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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雇员是指在控制公司规模、行业等影响因素后，公司雇员多于市场平均水平员工。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市场化程度也不一样。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市场化进程比较快的地区，企业行为更少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曾庆生（2006）以上市公司雇佣规模作为社会性负担的代理变量，考察了市场化进程与地区失业率对企业超额雇员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上市公司相对雇员数越少；而失业率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的相对雇员数越多。薛云奎、白云霞（2008）的研究表明高失业区的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冗余雇员，在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即人均GDP越低的地区，国有企业承担冗余雇员的压力越大，这与曾庆生（2006）研究结论一致。可见，外部经济环境会对企业的雇佣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国内外较多的文献研究了政府官员通过对国有企业施加政治压力来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从而导致企业存在超额雇员的现象。有研究表明，政治压力阻止了企业裁员（Frydman，Hessel and Rapaczynski，1998）。Shleifer and Vishny（1994）研究发现，政治掠夺导致的国有企业无效率通常表现在冗员、投资政府官员而非消费者受益的项目、倾斜的定价方案导致分配的扭曲等方面。Lin，Cai and Li（1998）及Lin and Tan（1999）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中国作为一个资本非常稀缺、劳动力相对富余、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政府想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同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相背离。这些重工业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缺乏自生能力，导致企业出现隐性失业问题；另一方面，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吸收就业的能力有限，政府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会要求国企雇佣过多的冗员。林毅夫及其合作者的后续研究（林毅夫、李志赟，2004；林毅夫、刘明兴、章奇，2004）也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后，国有企业中工人的工资和退休金的支付成为企业自己的责任。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政府不允许国有企业淘汰冗员，从而导致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冗余雇员。与Lin，Cai and Li（1998）的观点不同，Dong and Putterman（2001，2003）以1980年至1994年间中国的国有企业为样本，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考察了中国企业出现冗余雇员的原因。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企业的超额雇员问题并不是历史上形成的。他们发现在1992年以前我国国有企业雇员不足，而从1993年开始国有企业的超额雇员显著增加。对此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对企业裁减员工的限制、在产品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非劳动力投入的不足、需求的下降以及非国有企业高工资压力下的工资上涨，共同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冗员率的上升。杨治等（2009）从另一个侧面为政府干预企业雇员行为提供了证据，其考察了集体企业中政府控制变化对企业绩效、员工福利的影响后发现，当政府控制通过改制退出集体企业时，企业经营目标更趋向利润最大化，冗员现象显著减少。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还发现，由于干预成本的差异，国有企业的超额雇员比私有企业高（Ramamurti，1997；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1），而私有化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的雇佣数量（La Porta and Lopez de Sliaes，1997；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1）。Boycko，Shleifer and Vishny（1996）从理论上分析了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力并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政府官员有动机使国企和私企都超额雇员，出于政治原因操控国有企业经营的政府官员得到了干预带来的全部收益，而几乎不承担直接或间接的成本。但私有化使得政府官员的干预成本变得高昂以致阻止了私有企业的超额雇员。虽然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成本较低，但政府官员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干预国有企业是有条件的，主要包括：政治市场不完全的程度（如新闻的独立性）、预算和管制被任意操控的容易程度、政府与企业的法律关系、腐败的普遍程度、国有企业无效率的机会成本（Shirley and Walsh，2001）。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1）从实证的角度对Boycko，Shleifer and Vishny（1996）的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私有化前后相关指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与私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雇员数量相对资产比率以及雇员数量相对销售收入比率均比较高，并发现国企私有化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劳动密集度。曾庆生、陈信元（2006）以1999年至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社会性负担的影响。同时发现国家控股公司比非国家控股公司雇佣了更多的员工，并且国家控股公司的超额雇员主要源自上市初的历史遗留冗员。此外在国家控股公司中，国资委控股公司的超额雇员最多、劳动力成本最高，并且相对其他公司而言，该类公司上市后可能继续存在超额雇员。而Patrick Belser and Martin Rama（2004）通过对越南33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随着国有股持股比例的增加，利润动机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完全由国有控股的企业雇员效应最大，即与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雇员水平很高。这表明产权性质是影响企业雇佣行为的重要因素，国有股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而超额雇员。现有文献较多关注企业超额雇员的经济后果，而对超额雇员的原因及影响因素研究较少。文献多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出发，考察行政干预或政治压力对企业雇佣行为的影响，尚没有充分的经验证据得以证明。此外，就目前搜集资料来看，已有的研究中虽然提出行政干预或政治压力导致了企业超额雇员，但并没有对行政干预这种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即为什么企业会受到行政干预，以及政府通过什么作用机制来实现对企业雇佣行为的影响。
研究表明，企业的超额雇员行为会降低公司业绩。国内外已有学者研究了超额雇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Li and Liang（1998）发现冗余的非生产性工人是导致国有企业亏损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国有企业在亏损后并没有做出裁员的反应。Xu，Zhu and Lin（2005）以我国工业类国有企业1997年和1998年第一季度的调查数据为样本，从雇员的视角研究了政府管制和代理问题对改制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自由安排，减少政府管制，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也发现高失业区的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冗余雇员，作为补偿政府为冗余雇员多的企业给予了更多的财政补贴，超额雇员对国企的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曾庆生（2009）研究表明，公司上市时大股东集团超额雇员越多，公司上市后三年的经营业绩越差。上述文献直接考察公司超额雇员与业绩的关系，公司业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文献并没有进一步关注超额雇员通过具体影响公司的哪一方面导致业绩低下的。
对于超额雇员是如何影响公司业绩的，有学者从劳动力成本角度作了细致研究。曾庆生、陈信元（2006）研究发现，超额雇员和高工资率共同导致国家控股公司承担了比非国家控股公司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与超额雇员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结论不同，薛云奎、白云霞（2008）的实证结果表明超额雇员多的国有企业并没有承担更高的劳动力成本，认为超额雇员多的国有企业通过降低雇员和高管的人均薪酬从而避免了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上述文献中关于超额雇员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并未得出一致结论，这可能是因为在计量劳动力成本时，直接以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项目作为替代，而并未考虑高管薪酬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在研究对劳动力成本影响时，剔除掉高管薪酬会使研究结论更可靠。
既然超额雇员会降低企业业绩，那么为什么企业还会超额雇员呢？ 超额雇员的企业是否获得了其他方面的收益？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是政府部门补偿承担了社会性负担企业通常采用的手段。 Lin and Tan（1999）在讨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时指出，由于重工业企业不能很好地吸收就业，而政府又限制企业裁员， 那么这些承担了超额雇员的重工业企业会相应地要求获得其他政治收益，包括低息贷款、 税收减免、 关税保护等。 薛云奎、白云霞（2008）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这一点，通过超额雇员对补贴收入回归，发现承担超额雇员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补贴。 曹书军、 刘星和傅蕴英（2009）以2003年至2006年度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劳动雇佣与实际税负关系进行了考察，实证结果表明公司雇员的绝对规模、 增量规模以及相对规模与公司实际税负负相关，且超额雇佣程度越高， 实际税负越低。 由此可见， 承担超额雇员虽然给公司业绩带来了不利影响，但企业并不会无端地承受损失而不要求任何收益， 研究结论表明， 与没有超额雇员的企业相比，超额雇员企业通过其他方面的收益获得了补偿。
此外，研究表明超额雇员使企业发生更多的管理费用，承担了更高的代理成本（曾庆生，2004）。而且大股东集团承担的超额雇员越多政策性负担越重，公司上市三年后，其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概率越高且占用资金规模越大（曾庆生，2009）。可见，企业承担超额雇员会导致经营业绩较差，作为补偿企业能够获得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等收益，但这种收益能否弥补由超额雇员带来的成本还有待进一步考察。现有研究对超额雇员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较多，并且研究结论趋于一致。企业的超额雇员行为，作为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措施，实质上是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但现有研究中对于承担超额雇员的其他政治收益的实证研究尚不丰富，有待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