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伦理(Consumption E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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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伦理是指人们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上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消费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
学界有一普遍性共识：现代社会出现了异化消费。法国后现代哲学家波德里亚甚至把当代社会称为“消费社会”。可以说，消费伦理问题的提出，不是按照伦理学的内在原理，从逻辑上推论出来的。消费伦理问题的提出是与当代人类消费状况紧密相关的。这种状况概括起来就是“消费异化”或“异化的消费”。正是因为出现了异化的消费，才有消费伦理问题的提出。
过度地消费使人的感官、感受获得极大的刺激和满足。“光芒四射、琳琅满目的商品不断地刺激着人的欲望，使消费成为非理性的狂欢”。但是，这种消费的结果却不是使消费主体占有更多的幸福。消费的目的存千幸福，可是陷入更加深入的焦虑之中。当然不是 消费自身的理性反省，而是谋求获得感官超越的消费焦虑，更深层次的是对冒着被排除主流文化的风险的焦虑。消费作为见证身份的符号给予主体以尊严和安全，这种异化的消费只能把人的欲求推向“恶”无限。
消费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在传统社会那里并不存在于伦理领域的。因为表面看来，消费是人对物的关系，而不是人对人的关系，故而不存在什么伦理关系。传统的消费大多是生命的基本需要的满足。这种消费根源于生命的自然需求，因此不存在异化问题。然而，按照波德里亚的观点，现代社会“已经从‘物的消费’过渡到‘符号消费’。消费也不再是物的占有和消耗，而是指向符号的消费。” 对符号的追求超过了对物的功能的需求。今天的需要是超越了生命基本需要的需要，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欲求”，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需要”。这种消费在物面前表现为过度地“爱好”，以至于不能自我抑制，其结果必然导致对责任的亵渎。因为过度地需要已经把他人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在消费伦理的语境下，他人主要指的就是当下不在场的后代)。对类的关照同样具有不可质疑的绝对必然性，也许这在人那里更具有本能性。本能是不需要反思的绝对必然性。过度地消费造成了对人类持存的威胁。过度地消费直接的后果使有限资源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正分配成为问题。正是这一异化消费，才使消费伦理问题在当代成为可能。
一边是堕落，一边是救赎。没有危机的消费，也不会有消费伦理的提出。人只有在困境中才能自救。著名学者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认为，“必须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新道德”。 ]作为救赎的道德律令，消费伦理自然在当代被引入到道德领域进行反思，即能消费的是否是应该消费的?对利益的沉迷与爱好必然要与人的道德律令相冲突。“他们的理想往往是：高高筑起的钞票、光芒四射的金银、豪华漂亮的汽车、舒适华丽的住宅。人总要在竞争和攀比中凸显自己的价值、标识自己的地位，然而现代人往往只知道以物去凸显自己的价值或标识自己的地位??却很少想到，人也可以通过完美人格的铸造、高尚性情的陶冶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并获得自己的尊严，很少想到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比拥有金钱和汽车更重要。”
(一)消费伦理的审美维度
那么，消费伦理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消费伦理是要把作为消费对象的自然物纳入到伦理中来吗?显然不是。消费伦理不是更换伦理的对象，不是让人对人的伦理关照发展出人对物的伦理关照(表面上看是使人在消费物时多一些伦理关怀，其实不然)。既然自然物作为没有理性的存在，并不具有自身作为主体的功能，就无法在人与物之间建立类似传统的伦理关系，至多是人在自然物面前超越功利，构建一种审美的价值关系(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可能的一个维度)。
消费固然指向一个作为自然物的对象。人与自然物之间，首先是一种功利关系，即自然物是人类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手段。但仅是这一功利关系，则人类只是把自然物看作了工具，而没有把自然物本身看作是人的伦理对象。因此，在消费伦理的语境中，自然物如果能够作为超越功利的对象，那么，人与自然物之间也会建立一种伦理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就是审美活动。只当人把自然物作为人的审美对象，而不是功利对象的时候，则人与自然物之间才能建立一种伦理关系。然而，问题是，当人把自然物作为审美对象的时候，也并非是建立了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其实质仍然是人与人自身的伦理关系。也就是说，当人把自然物作为审美对象的时候，恰好表明的是人以人的目光—— 人遵照自己的审美情趣—— 构造出来的对象，是人与自己的伦理关系通过自然物得到的彰显。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伦理仍然是人与人自身的伦理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伦理关系。
(二)消费伦理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消费伦理的提出并非颠覆传统伦理观念，旨在与其殊途同归。与其说是扩大传统论理学的边界，到不如说是拓深伦理的层次，使伦理进一步自我完成。
物所遮蔽的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仍然是人对人的道德关系，其实质是当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拓深到当代人与下一代的伦理关系。这样的关系从来不是强加到人身上的，即使动物也存在对类的持存的本能。人的本性之中固有对“类”的形而上学的关照。这样的伦理反思更能拷问人的理性能否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否为自己的爱好私利找到“绝对必然性”。理性能力只能在非理性扩张之际得到确证，正像马克思所言，异化的扬弃和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罗尔斯顿指出，环境伦理是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新的试金石。那么消费伦理无疑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的“敲门砖”。如果人不能对其同类负责任，又如何谈及对异类(自然和动物)存在道德呢?“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能留下什么确证曾经存在的意义?
(三)消费伦理是对时代性的人类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哲学反思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时代的人类性问题必然在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中得到表征。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消费文化扩张的外在诱发、人类生存困境的内在驱动，需要我们对现有的消费观念进行反思。消费伦理问题提出既是对时代问题的应答，同时也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自觉。
本来消费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我们所消费的也是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农业文明的消费模式就是这种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节约性的消费。当然这种模式的消费是以人没有过度消费的能力相适应的。科学技术水平下的生产力，这个状态下的消费是符合需要的，所谓的消费伦理问题是不在场的，是没有意义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工业文明的消费方式打开了人的感性欲望的闸门，同时作为人的理性本能又不断自我批判和反思。人的存在就是矛盾。人无知时，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问题。当人有知时，作为知的知既刺激了人的渴望，同时作为知的知又跳出来约束和遏制人的欲望。
人挣扎在理性和感性之中。科学技术的“座架”，人的工具理性的高扬，使原本消费使用价值的行为突破了原有的界限。人的消费蜕变成为“时尚消费”、“符号消费”等挥霍性的?肖费。这种消费超越审美，超越使用价值。那么，这种消费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审美情趣的提高呢?还是奢华之下空虚无所适从的掩饰呢?是人的身心真的在这种消费得到真正的自由呢?还是为了得到他人对符号的艳羡获得的满足，从而在他人的目光中以此乞求没有底气的从容呢?人刚刚挣脱了“本质主义的肆虐”的风暴，又陷入了“存在主义的焦虑”的旋涡。物化的时代消费同样是异化的。而这种异化的消费源于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决定人只能是自我救赎。对异化消费的超越，呼唤对?肖费的伦理制约就是对凸显的消费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哲学反思，表征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在、自觉到自为。人的崇高和伟大不是在于“出生牛犊不怕虎”，无知的自信是空的，没有内容的，也就不能称之为“自信”。而是在于我是知的，我是自觉的，我是自律的。我能为我自己设定的问题自我解决。这是理性的伟大，这种自信是真实的，有内容的。
消费伦理问题的提出适时地表征了人类对A身行为的担忧，对未来可持续生存的茫然恐惧。消费伦理就是要为人的过度消费行为设定必要的原则，即：人能消费的，未必是应当消费的。这一原则的前提是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对类的关照是所有生命的本能。在生命这样原初的冲动之中，所有的物种都是一样的。动物对类的关照是本能的、直接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本能就是最根本彻底的理由，因为动物的全部存在就是本能。而人的对类的关照则是形而上学的、是反思的，人的存在是本能和超本能的。人能自我意识其为本能、超越本能。在“人身依附关系中”，人和?肖费和而为一。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状态中，人与消费是分离的。启蒙和开化愈使人对自己的丰富性感到新奇，同时愈使人无所适从、欲壑难填。人消费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望。欲望无限，人在消费中自我迷失。对消费品的渴求以及对之获得的幸福向往的体验随着对消费品的占有而消失，随之迩来的是对下一个能够获得满足的消费品的搜索和渴望。实际情况是：不是占有了消费品让人幸福，而是在对消费的意淫中找到了快感。消费背离了自身，消费背离了人，消费操纵了人。这就是现代社会中异化了的消费。
一方面，消费伦理仍然坚持着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这是传统伦理确立的有效界限。但消费伦理又超越了这一界限，即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对象。马克斯·韦伯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事物若失去了传统价值意义系统的支持很容易陷入合法性的危机，而消费伦理学企图扩大传统伦理学的边界，也就常常面临着颠覆传统伦理从而导致失去传统道德资源的支持并造成人们对其存在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伦理不是要建立人与物之间的伦理，而仍然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但它已经超出了传统伦理的范围，而是拓展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另一方面，消费伦理的建立不是要返回人类蒙昧的状态，而是要在人的理性被启蒙之后建立消费伦理“自律”。而消费伦理从表面而言，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关系的凸显。消费伦理似乎超越了传统伦理的边界，而无法得到传统道德理论的支持，这种具有颠覆性的伦理观念的建立显得力量单薄和举步维坚。传统是我们从祖宗手里接过的传家宝，当然不是僵死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传下去，因为我们存在过，就有存在的意义。这个意义恰恰在于时代性和对人自身类的持存的保证，至少是焦虑。消费伦理无非是要求人的消费理性化，而根植在人的本性中的理性是与生俱在的。似乎科学的日益发展越来证明人知道的越多，而人的需要越多，而约束自己的东西也越多，因为每个感性的知的背后都垂立着理性的冷峻目光。消费伦理不是要伦理而不要消费，不消费则不存在所谓的消费伦理问题，消费与对消费批判同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消费源于人的生存的匮乏。马克思所说的吃穿住显然符合了人的基本的生存需求。需要是匮乏的表现。过度地消费反映的是什么匮乏呢?物的满足生理的需求已经转变为满足心理的、精神的需求，以对物的崇拜来填补精神的空虚，人在更浅薄的意义上存在，道德与崇高退入背景，成为被传诵的神话。这样的逻辑后果必然造成自我毁灭的人文景观。
总之，消费伦理问题在当代的凸显，给传统伦理学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消费伦理仍然作为人与人(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在传统伦理的有效范围之内，而是把伦理拓展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这其中必然遇到种种理论困境。如何能够消除异化消费，在“消费社会”的今天，如何建构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成为了当今时代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无论是消费行为从节俭的消费观到奢侈的消费观的转变，还是消费文化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的转变，在一定社会意义上都是消费伦理从一种极端到另一种极端的转变。为了扭转这种极端，克服人的异化现象必须坚持如下原则。
1.生态化适度性原则
生态化适度性的消费理念，是对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辨证关系的深刻意识和把握，是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扬弃，是对追求消费增长超限性、无度性的批判否定，是人类在更高层次上对自身消费活动的理性约束和规范，是未来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消费活动的基本原则。适度性原则追求的目标是人类需求和自然需求相和谐，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协调，消费数量增长与消费质量的提高相结合，力求改变消费过度和消费不足并存的不均衡现实。它是人类消费伦理的重新选择。适度性消费，强调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协调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它不是通过消费量的无限增长来企求幸福，而是通过提高精神生活水平来获得幸福感，它既不是过度消费也不是消费不足，既反对禁欲主义贬抑消费，又反对纵欲主义张扬消费，它并不反对随着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提高消费，它倡导的是健康理性的有节制的消费。适度消费观以提高生活质量为标准，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完善。生活质量强调的是生活舒适、便利的程度，精神上得到享受和乐趣，生活意义和精神价值。在现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前提下，生活质量的提高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人的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的丰富和充实。
生态化适度性消费又是一种均衡性消费，要求人类代内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消费公正。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源在于人类拥有太多或太少，而只要“太多”和“太少”的消费“鸿沟”存在，地球就不会幸免于难。当今世界，虽然地球只有一个，但是世界却有两个：一个是富人的世界，他们越来越富；另一个是穷人的世界，他们越来越贫困。四分之一人口的富人世界消费世界60%一80%的资源；四分之三人口的穷人只消费世界20%一40%的资源。这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发展机会。更令人愤愤不平的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垃圾”。“一个地球，两个世界”，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纵欲无度，另一方面是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仍然为生存需要苦苦挣扎。西方许多消费品实际上是大多数贫困人的奢侈品。没有翻 的人类社会关系，哪里会有和渚的 与自然关系?哪里会有自然生态的祥和安 于?{=i=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国际间变成了人控制人、人奴役人的关系：因此，生态化适度性的腰则要求改，变当今这种畸形型的消费差距，使人类走上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2.和谐原则
和谐是指人的和谐及其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怎样看待自己，怎样处理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怎么看待自然。因此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安宁，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人的和谐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指人自身消费的多元化。目前，人自身定位多是一元化，主要表现在以消费更多的物质资源表示高档，而不是以它的知识和智慧价值含量为标准。消费多元化要求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即商品和服务的种类、质量和数量的多样化，适应消费者利于发挥自己个性的主观要求和爱好，使人有更多的选择消费的自由。然而，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宣传消费主义文化制造的是“强迫性消费”和“虚假消费”。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不是凭借压制消费，而是通过制造消费来压抑人的解放，并刺激劳动。人处于被灌输和受操纵的地位，不能自由地决定真正的需要，由广告、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媒体制造出来的需要是虚假的。人们为了他们的商品而生活，把汽车、两层双向宽阳台住宅、高保真的音响、高级厨房设备等数不清的商品作为‘生活灵魂”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怪现象：有的人尽管没有一点艺术的鉴赏力，却可以买下最珍贵的画；尽管五音不全却拥有高级的音响；尽管仅仅为了买弄才偶尔使用图书，却买下一座图书馆等等，这就是人自身消费异化的典型的表现。人怎样对待自己就怎样对待他人，人自身的异化必然导致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即人与人关系失调。其结果是，现代人的消费行为不是越来越个性化，丰富多样化。反倒是越来越“齐一化”、“雷同化”、简单化。所谓“可口可乐”、“麦当劳化”之类的说法，正是这种趋势的例证。
马尔库塞指出，“大众传播媒介消灭思想的丰富性和人多样性”，“发达工业社会”创造了把个人融入现存生产和消费体系的虚假需求，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塑造出人们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这一切又再生产现存的体系并且力图消除、否定批判和对立。结果是思想和行为“单向性”，“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还他指出，传播媒介和公共领域所使用的“单向语言”起到了压抑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富裕社会凭借大众传媒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挤进人们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从文化层面说，消费一旦同质化，就意味着文化的生态平衡被瓦解。生态受制于平衡才呈现繁荣兴旺的可持续态势，文化环境中失去自主性和多样性，类似于自然环境失去了目主性和多样性。因此，我们应提防富裕社会凭借大众媒介的方式灌输他们 消费主义意识形 ，保持消费伦理的多样性和 衡性。
3.“以人为本”原则
无论是确立生态化适度性原则还是坚持和谐原则，最终目的是为了人通过人最终实现人本质的徒现，使人从消费异化中摆脱出来，在一个干净的良性循环的环境中成长。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如何对待周围的自然界，实际上是人类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是人类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我们把周围的自然界叫做“环境”的时；当我们把自然的许多存在物叫做“资源”时；当我们把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叫做“生态危机”时；我们实际上都是在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人类自身的问题而提出来思考和处理的。
资源和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从人类角度提出的问题，当然也只能由人类本身以人的方式、按照人的需要和能力来解决问题。人的消费方式，消费的内容、消费的社会意义等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可能有差异，然而，基于物质(商品)或商品的象征性的一元化的消费又是人的一种“单向度”的消费。人所以为人，在于人的消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世上没有整齐划一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意识。但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的消费伦理原贝lj，并非“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在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的同时还兼顾满足自然需要，克服和避免了人在消费领域中异化。它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是友好和谐关系，而非人对自然的征服之欲。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消费伦理的现状，本文从消费行为和消费文化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1.从消费行为的价值取向看，消费伦理价值观已从传统节俭的消费观转向奢侈的消费观。
中国传统消费伦理理念是勤劳节俭为德，它肯定了劳动在创造消费资料中的基础性作用，肯定了劳动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赖其力苦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这些精论都明确指出.劳动是生活的基础，是创造的源泉，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出物质财富，才能进行消费，才能享受生活。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人们形成了崇俭黜奢的消费习惯和道德观念，因此中国古人把勤劳节俭作为美德，把贪欲奢靡作恶行。
《左传》认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秦思想家孔子的“礼与其奢也，宁俭”；孟子的“贤王必恭俭”，墨子的“俭节则倡，淫佚则亡” 都是阐述从俭求富.利民生财的道德。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是崇俭派的集大成者，他从“小国寡民”的思想出发把“崇俭黜奢”推向禁欲主义的极端，认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他把俭视为人生之宝。到近代的宋明理学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消费伦理观，这种节俭消费观达到一种近乎“禁欲”的境地，这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违背了经济规律。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消费作出许多精辟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著作中，把节俭视为“吝啬”与“奢侈”的“中道”。他还指出“正确的消费才是合乎德性的”在他看来所谓正确的消费也就是符合中道原则的消费即节俭的消费。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视欲望为万恶之源，这种脱离甚至抛弃物质的消费伦理观，否定了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事实上也就否定了人的存在和发展。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亚当·斯密节约消费伦理观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并为这一时代服务。
斯密认为崇尚节俭摒弃奢侈可以真正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和妄为。”马克思，韦伯为资本主义振兴找到了理论根据即新教伦理，新教伦理鼓励人们勤俭工作，并把它看成上帝的直接意愿，同时又束缚着浪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他指出：“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资料使财富增加”，这种消费价值观有着把致富从中世纪禁欲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2O世纪3O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为了刺激消费，凯恩思反对勤劳节俭，主张扩大消费。他认为节俭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随着资本主义的宗教精神逐渐被世俗精神所取代。
以美国为例，从2O世纪初，美国的文化界和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向清教传统发起了进攻。他们蔑视新教伦理，否定新教伦理强调的工作、节俭、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否定人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造成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崩溃的，正是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宣传的占有和消费物质，不断破坏着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的传统价值体系。现代新科技和市场的作用，促成了消费社会的形成，步入消费社会，人们消费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奢侈型消费，主要表现在攀比型消费、炫耀型消费和无效消费(虚假消费)等，这种消费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
2.从消费文化的角度看，消费伦理已从物的消费转向符号消费。
物的消费主要指的是工业社会以前的消费，符号消费主要指的是后工业社会的消费。前者是对商品的消费，侧重点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后者是对与商品有关的周围世界意义的消费。正如鲍得里亚所云：“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物的消费主要体现在商品社会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从表面上看，似乎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相互得到需要的满足，相互实现着消费关系，但实际上，每个为他人的需要而进行生产是一种假象，隐藏在这个假象背后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掠夺，相互欺骗和相互奴役的实质。人的需要的满足不但没有成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成为人走向奴役之路的手段和桥梁。因为你的需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和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和手段。”这表明人对物的消费已转向对物的顶礼膜拜即人物化，人的社会关系转化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实质上是人的消费异化。
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以快乐，满足人的多方面生活，丰富人的情感，而是单纯的为消费而消费，消费本身成为目的。人们购买了许多东西，“只不过是为要有；我们对无用的拥有感到满意”，而“人的思想、理性被机械性消费所取代，人变成了一架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消费机器”。_一般来说，消费就是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耗。物之所以能被消费，正是因为其具有功能价值(使用价值)。消费是和人的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消费不仅仅限于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文化消费，如各种各样的时尚消费和休闲娱乐消费。精神文化消费的前提条件是物质极大丰富，这正符合当前消费社会所具有的特征 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商品)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这种大规模的物(商品)的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
其标志是：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福特制”是对“泰勒制”改进和完善，发明了依靠非熟练工人在中心装配线上使用通用零部件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设计完善的装配线和统一精致的通用零部件降低了工人手工技能的要求，同时也使工人失去了对自己劳动的控制，哪怕在最小的细节上也被迫从属于生产过程。这使得工人没有余暇在工作时间内恢复体力，导致筋疲力尽的工人在下班后不再可能去从事生活资料的家庭生产。可见，福特主义(工业社会)把工人看作工厂这一巨大齿轮上的螺丝钉。而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消费，这造成福特主义一个主要的弊端是“僵化”，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于是它被灵活的后福特主义(后工业社会)所取代。它的灵活性体现在：一是生产针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小规模、小批量的产品；二是采用新的信息技术(大众媒体)来联接生产与销售，以适应后现代社会迅速变化的时尚和趣味。
在这种理论基础上促使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的兴起。可见，作为生产逻辑延伸的消费不但对经济的作用和贡献加大，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从原来的“边缘角色”变成了“时代的主角”。正是在此意义上，鲍得里亚一反传统的消费观，他认为消费不等于需要的满足，消费不是被动的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告诉我你消费的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你属于哪个阶级或阶层的”，消费物品的符号已经成为划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鲍得里亚企图运用符号社会超越商品社会，这是有失偏颇的。在消费社会中，我们并不能否定符号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象征意义，但是决不能用符号决定消费来取代生产决定消费这一经济规律。无论是攀比型消费、炫耀型消费还是消费主义都是消费异化的结果。消费异化源于生产异化，生产异化源于人性的异化即人自身的物化和商品化。
造成的结果是人自身存在着内在的分裂，即人在消费过程中既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认识他人，人在自身建构的物体系中，像一束电流在消费物中来回穿梭。在消费社会中，人的消费异化形式已从物的异化转向符号异化。正是在此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的眼光剖析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他们认为西方消费主义文化隐含着政治目的和操纵意识对人们生活方式起着麻醉和“物化”的效果。在一种同一的和大众的消费文化的统摄下，消费者产生的是虚假需要，人们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他们面对众多的商品，却已失去了判断和选择能力。消费者不再有创造和解读消费文化的欲望，因为这时的消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基于消费者需求生产出来的与消费者贴近的日常生活文化，而成为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力量。鲍德里亚在此上确信，消费主义不只是一种地区性经济文化症候，也正成为全球性的经济文化特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然不只是一种消费市场的西方化扩张过程，也是“消费主义”甚至“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过程。正是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及其派生出来的消费方式，使得奢侈型的消费方式逐渐向全球扩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
我国现阶段消费伦理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要与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相适应。具体来说，现阶段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消费伦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原则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消费伦理必须符合这个基本国情。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以其统帅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消费伦理作为社会伦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必然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消费伦理要促进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要有利于全体人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要最终服务于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
(二)尊重历史原则
任何伦理道德规范都具有历史继承性，消费伦理也不例外。数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对我国消费伦理具有重要的影响。构建新时代的消费伦理必须承认历史、尊重历史，发扬传统的优良道德。在东西文明的冲击融合过程中，只有坚持民族的、科学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实现人民福利的不断提高。例如，中国历史上素来注重伦理对行为的约束，在消费上强调要符合道义，一方面“民以食为天”，强调消费要满足自身需要，另一方面“不食嗟来之食”，强调消
费行为的道义性。再如，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是我国优良传统，“崇俭黜奢”是贯穿我国消费伦理的一条主线。很多的消费传统和习惯已经具有了很强的文化色彩。所有这些在构建新时代消费伦理时都必须予以足够的尊重。
(三)公平正义原则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任务。公平正义不论是作为价值、原则，还是作为制度、规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本质的要求。消费是各项经济活动的最终归宿，消费行为要求较之其他经济活动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更为强烈。消费伦理的公平正义不仅包括消费者消费权利公平、消费机会公平、消费规则公平和消费环境公平等，也包括代际消费公平和人类消费行为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平。
(四)社会和谐原则
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就是这些矛盾运动的过程。和谐社会就是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消费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构建社会主义消费伦理必须在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基础上，兼顾各方利益，促进和谐消费。
消费伦理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其形成机制十分复杂，必须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建设。
(一)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培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
社会主义消费伦理是社会主义伦理规范在消费中的具体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消费伦理，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生为指导人们消费行为的自觉行为规范。首先，要加强教育引导，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活动，各类媒体要成为推广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渠道，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之中。其次，要注重实践养成，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第三，强化机制保障，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政策都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受到制约。
(二)培育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主体行为要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胡锦涛同志倡导的“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概括和总结，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用来指导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包括消费行为。人们通常将消费视为个人的经济的范畴，而对其社会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消费行为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首先，个人消费具有示范性，个人消费行为对周边以及相关人员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明星消费行为对大众消费的示范性，父母消费习惯对子女消费观念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性等等;其次，个人消费
行为结果的综合形成总的社会消费，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的行为取决于货币“选票”，消费者购买行为实际上是对产品和生产者的“投票”过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对企业行为具有很大影响。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要求消费者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将社会道德纳入消费者效用函数，做有道德的消费者，进行合理消费，积极地行使消费者主权，强化对生产企业消费者外部治理，推动全社会良好的道德形成。具体来说，就是消费者要积极支持注重环境保护、社会公益、诚实守信等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产品，主动拒绝危害社会公益企业的产品。例如，关注保护环境，消费者就要主动拒绝环境污染企业的产品，倡导绿色消费;爱国主义在消费上体现为积极培育民族品牌，支持国货等等。
(三)突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消费过程以满足消费者需要为最终目的。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消费过程中的人本主义，消费是消费者的自主行为。消费者消费主体地位要求消费者按照自身的效用函数做出是否消费以及如何消费的自主决策;要求消费者消费行为不得损害其他消费者的利益;要求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配置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需要;要求赋予广大人民平等的消费地位，杜绝特权消费;要求为消费者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消费秩序等等。确立消费者消费过程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切实落实消费者各项权利，如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求偿权等。同时，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应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四)树立可持续的消费观
消费以满足人们需要为目的，但是人类的需要是无穷尽的，任何消费都以社会资源为支撑，而资源总量上是有限的。消费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构成消费伦理的基本矛盾。人类社会要发展，消费行为就要不断地延续，可持续地消费人类作为消费主体再生产的基本前提。消费行为要求资源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这里的效用最大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最优，而是长期、动态的最优化。可持续的消费观是消费者消费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可持续的消费观包括消费主体消费能力的可持续性和消费需求资源保证能力的可持续性两个方面。消费主体消费能力的可持续性包括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要有利于自身的健康，杜绝不健康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消费要满足当代和后代消费能力的可持续性。消费需求资源保证能力的可持续性包括消费要在资源保证能力之内进行，不能涸泽而渔，透支资源环境，要保证资源环境的再生能力，为人类的未来消费保存充足的资源环境基础。
(五)崇尚节俭，反对浪费
节约与浪费始终是消费伦理中重要的课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消费又是总需求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有效地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持续地生产能力过剩，面对经济大萧条，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著名的“节俭悖论”，一段时间以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奢侈浪费曾经被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美德。然而，人类过度高消费很快遇到了资源短缺的硬约束，资源环境不断恶化已成为困扰现代人类世界性问题。另一方面，在资源总量既定的前提下，部分人的奢侈生活建立在更多人的贫困之上。浪费是部分资源没有产生足够的效用，从而造成总体人民福利的减少或下降。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有利于优化消费资源配置，提高全民消费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节俭不等同于节欲，节俭不是遏制正常的消费需求，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增进总体的消费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