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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特殊阶段，其商品生产也具有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把商品经济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及其结合--资本及运行变成了极端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高度私有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的前提雇佣劳动，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它的创立造就了大批的具有人身自由，却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占有大量资本的资本所有者，资本的所有与劳动分离，必然出现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购买生产的另一个要素劳动力的特别劳动形式，形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生产的特殊阶段，但它的特殊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它是把商品经济生产的一般条件社会化了，实行了公有制，这并不改变资本的共性特征，只是把资本变成了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要索，为劳动者共同的利益服务。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小私有制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资本家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价值增殖为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财富成了一个商品的堆积，到处都被买卖的原则所支配，商品关系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了社会最普遍的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而且也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市场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是：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的所有者，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并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雇佣失 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取其他商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以增殖资本。在资本主义这种最发达的商品经济下，资本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 不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是受市场需求、竞争和价格波动的支配，由市场机制自发地调节着生产和流通，所以通 常又把这种商品经济称作市场经济。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的涵义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①认为[[市场] 经济专指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经济，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②认为凡是商品经济都离不开市场交换和市场调节，任何类型的商品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它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
一、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经济上的先决条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曾经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性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虽然在各个国家表现出种种特点，但在经济上的终级原因则是相同的，即商品经济关系在这些国家的基本成熟。
之所以这么说，根本的立足点在于：资产阶级是商品经济产生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是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是他们的“生命线”。而把商品经济作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先决条件，根据主要有两点：
第一，能不能夺取政权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
力量对比是一种综合性的对比，并非绝对人数的对比。这种综合包括人数、素质、思想观念和物质占有状况。这一切来源于经济基础。封建阶级的基础是自然经济、资产阶级的基础则是商品经济。资产阶级要战胜封建阶级，必须在力量对比上超过封建阶级。能否超过，又取决于商品经济关系同自然经济关系的“较量”。
从本质上来说，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商品经济必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完成这种取代。这里的一定程度其含义是：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的范围，以及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商品经济关系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关系的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关系，资产阶级可以且能够夺取政权；如果不占主要的支配地位，说明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能夺取政权；如果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在一个国家中处于基本平衡的地位，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将可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共同掌握；如果商品经济虽处于优势地位，但尚存大量自然经济，那么，资产阶级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会保留相当的封建关系残余。一般反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权组织形式上与封建阶级达成某种妥协。如英国，到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商品生产在工农业中都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最早出现在毛纺织业中。16世纪，随着失地农民的增多，由包买商建立的集中的手工工场便逐渐发展起来，当时从事毛纺织业生产的人数占全体居民的50%，毛纺织品成为英国主要出口商品，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到17世纪，雇佣几百人的手工工场已经相当普遍。而且，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采矿、冶金、金属加工、制盐、玻璃、造纸、制硝、啤酒等部门中也都发展起来。同时，反映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圈地运动”迅速全面展开。耕地不断变为生产羊毛的牧场，至使耕地与牧场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16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2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了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②以上经济状况说明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力量已相当强大，他们已经能够夺取政权。但由于农村中封建关系的存在和新贵族的保守性，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得不同封建势力作出一定的妥协。
第二，夺不夺政权，取决于商品经济关系能否维持和发展。
商品经济的成长壮大，就是资产阶级生命的保障和延续。如果商品经济的发展得到了保证，那么，资产阶级则多安于现状。但在封建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是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相违背的，他们不会放任其发展，必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采取措施加以阻碍和限制。但如果这些阻碍限制严重损害或削弱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资产阶级势必起来与封建阶级斗争。斗争可能在封建阶级能够容忍的范围发生，也可在不能容忍的情况下发生。这要看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程度。
一般来讲，当体现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商品经济不能发展和维持的时候，斗争就会发展到激烈对抗的地步，即争夺政权。又如英国，之所以在17世纪中叶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根本原因就在于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资产阶级、新贵族和手工业工人、农民的综合的革命力量起来反对封建专制。具体来看，首先，封建关系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国内捐献的封建义务；斯图亚特王朝增加租税，实行日用品专卖；国王同资产阶级的海外贸易竞争对手同西班牙联姻；封建行会制度对资产阶级的约束等等。其次，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他们起来革命，除了受到封建压迫之外，他们也是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下，他们能获得一定的自由和经济上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封建的斗争实际是由商品经济决定的几个阶级共同进行的。再次，反映和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圈地运动”在革命前虽然规模已经很大，但毕竟尚有相当多的土地还处在封建关系之中，要求得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继续改变封建土地关系。在圈地运动的第一个时期(15世纪末叶——17世纪40年代)，圈地主要是由私人发动进行的。革命前，这种圈地受到了来自有组织的势力——封建政权的阻抗。所以，圈地的再进行，须得依靠政权的支持。故，第二个时期(17世纪40年代——19世纪中叶)的圈地就是通过国家政权来进行的。如所谓“血腥立法”。所以，在主要是商品经济关系的作用下，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走上了夺取政权的道路。
二、资本主义的政治运行体制领导最终导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状态
政治运行体制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它包括议会、政府、司法机关、社会政治团体之间的关系与活动内容。一个国家政治运行体制状况如何，显然受民族、宗教、政治意识、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历史传统、经济状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诸种因素中，经常地、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状态。因为政治权力说穿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获取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运行体制就主要决定于其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而政治运行体制表现出受商品经济发展制约的又主要是代议制，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
代议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主要标志。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根本内容就是指由公民选派代表组成议会以决策国家大政，行使国家立法权和其他一些权力。资本主义的代议制在形式上来源于古代的等级代表会议，在实际上，却是商品经济关系的产物。我们这样立论的依据是：在封建社会中，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代议政治。封建社会经济的运转机制是自然经济。在此条件下，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处于相互隔离、封闭的环境中，互相之间缺乏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人们之间并不追求政治联系，国家的统一以及国家权力的行使要靠强制性的力量和由少数人或者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君主的权威，也就是靠强权、专制独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内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经济关系密切，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相互依赖，人们之间产生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自身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人们发生了政治交往，企求用政治力量达到经济目的。他们需要反映他们利益的国家权力机关来保护商品的生产、交往，保证市场竞争的自由。很明显，专制集权在此情况下，是同以自由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关系相矛盾的。这种权力机关，要反映他们的意志最好的形式自然是代表会议。所以，恩格斯讲：“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从历史上资产阶级代议政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看清这个问题。
〈一〉代议政治随商品经济的产生而萌芽。
当商品经济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产生时，新兴资产阶级便开始反对封建帝王的权力专断，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不过那时，商品经济还较幼弱，资产阶级尚不能同统治阶级对垒。他们只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迫使统治者作出某些政治上的让步。等级代表会议也可以说是这种让步的一种表现。中世纪的英国、法国形成的等级代表会议便是典型。城市平民(新兴资产阶级)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会议，多少反映了他们的利益要求。
<二〉代议制随商品经济关系的成熟而形成。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成熟是在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之时。这时，商品经济生产开始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心，资产阶级的力量已发展到敢于同封建阶级对垒的地步。他们需要为自己服务的政治权力机关，以保证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于这种机关为什么要采取议会的形式，可以这样认为：议会适应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基础。它对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采取“中立”态度，议会立法中的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议会不但在决策上制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而且不干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并可调解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所以代议制成为资产阶级掌握权力的最佳形式。密尔就把代议制说成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正因为如此，英、美、法、德、日等国家都先后确立了代议制。
〈三〉代议制随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而演变。
商品经济同代议制的这种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熟强化了代议政治的资产阶级性质。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代议制的初期，由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还残留着旧经济关系，故其代议制都多少受到旧政治关系的影响。只是由于商品经济生产发达之后，这种状况才逐渐消除。如英国代议制创设之初，其议会就并非纯资产阶级组成，且上院议员不经过选举产生，由世袭贵族和上层教士把持，在立法活动中还起主要作用。日本和法国的议会也有类似情况。明治宪法颁布后，日本议会由两院组成。其贵族院也不由选举产生。而由“敕任议员”担任。这些议员大多代表大军阀、大官僚、大财阀、大地主等特权阶层的利益，该院的权限也比众议院大。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全面发展，旧经济关系被彻底消除之后，代议政治也发生了变化。英国到20世纪初期才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则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将两院的地位和作用倒过来。
第二、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代议政治也发生了变化。
少数垄断集团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向国家权力渗透。从而在政治上形成了集中和“垄断”。这种集中和垄断造成了议会地位和作用的降低。本来，议会和政府处于分立、平行的地位，权限也是分明的。但垄断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削弱议会，加强了政府的权力。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中广泛流行的“委托立法”使议会的立法权大多转到了政府。这种情况鲜明地显示出由于商品经济关系的变化带来的代议政治的变化。
权力分立、制衡机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运行体制的重要内容。权力分开设立，相互制约最终的导源也在于商品经济，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商品生产者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权的保障。这些条件的保证，需要运用政权并使之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作为商品生产的主持者，他们要求政治上对财产所有权、生产权、经营管理权作出保证，不希望政权被垄断、不希望政权干预和破坏商品生产的秩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制是政治上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经济基础。三权分立最终就是为了保证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权力以及在竞争中的平等机会。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实际是防止行政权滥用以致破坏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司法独立，一是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必然体现在一定的法权关系中，法制维护主体的独立性；二是说明了商品经济关系所反映的法权关系抵触政权的侵犯，保证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得到非政治方式的解决。
三、政治自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并非资产阶级上台就确立了，而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导致政治变革后才逐渐完善起来的，普遍是在19世纪开始形成到二战后完成。这里所谈经济上的原因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工业革命。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虽然在17、18世纪取代了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但仍未实现政治自由。那么，为什么政治自由在资本阶级革命过程中已经提出，而革命胜利后却没有确立起来呢?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当时资产主义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当时商品生产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占统治地位的是少数大土地贵族、大金融资本家，他们把持国家经济和政治大权，并享有种种特权。故谈不上政治自由；二是争取政治自由的队伍尚弱小。一方面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弱小，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弱小。
工人阶级也是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壮大的。早期工人阶级争取自己权力的斗争处于自发的不成熟阶段。如捣毁机器运动。只是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才从自发斗争转向自为的斗争。在反对特权、要求平等自由、人权等方面，他们同自由资产阶级是一致的。而且，历史证明，自由资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从18 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和经过了工业革命。这一革命使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大增，同时也把他们拉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主要是靠价值规律来调节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和私有制财产权。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经济上要求建立统一的市场，在市场上人人有平等竞争机会；主张实行等价交换、公平贸易，反对特权和垄断，认为劳动权、财产权与管理权不容侵犯，人人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显然，这些都是工业革命作用于商品经济必然提出的。要达到这些目的，对于在经济上很有实力，在政治上又不起主导作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来说，必须取得政治权力。
因此，工商业资产阶级从要求经济自由发展到了要求政治自由。早期的政治自由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提出来的，当时属于鼓舞性质的，没有现实的基础。到资产阶级革命后初期，就主要是反对特权，反对大土地贵族的政治垄断，反对政府干预私人企业的活动以及对特权阶层利益的保护决策。要求加强代议政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后来，政治自由逐渐具体化，发展到包括公民参政决策，选举与被选举权，对公职人员的罢免，对政府的监督以及公众享有新闻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权等方面。
总之，已经形成的商品经济经过工业革命的推动，更加发达。由于这种发达，壮大了的资产阶级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权力——政治自由的力量。所以说，政治自由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为了说明以上论点，就以资本主义发展较为典型的英国为例，来论证这一经济政治的变革过程。
众所周知，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1688年革命正是资产阶级同地主贵族的妥协。这种由当时各种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妥协，给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阻碍。新建立的政权代表着土地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贵族特权阶层实行于己有利的重商主义政策，采取限制进口、奖励出口、保护关税等措施，以实现“货币差额”和“贸易差额”。此时的重商主义实际上是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实行的国家干涉主义。英国政府1650——1663年颁布的一系列航海条例和下令禁止一些商品进口，大面积地提高商品进口税，直到19世纪初期国会颁行的限制小麦进口的“谷物条例”便是重要表现。
英国的保护主义实质上是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处于低级阶段—一工场手工业的必然产物。生产力低，商品竞争力差，自然要依靠政权保护。(当时英国的毛纺织品就竞争不过印度)但是，保护一俟商品生产发达起来后，反而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完成后，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工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的扩大。到19世纪中叶，一半以上的工业品要靠在国外市场出售，而国内消费的大部分原料和粮食又要靠国外供应。在这种状况下，过去长期实行的保护政策就成了英国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障碍。因此，工业资产阶级为争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同土地贵族，大垄断商人和金融贵族展开了激烈斗争。并逐步取得了胜利。1846年废除了“谷物条例”，随后又废止了保持近二百年的航海条例。英国开始转变为自由贸易的国家。
还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贸易的同时，就在政治上同特权阶层展开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很明显，以“谷物条例”为主的特权阶层的保护主义政策，严重阻碍了工业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没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就没有资本剥削的自由；不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廉价劳动以廉价谷物为前提)，资本家就没有最大的利润。没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就无法保证。工业革命引起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经济平等，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建立新的经济秩序，首先和首要的条件是政治自由和法制的保障。政治自由主要是选举和被选举权，参政议事权，对政府的监督权。核心是加强代议政治。工业资产阶级认为，只要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参政决策，便可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建立适应新经济秩序的法制体系。在同特权阶层的斗争中，工业 “资产阶级迅速地了解到，只要议会掌握在它的敌人手里，那末它废除谷物条例的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
所以，工业资产阶级同特权阶层的斗争就主要围绕着代议制进行。这个斗争在工业革命完成时的表现最为突出。工业革命后，英国出现了一些新兴工业城市和一些日益衰败的城市，这时选举制度仍然是沿袭旧的办法，因而造成了人口和议席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加上议员财产资格限制很高，大量的中小资产阶级被拒于议会大门之外，这不能不引起工业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反对。故1830年英国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1832年实行选举改革，制定了《人民代表法》、1867年又制定了《选举改革法》，改变了议席分配的不合理状况，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1884年的人民代表法又使人数较前增多三倍。1918年通过的《人民代表选举法》，使妇女第一次有条件地获得选举权。 1928年男女平等享有选举权。二次大战后，英国终于实行了普选制，其中，1832、1867、1888年颁布的改革法案大大扩大了国会下院的社会基础。下院的权力与日俱进，上院的权力则逐渐下降。在19世纪，上下院时起冲突，上院常能阻止若干法案的通过。直到1911年下院才获得决定性胜利。当时上院要否决下院通过的预算案，下院则否认上院世袭贵族无此权力，并以增加元老进入上院相威胁，迫使上院通过了法案。随即，下院通过国会法，规定两院遇有争议时，下院有最后决定权。在英国，除了司法独立外，议政是合一的。在国会改革过程中，同时加强了议会对政府的控制。内阁首相由议会选出，对议会负责。所以，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最终取得了实质为“资本自由”的政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