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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业集聚是指一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中介机构、跨国金融企业、国内金融企业等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在地域上向特定区域集中，并与其他国际性(跨国)机构、跨国公司、国内大型企业总部之间存在密切往来联系的特殊产业空间结构。
在金融产业领域，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采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从最初的少数几家银行集中到金融控股公司的兴起，再到今天各种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集群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代表的三大国际金融集聚区，而在一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明显的金融机构集聚趋势。新加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通过税收政策优惠、亚洲美元市场的建立和对证券期货市场予以支持等措施吸引大量的金融机构集聚。国内的金融机构集聚现象也是风起云涌，北京的金融街已经成为国内金融机构的集聚地，上海浦东金融机构聚集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动因包括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的驱动因素及内在机理问题。多数学者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在金融产业集聚生成动因的理论依据方面， 大多数学者以Marshall(1920)、Weber(1929)、Po~er(1990，1998)等的集聚理论为基础的，将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以下经济因素：外部经济、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交易成本。Kindleerger f1974)认为是规模经济使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选择一个特定的区位。外部规模经济是自我加强的，更多的金融部门在一个区域内定位，那么这些区域对于其他金融参与者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韩国经济学家Park(1982/1989)将规模经济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集中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他认为当一个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国际中心便有形成的可能。同时外部规模经济会进一步促成生产和经营单位的空间集聚，表现为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合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更加邻近，流通环节的减少，信息沟通的便捷等。
Naresh R.Pandit(2001，2002)等学者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集聚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相关性。Economists Advisory Group(1984)在《城市2O年：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一文中指出：“金融中心发展缓慢，但是一旦建立，它们就显示出生存的巨大能量。这部分是因为习惯的力量、顾客的忠诚或者简单的惯性(或者说是“路径依赖”)，但大多是源于建立金融中心所享有的各种规模经济。”Arthur(1994)提供了一个路径依赖模型来描述下面情形：如果外部经济(或者集聚经济)盛行，那么一个具体企业定位是怎样变得比其他更为优越。他表明，对于一个特定种类的金融业务，这会使得这项业务对于其他银行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这些规模递增收益有助于一个地理上的“锁定(1ock—in)”。也就是说，这使得一个区域优于其他区域，在此模型中，只要有新的企业进入，一旦它们选择了区域就很难有移动。Taylor(2003)等通过对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地理邻近和面对面接触而发展密切的人际关系是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过程。熟练的劳动力、顾客和供应者三者关系的地方化对金融服务企业的创新和产品、服务的递送很重要。
金融地理学主要从信息的角度对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动因进行多角度的阐释。Porteous(1995)一系列的工具去说明和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比如“路径依赖”说明为何某城市能长久在区内维持优势；而“不对称信息理论”和“信息腹地论”则能解释为何“路径依赖”优势会被改变或者削弱。Gehng(1998)~]用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聚集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为了理解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根据信息内容将金融活动分类是特别有用的。信息敏感性的证券交易更易集中于相关证券信息更集中、更易交流的地区，而标准化证券可能较之更自由，对成本差别的反应更敏感。Zhao运用信息腹地理论来研究中国金融问题，他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要想准确解释非标准化信息的内涵和价值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准确了解这类信息的广阔背景(或日文化)。
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接近于信息源。该研究还指出，信息外部性和不对称信息不仅是塑造信息腹地的决定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地区等级和全球层次的重要因素。标准化信息与非标准化信息的另一种表述为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1.edge)和默示知识(tacit knowledge o这是演化经济学常用的表述方法。金融地理学家借用了这一概念，指出默示知识的学习需要面对面的交流face to facecontact)。因此，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地理因素的约束。Davis(1990)则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大、中、小型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通过专业的劳动力人才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企业协助，例如会计业、保险精算、法律咨询等，金融服务产业将更加接近市场，减少交易成本，通过彼此之间知识与经验的分享，开发出创新技术。他指出，许多外部经济与优良的信息流有关，假如在更加准确和更加有竞争力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定价的基础上，金融市场越大，那么它的效率和流动性就越高，并且金融市场是高度相关的，彼此之间相关度将不断增强。
Risto Laulajainen(2001)则从金融资源的流动性角度来研究金融产业集聚现象，他认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者一个重要国家的政府债券实际上是一种商品，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同等交易，而逻辑上这种交易更倾向于在流动性好的大城市经济学者则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理论的角度对金融产业集聚现象进行论述。在城市经济中，城市功能的分化导致经济系统中等级框架的出现。Gras(1922)描述了从乡村、城镇到城市经济的发展阶段，将专业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作为大城市一项功能来研究，他描绘了城市作为腹地的四个阶段，商业、工业、交通和金融业，金融业处在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与商业、工业和房地产业相比，金融业具有更大的集中度。Vernon(1960)认为，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面对面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吸引着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公司或者金融机构的集中能够促进为熟悉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纽约港吸引了批发商，批发商带来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国性公司的核心机构。
金融产业集聚生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选择了同一个区位，但在竞争性的产业环境中，只有部分空间具有适合金融产业的空间要素，这种特殊的场所被Markusen称为“光滑空间中的黏结点”。这种独特的场所之所以成为金融产业集聚的合适温床，就在于具有独特的空间区位。空间区位是金融产业集聚的基本要素。Martin(1999)研究了不同金融机构的区位分布情况得出：银行与证券交易机构、外汇交易机构的区位会有所区别，前者会相对较为分散，而后两者会较为集中。Porteous对银行区位模型进行了很好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距离对银行贷款监督成本影响的模型，他认为，如果市场潜力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在不考虑价格竞争的情况下，将产生银行的集聚，其结果类似霍特林(Hotelling)对企业的空间分析模型。Choi&Gehrig对世界主要银行业中心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证明了地区间贸易流量、直接投资规模、距离的远近、文化的差异及当地银行业商业机会的大小等因素是影响银行跨国区位选择的因素，但仍缺乏对这些因素重要性的实证检验。
E.P.David(1988)首先将企业选址理论运用到金融中心的形成研究中，并于1990年对企业选址理论进行了系统整理。该理论主要解释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区位中，特定企业选择特定区位的原因，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成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均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他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即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可分为供给、需求和外部经济三部分，这就是所谓的企业选址的利润最大化模型。但是利润最大化模型有弊端，而且过于简单化。我国学者潘江丽(2002)运用区位理论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1.地区成本优势；2.人力资源的规模和质量；3.电信设施的先进性与安全可靠性；4.金融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从上述对金融产业集聚的生成原因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还缺乏专门针对金融产业特性的集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而仅仅是分析促使集聚形成的具体因素，况且针对这些具体因素的研究也比较分散，缺乏系统的模型。因此，从总体而言，对金融产业集聚内在机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需要有系统的理论和模型对其进行整合。
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是从动态角度探讨金融产业集聚。英国学者Dow总结了伴随着其组织变化的银行业空间演化过程。即银行业空间系统演化分为六个阶段。1.服务当地社区的金融中介；2.经营者信誉带来市场拓展但仍限于本地；3.银行系统向全国发展；4.依据国内向海外拓展；5.在全国市场上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竞争；6.放松管制带来国际竞争并最终导致相关活动在金融中心集中。该过程可概括为，银行系统开始于当地或区域银行阶段，通过全国性银行的分支分散阶段和金融活动在特殊区位集中形成区域性和全国性金融中心阶段，达到国际发展和向国际金融中心集中阶段。
Naresh和Gary(2003)认为金融服务业集群是动态发展的。在Swan(1998)提出的集群生命周期的基础上，他们指出，金融服务业集群产生的积极效果并不会无限期地持续存在，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就会成熟，这时集群内的拥挤和竞争现象会加剧，集群内企业的进入和成长速度就会降低，最终会导致集群的衰落。他们还分析了导致金融服务业集群动态发展的原因：金融服务业集聚能够带来利益，也会产生成本，当利益大于成本时，集群就会成长，包括集群内原有服务企业的成长，以及不断吸引新的企业加入；而当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成本大于收益时，集群就会逐渐衰落，他们用表1来表示促进金融服务业集群成长和导致衰落的因素。
Gehrig重点对金融中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存在影响金融中心的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其中向心因素包括：(1)规模经济，即当地的经济规模。已经存在的金融业规模，这一因素对于金融业集聚非常重要。(2)信息溢出效应。金融机构的集中使得有效信息更容易扩散，增大了金融从业者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新思路、新想法的出现。(3)市场的流动性。投资者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小的地区，而在流动性强的市场中，单独交易者对价格的影响比不流动的市场要小。因此，市场流动性强，相应的交流量更多。离心因素是指市场进入成本，政治上的干涉以及地方保护等。这些因素往往造成金融业进入的壁垒。
从上面的文献中可以看出，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既受集聚区内成本和利润变动的影响，也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比如政府政策、金融制度等。因此从系统动态的角度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应比静态视角更能说明金融产业集聚这种复杂的经济现象。
金融产业集聚的竞争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当中。对国际金融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是Sagaram(2004)。他根据2O世纪9O年代的有关资料、选择指标，选取包括集聚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内银行总部数、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对国内银行总部数与外部国际金融中心联系的个数、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外银行总部数等在内的指标分析了除美国以外的37个IFC国家的发展和竞争力状况，得出提高竞争力是促使金融资源集中的重要诱因。Lee和S.Marwde(1993/1995)具体研究了集群内金融生产和创新的运作方式与金融产业集群彼此间竞争的关系，认为金融产业集群间的竞争关系是金融服务业生产环境、生产条件与金融产业集群的生产能力之间的辨证。他们特别强调“金融生产”的作用，认为金融业也有其实质生产条件，金融产业集聚正是市场、服务和组织间互动网络发生的场所；金融中心本身的竞争力来自其中运作厂商地方能力的总和，即金融服务业的本地化。Audress和feldman(1996)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聚区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Richard Mc Gahey(1990)等也从竞争力角度探讨了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指出了区位成本和区域优势，劳动力和人力资源优势，通讯和技术，法治与税收四因素决定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殷兴山(2003)构建了金融综合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指出金融综合竞争力由金融聚集力、金融区位力和金融资源力构成。倪腾飞和孙承平(2005)~q用模糊曲线关系模型和样本城市的相关数据，计量了城市金融功能竞争力指数及其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权重，并对哪些城市能够成为全国性金融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进行了判断。
金融产业集聚是指一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中介机构、跨国金融企业、国内金融企业等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在地域上向特定区域集中，并与其他国际性(跨国)机构、跨国公司、国内大型企业总部之间存在密切往来联系的特殊产业空间结构。
就世界范围而言，纽约、伦敦和东京，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产业集聚地。这些大都市吸引了全球最主要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纷纷进驻开展业务(Tschoegl，2000)。伦敦是全球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拥有最大的欧洲美元市场，其证券交易市场24小时运营，是世界第二大证券交易中心。至2001年，伦敦已有680多家银行，居世界大城市之首，其中307家外国银行拥有了17439亿英镑(折合25362亿美元)的总资产，跨国借贷业务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 ；伦敦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共有800多家保险公司聚集在此，其中170多家是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纽约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金融集聚地，曼哈顿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是世界最大的经营中、长期借贷资金的资本市场；它的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也是世界最主要的交易市场。至2000年纽约银行业的总资产已经达到16834亿美元，其中228家外国银行的总资产达9761亿美元。而日本则拥有全球排名第二的股票交易市场和债券市场，至2000年世界最大的300家银行中，已有75家在东京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中I4家银行的总部设在东京，这使东京成为当时世界上大银行最集中的城市，到了2002年日本的银行总资产已达到153500亿美元。
金融产业集聚的现象同样也在中国初现端倪，上海和北京的特定区域内集中了大量国内外的金融企业。上海陆家嘴贸易区及外滩金融中心正逐步成为中国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落户了12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600多家投资性机构。上海证交所内的证券交易额指标已经接近香港和新加坡的股票市场。自2001年以来，共有数1O家证券商、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或变更注册地，或以大规模迁移核心业务部门的方式进驻上海。来自上海银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在沪金融机构已达516家，其中各类外资和中外合资金融机构300余家；2005年，在沪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延续去年快速增长的态势，仅第一季度内的代表处总数就达到100家，涌现了外资金融机构进驻上海的第二次热潮。同样，北京西城区的金融街也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聚集，从目前的入驻情况来看，金融街已聚集了金融投资类企业及监管机构等588家，其中包括了人民银行总行等金融监管机构、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总部、纽约银行北京代表处等跨国金融机构、中国再保险集团等大型保险公司总部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清算中心。目前在金融街内注册的588家企业中，金融保险业企业的资产总额占70% ，营业收入占65% ，利润占80% ，租金占25% ，金融保险企业总部的各种经营活动已经成为西城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从19世纪伦敦国际金融中心诞生至今，国际金融市场经历着由集中到分散，又由分散趋向集中的过程。综观当今世界各层级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归纳出金融产业集聚形成所存在的两条有效途径：一种是借助历史和特殊事件等偶然性因素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依托所在实体经济的发展积累，自发吸引金融企业迁移而形成集聚。早期的区位优势一旦形成，必然通过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的乘数效应形成锁定(Krugman，Fu—jita，1999)，从而进一步巩固集群的稳固性，扩大集聚地的辐射效应和吸引力；另一种则是主要依赖国家的相关扶持性产业政策，由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空间布局，按照相关标准对城市进行评估，比较选择出具有金融产业集聚潜力的城市，并给予相当宽松灵活的产业政策进行发展配套，引导企业选址投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