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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聚焦国家战略制高点，着力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发展体制安排。
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一大制度优势，近年来依托这一体制，取得了诸多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关于新型举国体制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认识，如“警惕科研举国体制”“两弹一星模式不适用于芯片业”“举国体制已经过时”等言论。澄清谬误，明辨是非，需要我们对新型举国体制有全面深刻、科学准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实现机制，形成推进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与传统举国体制以政府计划手段为主不同，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目标，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聚焦国家战略制高点，着力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发展体制安排。
新型举国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但是单纯以政府或市场为主导都有其局限性。新型举国体制不是重走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强力主导、忽视市场作用”老路，也不是效仿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完全依赖市场、不要政府介入”。在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与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既要贯彻国家意志，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也要维护和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其次，新型举国体制的适用范围有一定条件，并非在所有科技领域都要举全国之力。在适宜分散式资源配置的科技创新项目中，如果个体能发挥作用，应充分激发个体的活力和自主性;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则是事关整个国家公共利益、国际地位乃至战略安全，需要大规模协作的敏感关键领域。在这样的领域，国家意志与国家力量必须起主导作用，也只有国家之手才能理顺此类复杂深刻问题的解决机制。
再次，新型举国体制的运行需要构建合理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具体说来，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化国立科研机构改革，令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学科门类齐全、领域交叉融合等综合集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以有效激励机制稳定支持一批肩负国家使命的科研团队;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高效运行，更需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建立国家科技宏观决策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建立跨领域、跨部门统筹机制;在项目攻关中探索高效研发组织机制、完善责任机制，建立合理绩效评价机制。
1.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一点
首先在于与市场经济的高度结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工业由偏于重工业向以往相对薄弱的轻工业等发展，同时也从偏于生产而转向日常消费市场。市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在发挥政府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用好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这是对以往举国体制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超越。以往举国体制相对更重视技术本身，而忽略了市场与经济效益，新型举国体制则是技术与市场经济效益并重。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发挥统筹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形成部门、地方、全社会参与的格局。最大程度地调动、激发各方的主体积极性。新型举国体制对于包括政府与市场等各种关系的辩证处理，体现了“执两用中”的中道，这是从毛泽东上世纪50年代提出统筹十大关系以来就一直延续的，而在深层次上也正是中国文明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后者的严重后果是卡尔·波兰尼在其《大转型》一书中所批判的市场的自由放任运动带来的社会的解体，因而有必要“保护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的体制在对资本善加利用的同时，也能对其过度逐利性加以必要的节制，对于市场的过度自由放任而失控则能做出政府的干预与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则由于资本与市场的过度自由放任化，容易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简单的北欧式的福利社会，高福利对于依然还是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是难以持续的，北欧能够实行福利主义，是来自其以往的全球所得。
2.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二点
在于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做各种代工，进而打造、建立各种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这些都有赖于此前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所建立的完整工业体系。中国作为大国将始终重视制造业，要警惕制造业的空心化与虚拟化。
全球化下各国的竞争体现在科技的竞争，而政府在高科技创新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新型举国体制突出的优势，正体现在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上。欧洲、日本、韩国甚至包括美国当年都有产业政策，甚至可以说当年也是靠此起家。在科技政策上，欧洲也一度重视。中国在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方面很重视学习，同时因其举国体制，更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巨大优势，这就是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可以充分激发各种创新主体的活力，从而达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
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伴生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既能办好大事，对于风险的承受、应对、化解能力，也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世界经济都受到大冲击，中国由于其新型举国体制而能迅速对危机做出强有力的应对。
3.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三点
在于与数字文明的高度结合。数字文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可谓是其最新之处。这一点又与第二点结合，即全球化与数字文明叠加。一方面，中国在数字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较之当年在工业文明上的巨大差距，已然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差不多的起跑线上。中国新型举国体制运用到数字高科技、数字经济上，将把新型举国体制带入到人们还没有意料到的新高度。另一方面，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叠加，面临的可能风险比单一的全球化更大、更复杂，防范系统性、重大风险，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些都将激发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优势。中国一方面要深化对外开放，同时又要应对西方以自由市场的神话来打压中国，这是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克服了这些挑战则将有新发展。
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结合市场、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高度弹性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原则性与高度灵活适应性的统一。
“理论逻辑反映历史逻辑，是对历史逻辑的理解。”尽管政策变迁中提出了“新型举国体制”，但是需要从理论上系统阐释举国体制形态的当代转型，尤其是讲清楚“举国”与“新型”的理论依据和核心要义。
（一）“举国”的内在合理性：中华传统、社会主义与国家赶超
主流观点认为，应对“芯片危机”类的科技难题和“新冠疫情”类的重大突发事件仍需发挥我国举国体制优势，应当加快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举国”贯穿其中。它在总体上契合“家国一体”的传统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因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基于“国家赶超型”的道德义务而形成一整套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其一，在中国“家天下”语境中，国家被认为是“必要的善”，同时与农耕文化、乡土中国伴随而生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组织功能及其“集体主义”的实质，因此，在“国家”与“集体主义”的中华传统下，“举国”得以出场。其二，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崭新事业，“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路径，社会主义国家道路探索大都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增产节约、抑制消费实现高积累，因而社会主义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所有制”及其背后的“举国”特质。其三，国家赶超是后发国家发展的最大语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化路径，后发国家没有成熟的市场体系和优秀的企业家，只有“举国”来扮演企业家的角色。
（二）“升级”的根本原因：目标选择过程中的信息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
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转型升级的根本原因，在于举国体制发生有效作用的对象目标出现了新的变化，而这一新变化又是由于目标选择过程中的信息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造成的。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创新方向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由技术创新转向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于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要求，突变型创新不断涌现并冲击着既有的科技体系和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类视野和预测工具的局限性，以有限的信息尝试掌握科技创新的突破方向，始终处于一种非对称状态。由于目标选择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国家可能无法全部有效筛选出那些真正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利益、发展战略的目标对象。置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语境下，举国体制如何适应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学的内在要求，就成为一道现实难题，而这正是“举国体制”需要向“新型举国体制”“升级”的根本原因，即意在进一步筛选并明确新背景下举国体制发生作用的目标和方向。随着科技创新突破的不确定性，当国家由于掌握信息有限而意识不到发展某些产业领域时，将直接导致投入相对较少，而国内本土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长期研发，这一状况势必深远影响我国科技实力的整体提升。因此，在科技创新大突破的时代，由于信息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举国体制无法“涵盖所有”，不应将其“泛化”，而应当对其进行“升级”。
（三）“新型”的核心要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关键核心技术”
新型举国体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国家体制。何以“新型”？关键在于条件、机制、目标、影响的差异性。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发展”是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因此，伴随着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体制也因应作出新的调整。具体而言，这一“新型”特征直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这意味着包容市场、尊重市场，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基本规律。与计划经济时代否定市场不同，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国家战略导向作用，既要调动市场积极性又要发挥国家主体性。第二，目标导向。与目标筛选的不确定性不同，新型举国体制以“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所谓“关键核心技术”主要是指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具体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领域。当然，新型举国体制更加注重科学统筹和优化机制，而从根本来看新型举国体制之所以突出“新型”，更重要的是因应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由技术创新转向科技创新的需要。
在一般意义上，新型举国体制具备举国体制的共性优势，即集中优势力量、调动一切资源进行技术攻关，见效快、成果显著，等等。更进一步来看，新型举国体制相较于传统举国体制又具有“整体协同优势”“关键集中优势”“有效动员优势”。首先，整体协同优势。新科技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整体”的要义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在顶层设计上进行科学统筹规划；“协同”既指跨部门合作又要求跨专业合作，而协同优势建立在专业分工基础上带来的效率提升、系统优化。整体协同优势从根本上突破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并使之处于可控范围。其次，关键集中优势。关键集中优势是针对目标和风险不确定性而提出的。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展开，前沿科技的轮廓方向逐渐呈现出来，针对关键核心技术集中资源展开集中攻关是新体制的应有之意。再者，有效动员优势。新型举国体制是一种国家组织体制，根本上要考察它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新型举国体制之所以是“新型”，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有效动员，当然这有待进一步考察论证。
新型举国体制的有效性问题，亦即新型举国体制真正发挥作用而必须处理的实质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针对目标选择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完备性，政府如何有效甄别创新涉及到的产业和技术？第二，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大都跨学科、跨专业，需要跨部门合作，谁来扮演“协调者”的角色？第三，科技创新的矛盾焦点究竟在供给方还是需求方、市场供给还是国家供给、市场需求还是国家需求？这些问题共同指向一个命题：新型举国体制在本质上要求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亦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在新发展阶段“科学把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同关系和各自的功能定位边界”。
在既有的认知视野中，中西方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一直存在分歧，对举国体制亦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在西方知识谱系中，无论是自斯密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凯恩斯以来的国家干预主义传统，都存在“二元对立论”的倾向，而这一倾向与西方个人主义方法论传统、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变迁密切相关。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强烈反对后发国家政府对于经济创新活动的干预。但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明确“家国一体”的中华传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国家赶超型”的道德义务的历史合理性，而且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语境下进一步明确哪些领域需要政府、哪些领域需要市场发挥作用。
由“新型举国体制”深入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的研究过程，在深层次上关涉“创新主体论”与“创新路径论”。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创新往往表现为市场经济中微观企业的个体行为，但无论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还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及其产业政策都深深“嵌入”到经济活动中，创新主体未限定于政府或市场一方。只强调“政府”或“市场”一极的做法有失偏颇，那些主张“完全市场化”或是“国家支配一切”的理论信条都随着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和计划经济的退场而破产了，在创新活动中同样离不开政府与市场两大主体。其中，政府推动创新的方式至少可以归纳为“五大支柱”，即“知识产权、研究补贴、公共教育、研究型大学和贸易政策”。由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引爆的创新活动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推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是创新的体制化，推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要求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而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就在于此。因此，它在结构层次上表现为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和企业等为创新而合作的“科学共同体”，在运行机制上表现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扩散和社会传播的互动流程，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要义就在于形成科技创新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