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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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明确提出，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
工具合理性主要是指通过选择最为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内含不同手段的比较、预先算计和精确计算的，它不看重行为本身的伦理、精神价值，而看重所选择的行为能否达到预期的具体目的，也就是工具或方法手段的选择合乎理性，或者说，它具有这样一种质的规定性，即指向具体目的，基于思考、权衡，合乎方法手段最优、效果最好，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原则。[1]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指出，新教伦理强调勤俭和刻苦等职业道德，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上帝的救赎。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工具理性获得了充足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
把人类的理性明确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马克斯·韦伯的重要学术贡献。同时，马克斯·韦伯揭示了人类社会行动选择的两种信念、两种理想状态，表达了美好的愿望，这就是社会行动在技术和价值两个层面、价值维度上都要符合理性，即达到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境界。[1]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这是一种时代的需求，韦伯的理论反映了这种需求，同时也适应了这一历史性诉求。
工具理性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两重含义，
其一是指目的，或目的－手段理性。当代生活的突出之处是系统的目的理性行动，括明确的目标定义和对达到目标的最有效途径的越来越精确的计算，这种行动对立于那种遵从传统主义习惯的行动。
其二，理性概念还体现着一种行使理性（reason）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程式。“一种行动类型为‘理性化’的，是指这种活动为明确设计的规则所控制，是指对活动范围的限精确，并涉及到专门概念和知识的应用，是指这种活动被系统地安排成内恰的整体。在这些特点用指工性行动时，它们意味着极其严格的操作上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
与韦伯同时代的“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法国管理大师法约尔，在他们的管理学体系中，无不体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追求。相形之下，在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腕中，韦伯对工具理性的研究最为透彻。
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也就是说，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蜕变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
由于工具理性的统治而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工具理性始终是其批判所指向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韦伯之后，卢卡奇将工具理性批判引向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又把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扩大到对人类文明史的批判，马尔库塞等也都对工具理性有过论述。
总之，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愈演愈烈，这本身就说明了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上，工具理性这一概念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
工具理性的优先地位，至今在学术界不可动摇。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在政治学里，民主政治必须先有形式上的民主（如投票规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如果连民主的形式都不具备，谈何实质？在法学中，必须先有程序正义，才能走向实质正义，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在经济学中，必须先有效率追求，才能为公平追求奠定基础。总体上说，只要有一种价值理性的存在，就必须有相应的工具理性来实现这种价值的预设。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中捞月。
但是，韦伯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本质。说到底，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二者是一对不可割裂的孪生姐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在当代日益引起人们的反思。如何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至今是学界的关注热点。争吵不休的学术论争中，韦伯当年回避的困惑至今尚存。比如，在经济学中公平和效率的争论，在哲学中目的和手段的争论，在文化领域中科学与人文的争论，等等。这种讨论，从多个角度试图回答韦伯的困惑，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韦伯的贡献。
一个人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即个人精神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即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是一个系统，系统内又分为物质形态的工具与精神形态的工具；前者的存在好比一个人过河必搭桥，而桥身只有作为物质载体而存在，才能体现手段的价值。否则人过河的愿望只能是人的一种从精神到精神“自身划圆”的过程，即人永远实现不了过河的目的。两种形态的工具因各自工具效应的不同，使之各自又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物态工具具有服务于主体需要的直接效益；精神形态的工具则借助主体的逻辑思维所投入的抽象劳动，形成物态工具构成的基础，体现了精神形态工具服务于主体的间接效应。二者结合所形成的合力，体现了工具理性能实现主体客体化的手段价值；反映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提供自身所需手段的精神能动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不断确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