继承。在20世纪60年代末，席卷美国的是在反越战的情绪下培养起来的，对现存的价值观和制度进行怀疑、挑战和否定的反主流文化观念。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第一代黑客群体在美国迅猛发展，许多不满现实世界而又无可奈何的精英们沉淀下来，一头扑进了他们认可的独特的电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继续着他们的理想。此后的黑客秉承了第一代黑客的传统，怀疑权威并极力推动网络分权。他们蔑视一切既定的传统和权威，希望在网络空间中建造一个没有既定秩序、没有权威、人人平等自由、资源全球流动共享的公平社会。在这种反传统反权威的伦理精神指导下，黑客们把互联网视为新的民主斗争场所，这对于打破政治控制下的网络集权，特别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公众的权益很有意义，有助于社会民主道德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黑客对着技术有种永无止境的探求和学习的精神，他们不断学习，挑战自我并期望赢得同行的认同。1995年，网景公司发表了一个供人们通过互联网进行信用卡购物的软件，但来自美国和法国的黑客就先后两次发现了软件程序中的漏洞，并公布出来，网景随后推出了修正版。同时，这些活动也常被看做是实现黑客价值的手段。黑客文化中所蕴含的对信息技术的学习探索精神，无疑体现了一种自发的、对科技发展的道德关怀。
黑客的乐观主义精神有时很难用常人标准去衡量，他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发挥着自己极致的自由，乐此不疲地随意登录世界各地网站，完成现实生活无法企及的冒险旅程，实现着个人生命的虚拟体验。黑客和程序设计人员以及网络管理人员进行的无休止的技术制衡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新的网络道德的产生，在这场智力游戏中他们试图战胜对手赢得光荣，并引以为人生至乐。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完美主义的心态足以导致精神的提高并最终使道德升华。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黑客文化中蕴含着许多积极的因素，拓展了人们道德视野，引发对传统道德反思，但硬币总有两面，所以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它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陷。
首先，技术理性导致了黑客的异化，黑客成为技术的奴隶。在技术理性的支持下，黑客坚信自己对网络社会的一切影响都是基于手中所掌握的技术工具。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达到技术进步的目的，对网络漏洞的任何攻击都是合理的。在保留附加意义的前提下，他们甚至不反对将自己的所有行为解释为对己有技术的试验、应用与改进，为了技术他们在所不惜，这也就是黑客“越轨”行为的精神支持。
其次，技术理性导致了黑客的道德沦丧。由于黑客倾向于从技术层面，而不是从人性或道德上考虑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黑客在拥有常人无法可及的高超技术后，在寻求其技术的有用性、工具性与功利效果时，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导致抑制他们善良意志的体现和伦理道德原则实现的可能性，道德的偏废日益凸现。
崇尚自由、反对权威使黑客带上了“侠客”、“斗士”等耀眼的光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黑客伦理有一种不自觉地把自由平等、反对权威等信念极端化和泛化的倾向，可能使大量的黑客变身为“害”客，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黑客伦理中所蕴涵的民主道德意识，是对强权道德的反叛，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道德导向，这种观念有可能会走入误区。他们会蔑视一切的网络法规，为了打破现有的网络秩序而大肆在网络上搞破坏，在他们自认为获得了自由的同时，实质上己经变成了“害客”，走向了网络犯罪的泥潭。
从本质上来说，黑客伦理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私人伦理。黑客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坚信没有人或组织能够提供黑客行为的道德标准。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黑客们常常混淆了权利与能力、自由与责任等概念，过分强调自我，忽略现实的道德规范，依靠个人所掌握的信息技术做出违反日常规范乃至道德法律的行为，这导致了道德意识的淡漠和道德判断的弱化，造成网络空间的道德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