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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轮动是利用市场趋势获利的一种主动交易策略。其本质是利用不同投资品种强势时间的错位,对行业品种进行切换以达到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行业轮动必须是建立在对具体的制度、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分析基础之上,同时关注经济的周期变化。
经济周期是一个大背景,在此背景下,存在着货币周期、财政周期、股市周期、行业周期等,这些周期彼此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和影响,但在综合性和时间的起承性上是不同的。经济周期是所有周期的基础,同时受其他周期的影响。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要逆周期行事,现代政府多数也采用干预经济的方式,所以,经济周期与货币周期和财政周期在相当多时候是逆向运动的。有些周期比其他周期要领先,比如,流动性周期领先股市周期,时间差在3-12月之间(中原证券,2009)。经济的组成部门——各个行业在宏观经济的表现,因周期的阶段不同会呈现强弱相对不同的表现。有些对GDP敏感的部门,会在GDP的变动中有更大的起伏,而有些不敏感的部门,则会相对弱一些。
行业轮动必须是建立在对具体的制度、体制和发展阶段分析之上,不同制度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系、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不可能实行相同的轮动策略。(1)中国的股市,某种意义上是“政策市”。全球股市基本上都受政府和央行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更甚,政府影响股市的方式更直接。A股上市公司中,权重股基本是国有资本占主导,这些公司的高管任命以及行业发展基本由政府主导。国家要扶持哪个行业、淘汰哪个行业,不仅可以通过信贷、税收等间接手段,有些时候直接通过资本运作就可实现,比如参股、控股、直接出资等方式。这样,中国的投资者在做行业轮动时候,就必须密切关注政府的产业政策动向,包括“两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领导讲话”等,从中寻找产业政策动向的蛛丝马迹。(2)我国是一个转轨的国家,许多方面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一些影响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比如利率、汇率、能源价格等,是在政府干预为主的情况下形成的,而这些价格机制对于资本市场运行来说是基础性,会导致经济变量间的作用方式与发达国家不同,对建立在其上行业运行景气有很大关系。美国的一些投资专家建议中国的投资者在紧缩阶段配置医药板块,可中国的研究者发现医药在中国并不适合作为防御性的板块。这可能与中国的医药行业尚待改革的现状有关。而房地产是在经济复苏阶段应该超配的板块,之所以适合超配,是因为紧缩阶段一般对应着低息,而这样的环境对于高资产负债率的房地产企业是双重利好,一是可以降低财务费用,二是可以增加购房需求,因为低息会增加贷款买房者的需求。但是房地产如果换一种环境,倒退到中国10多年前银行不提供住房贷款的环境,即便是低息的环境,也未必是首先复苏的板块。
目前,对我国行业轮动现象的理论解释有很多,但主要是以实体经济和行为金融为主。从长期和综合的角度看,应该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这样才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股市里的行业轮动应该是以实体经济的行业轮动为基础,是实体经济的一个映射。当然,这个映射并不仅仅反映现在的情况,更主要是反映将来的情况,同时,这个将来情况也只是投资者主观预期的情况,未必就是将来实际情况。
在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它们对收入的弹性是不同的。如果把GDP简单理解为收入,把不同行业理解为不同商品的供给者,而不同商品对于人们来说,其必需程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不同行业在GDP不同增长率下的必要性是不一样的。当人们收入很低时候,一些奢侈品就可以不买,但日用品不会减少太多,而收入提高时候,日用品的需求不会增加太多,而对奢侈品的需求就会提高。这个经济学里的需求收入弹性原理反映在GDP与行业景气的关系上,就是那些生产必需品的行业,比如GICS体系里的食品饮料、医药、公用事业,不太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有色、材料则比较受GDP波动的影响。另外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GICS体系里,把消费品区别为可选消费品和必须消费品,这样的区别是很有道理的。可选消费品是指汽车等奢侈品,这些比较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而必须消费品相对来说则不容易受影响。所以,在探寻股市里行业轮动规律的时候,测度与评价实体经济里不同行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就是一个重要环节。
从短期供给曲线的角度来讲,成本可以按照固定与流动来划分,也就是在短期内,有些成本是不变的,有些是根据产出改变的(在长期,全部是可变的)。而不同行业的成本结构是不同的。有些行业的固定成本比例较高,比如,钢铁、交通运输、煤炭等,这些行业在销售收入增加后,所带来的边际利润就会比较大。这个道理类似于一列火车,在仅有1人乘坐的时候(假定修建铁路、购买列车和支付列车人员工资均列入固定成本,也就是这些成本是死的,与多少个人乘坐没有关系,不列入边际成本),所带来的边际利润(边际收入-边际成本)就是这1个人购买的票价,而100个人乘坐所带来的边际利润就是100个人的票价,所以边际利润只与乘坐的人数有关系。行业利润与GDP的关系,也可以从这个例子中明白,1个人坐火车可以类比为GDP增长率很低,这个时候那些固定成本比较高的行业,比如钢铁、煤炭、航空,就会面临很大问题,出现利润下降或者亏损。而那些固定成本比较低的行业,就可以比较灵活的减少流动成本,比如减少原料采购等,从而避免利润下滑太快。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随着需求的增加,那些固定成本比较高的行业,就会有比较高边际利润,所以,这些行业适合在复苏阶段超配。
何诚颖(2001)运用现代资本市场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对板块现象分析表明,板块现象是一种市场投机,其形成与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特征密切相关。曹凤岐(2005)认为在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中,投资者容易受政策预期影响,并且决策行为趋同,这样就强化了股价冲击的传导机制,使得股市呈现出齐涨同跌的现象。郑翼村(2006)研究了我国股市板块联动现象的表现形式,探讨了板块联动现象的成因,将板块联动现象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基本面变化引致型、概念驱动型、庄家操纵型和无风起浪型,认为噪声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是构成板块联动现象的最主要原因。皮天雷(2007)认为在我国股市中投资者普遍认同的一个概念就是“补涨”,没涨的股票要无条件补涨,没跌的股票应当无条件补跌,于是形成了股市各大板块“齐涨共跌”的局面。
行业轮动本质上是一种行业受经济周期影响的现象,不是行业本身的兴起与衰退,所以,讨论行业轮动是基于短期内的现象,而行业在长期的从诞生、发展乃至消亡的演化过程就不是行业轮动研究的范畴。经济周期蕴含了经济运行的最综合信息,体现了经济的总体活力和景气,行业轮动研究的顺序是从经济的谷底开始,逐步发展到高潮,再转向低谷。经济在谷底的时候,一般表现为产出缺口为负、失业率较高、库存较大、物价和利率偏低,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市场机制本身和政府都有推动经济走出低谷的动力。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讲,国外的需求也是促进经济走出低谷的动力。所以,市场、政府、外需就构成了促使经济走出低谷的三大基本动力。
市场驱动的分析主线是沿着对利率和成本最为敏感的行业展开。利率和成本的下降,首先会刺激可选消费的复苏,尤其是房地产和汽车行业,这两个行业对利率和收入(GDP)最为敏感,往往是经济周期变动的领头雁。当先导产业汽车和房地产从低谷逐步上升时候,由于钢铁、有色、建材需求主要来自房地产、汽车、基建,因此这几个行业会因为供需发生变化而紧随房地产、汽车复苏。据中信测算,我国房地产行业与上下游60多个行业相关,房地产投资将消耗50%的钢铁产量、50%的玻璃产量、25%的水泥产量、20%的铜产量和10%的铝产量;同样的,由于电力的消费中需求因素来自钢铁、有色、建材、化学原料,而煤炭的主要需求来自电力、钢铁和建材,因此,煤炭和电力随着下游需求的上升而景气轮动,最后,由于港口、集装箱运输、船舶与整体经济复苏所带来的贸易额上升及大宗商品需求旺盛密切相关,因此,它们也会随之联动,与此相反,当先导行业需求下滑时候,所有行业将因此向下。
与此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直接刺激对此敏感的上游某些产品(原油、有色)的期货价格上升,从而表现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和资本市场往往领先于实体经济变化,而上游产品价格的变化又是相应行业股票变化的催化剂。当然,这个时候,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可能仅仅是对利率和货币做出的反应,其上涨的幅度和时间应该是有限的。
政府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是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财政政策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加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建设。这样会直接推动建筑、建材、钢铁、有色等的需求,并沿产业链向下;二是鼓励扶持新技术的应用。目的是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不同时期,鼓励的对象不同,上世纪80年代鼓励信息技术产业IT,本轮鼓励新能源。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世界经济的好转会带动中国经济的向好,促进中国出口的增加,并沿产业链带动经济全面发展。考虑到出口产品结构,我们可以简单把世界经济对中国影响分解为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推动必需品需求,包括纺织服装、家具卫浴等;另一条是推动机电产品出口,并沿产业链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