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银行(Offshore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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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银行又称离岸单位,是设在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或其它金融组织。其业务只限于与其它境外银行单位或外国机构往来,而不允许在国内市场经营业务。
离岸银行在金融学上指存款人在其居住国家以外开设账户的银行。相反，位于存款人所居住国内的银行则称为在岸银行或境内银行。
存款者开设离岸银行账户的动机可能有如下几点：
离岸银行有下列问题：
离岸银行业务在我国发展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历经了试办、停办和复办的曲折过程。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产生了新的融资需求，银行国际化经营也需要“走出去”，此外人民币开始出现国际化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为银行离岸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当然，与此同时这项业务也面临“成长的烦恼”和不可回避的风险，因而对金融外汇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期组织的这一专题，对银行离岸业务的现状、试点经验及监管存在的问题作了相关的介绍与分析。
发展历程
离岸银行业务源于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伦敦出现的欧洲美元交易，但当时业务量很小。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直至70年代，伴随着离岸银行市场的快速扩张，离岸银行业务得到迅猛发展，80年代达到高潮，形成了新加坡、香港和东京等新的离岸银行中心。由于离岸银行业务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其发展反过来也推动了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和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加强金融监管重新成为各国的共识，金融自由化步伐放缓，离岸银行业务的发展步入低谷，呈现相对衰落之势。
“西方不亮东方亮”，出于开办离岸银行业务既是吸引外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我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有效途径的基本认识，1989年5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招商银行在全国率先试办离岸银行业务，拉开了我国离岸银行业务的序幕。随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准试办离岸银行业务。由于国际离岸银行“革命”本身处于低潮，加上国内存在政策不到位、业务品种少、抗风险能力差等先天性不足，因此离岸银行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以深圳市为例，截至 1998年6月，总资产规模仅26亿美元。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国离岸银行业务刚起步不久，就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海南发展银行关闭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的洗礼和冲击。面对资本外逃压力，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1999年国家停办了离岸银行业务。近年来，随着国家外汇储备的逐年增加和金融监管体制的逐步健全，为人民币国际化夯实基础、发展离岸银行业务的呼声渐强。2002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重新取得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资格。截至2004年9月底，四家银行离岸资产总计在16亿美元左右。
运作方式：内外分离，两头在外
由于地理条件、经济环境、历史背景、金融监管等方面存在差异，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离岸银行市场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依托主要国际金融中心或区域性金融中心形成的离岸银行市场，如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等；一种是借助宽松的税收环境和配套的金融服务形成的离岸银行市场，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其中根据金融监管是否区分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前一种离岸银行市场还可以细分为内外混合型（以伦敦、香港为代表）和内外分离型（以纽约、东京、新加坡为代表）。
根据国际离岸银行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我国离岸银行业务发展采取了内外分离为基础、适度渗透作补充的模式。在实行“内外分离、两头在外”的经营管理原则下，各银行离岸银行业务发展在试点初期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一是离岸客户结构和地区分布单一，客户群主要是港澳地区的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境外股东；由于国内中资银行对境外客户的资金信用状况的了解相对有限,实际上各银行离岸银行业务九成以上的客户是境外的中资企业。这也成为各银行离岸业务不良资产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业务种类以传统的存款、贷款、结算等零售业务为主，同业拆借等批发业务相对不足。近年来，这些银行离岸业务结构和运作模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成为主要利润增长点，同业短期拆借业务有了长足发展等。
主要问题：蕴含潜在风险
我国离岸银行业务发展初期，政策相对宽松，管理发展的方向明确，《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也于1997年和1998年相继出台。但 2002年离岸银行业务复办以来，既没有对不完全适应目前新形势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修订，也没有出台新的管理办法，导致政策定位不明确，制约了离岸银行业务的发展。当然，银行自身经营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利用离岸与在岸业务联动，逃避监管，增加潜在风险。如2003年下半年收汇、结汇外汇专项检查中也发现，个别已开办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通过客户在其离岸市场部的外汇存款作质押或担保，对境内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增加了我国资本流入的压力。
未来之路：规范发展
回顾中国离岸银行业务发展十多年走过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有短暂的辉煌，但更多的是长期的低迷，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风险。前不久中航油危机事件中，国内6家银行中了“埋伏”，其中就有3家银行因为离岸银行业务牵涉其中。因噎废食当然不行，盲目扩张更不可取，规范发展才是上策。毕竟，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需要离岸银行业务的发展。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与离岸银行业务的发展关系密切，前者往往需要后者的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不可缺少的标志就是国内企业成为跨国企业，中资银行成为跨国银行。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企业“走出去”战略，但国内银行的金融服务没有完全跟上，此时发展离岸银行业务可谓正当其时。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具相当规模，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也颇可观。从国家和民间外汇储备寻求出路的角度出发，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也不失为左右逢源之策。
约翰·克瑞斯滕森
吉隆坡，7月。可能是天气太热，也可能是吉尼斯黑啤酒和库瓦西耶（拿破仑）干邑白兰地让我感觉迟钝，但坐我旁边的这个人正说的那些事听起来却仍然令人难以置信。此时，我正与一家马来西亚最大的合资企业--KSM的首席财务官在一起，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在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里是位重要人物。整个早上我都在与他的团队以及合作企业委员会会谈，讨论该合作企业存款和投资活动的非常规增长。他们竭尽全力地取悦我。开完会后，我们乘电梯到他们位于商业中心区的办公大楼顶层，那是一个奢华的场所，在那里，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龙虾宴，配的是烈性法国白兰地。
随着上来的一道道菜肴，气氛渐渐缓和下来。上面提到的那位邻座似乎对我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最感兴趣，那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泽西岛--一个英吉利海峡中的岛屿。他对泽西岛作为一个离岸避税港的角色尤其感兴趣。
"在那投资安全吗？"他不断地问我这个问题。当我告诉他我对那个地方的金融机构所受监管情况了解不多时，他拐弯抹角地解释说其实他对这些并不关心。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他并不担心监管是否严厉，而事实上，他正在策划一些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合法的事情。
我在吉隆坡审查马来西亚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发现了一个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混乱的问题。这是一个旨在帮助农村存贷款合作企业的法律小漏洞，它给了许多接受存款合作企业（DTC）的董事会机会，使它们能给存款提供较高的利率，这比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所确定的利率高一些。由于这个缘故，它们吸收到了数十亿存款，这些存款它们可以拿来投资，而不会受到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或者银行与金融公司委员会规章制度的管制。我在那里访问了一些较大的"投资合作企业 "，发现它们将这些存款大量地贷放给了企业董事、亲戚和关系密切的亲信，而且这些贷款通常都没有任何担保。这些资金直接被寄往包括香港、伦敦、新加坡和纽约在内的不同避税港的秘密离岸信托基金或公司。这些存款在市场繁荣时，被投资到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而接下来的市场低迷，使其损失高达数亿美元。由于处在离岸金融市场的特殊用途投资机制中，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无可挽回地损失掉了。1986年，在一次阻止民众对马来西亚银行体系信心崩溃的行动中，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得不中止了最大的接受存款合作企业中24家的交易活动。
对投资者缺乏保护这一点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很多接受存款公司的董事都是马来西亚赫赫有名的商人，他们与执政联盟的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让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此期间，卷入其中的金融中介公司中竟然没有一家对这些向避税港非法转移资金的行为进行报告或者仅仅是提出质疑，这包括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和审计师。我也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种缺乏职业操守现象的人。很多研究洗钱的专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用来转移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活动所获收入的金融网络路径，与数十年前西方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为了非法资金外逃和避税所使用的金融网络路径一模一样。奥萨马·本·拉登在2001年时奚落说，基地组织的资金是安全的，不会被美国所冻结。他自夸道，他正充分利用"西方金融体系的缺陷……恰恰是这些缺陷已经成为西方金融体系自身的陷阱。"
我曾经一度极力想弄得更明白，到底这些来自于DTC的资金是如何从离岸银行挪出去的，但后来我发现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离岸信托基金都没有注册，这也就无从获悉幕后那些人的身份。碰上这个无法逾越的秘密障碍，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努力。我就我的发现向马来西亚官员提出警告，并建议他们通过加强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来克服这些问题。但是我的兴趣自此发生了转移，转移到如何防止非法钱财从发展中国家流向西方银行体系这些更大的问题。
离岸中介
完成我在马来西亚的任务后，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回到泽西岛查明离岸金融体系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这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因为它意味着会丢掉我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职业而开始从事一份存有很大疑虑的新工作。而且我知道，无论我个人如何看待这份工作的性质和通常的避税港，我一刻也无法放下我的决定去干别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回到我泽西岛的家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坦率点讲，这个抉择也让我感到畏惧。
我在泽西长大，我喜欢这个岛上的风光景致，喜欢它的海岸线，也喜欢它那迷人的传统。尽管我为自己是一个泽西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仍觉得应该增加更多的阅历，于是我离开泽西岛，在伦敦进行审计和项目评估的培训。当我差不多 25岁时，我又开始学习以便能拿个经济学硕士学位，最后，我获得了经济学和法律的双硕士学位。在学习期间，我与英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Oxfam2000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一些运动参与者取得了联系，开始研究世界上那么多最贫困国家的资金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流入秘密银行账户的问题。
这个研究一直持续到我毕业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工作时，就逐渐意识到由IMF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资本市场和贸易自由化计划使有钱人和资金充裕公司的避税变得更简单。在将资金非法转移到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基金的过程中，避税港起了关键而隐蔽的作用--不仅有利于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实力的个人及公司，而且也耗尽了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随着它们的财富大量地消失在离岸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通过举债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收入。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放慢的经济增长率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不平等，助长了日益增多的政治风险，从而促使更多的资本外逃。放缓的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在维持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时越来越难应付它们的外部债务。简言之，离岸避税港破坏了经济增长，导致了贫困。
在查阅了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献后，我证实目前几乎没有关于避税港的作用和在新兴的全球化金融市场下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的研究，离岸金融在资本市场和世界贸易的专业文献中少有提及，更别说在世界上财经类大学生的主流教科书中出现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疏忽，特别是当你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时：有五成的世界贸易经过了避税港，从理论上来看，每天有数十亿美元通过离岸网络输出输入。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工作使我遍历了东南亚和北非，无论行至何处，我总有一个体会，那就是--财富，特别是像来自于石油等矿产资源的财富都正遭受着腐败政界和商界权要的剥夺，这些财富被输出到瑞士、摩纳哥、开曼群岛和泽西岛等避税港的离岸银行账户和信托基金。在这些国家，严重不公与极具腐蚀效应的独裁的结合造成了社会紧张局势，特别是那些著名的石油出口国，在这些国家，极少数权要积聚了巨大的财富，而很多人却连工作都找不到，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贫困造成犯罪、刺激暴力行为并助长恐怖活动。从这个角度看，非法钱财流入离岸银行账户与那么多穷国对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愤恨情绪之间的关系也就容易理解了。
对尼日利亚财富近乎无休止的掠夺和该国日益滑落到犯罪和暴力的深渊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根据《经济学家》载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萨尼·阿巴查还是尼日利亚的独裁者时，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有一个固定的指令，即每天将大约1500万美元转入他的瑞士账户。"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金融专家团以及能够从为犯罪和主要金融体系提供中介中获得好处的离岸政府官员形成的基层组织的默契配合，这样大规模的贪污是不会得逞的。全世界有大约100家银行都参与处理阿巴查掠夺的财富，这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银行，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巴黎银行、瑞士信贷、英国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建富证券公司、德国商业银行和印度银行。根据国际政策中心（CenterforInternationalPolicy）的洗钱专家雷蒙德·贝克的研究，"随着阿巴查的财富被估定为30亿到50亿美元之间，很多银行都开始对这笔钱虎视眈眈，希望能拿到这笔巨款，给这笔钱提供一个庇护和管理场所。"
阿巴查的非法所得中，大约有3亿美元最终落户于位于泽西的银行，毫无疑问，泽西银行都知道这笔钱的来历，它们对为这样一个政治风云人物管理这笔资金收取高额手续费。不必说，在阿巴查倒台后，当国际压力最终迫使这笔贪污赃款被遣返尼日利亚时，银行一分钱的费用也没拿到。虽然曾给这个非洲近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支持，但没有一个职员受到指控，更别说受到任何方式的处罚了。相反，泽西官员们还大肆吹嘘他们在将这笔钱遣返回国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尽心尽力。
简单地说，南半球如此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没有富裕国家金融机构的参与是不会成功的。尼日利亚一直都位于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 national）的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榜首，但是，我们很难反驳前尼日利亚教育部长阿里亚·法风瓦教授的说法，他在2005年曾说道，瑞士"因藏匿、怂恿和引诱世界范围内的侵吞公共财产，将这些贪污所得保存在他们的地下保险库中以保证其安全"，应该位列最腐败国家名单的榜首。
在很多西方国家，银行和其他的接受存款机构都被要求执行详尽的检查，以确定它们存款人的真实身份和他们的资金来源。在实践中，富于灵活性的官员们私底下向我透露说"认识你的客户"这一标准，在实际处理中经常只是一个可选可不选的标准，没人关注他们的客户是否在逃税。近年来，在阿巴查这样的政治大亨事件后，这些应予关注的检查措施得到了加强。但是银行仍然不愿意执行"增强型"的稽核任务，部分原因是因为涉及费用成本，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更愿意对它们的客户行为的合法性听之任之。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在实践中，很多律师、银行家和逃税者沆瀣一气，他们从为这些逃税者处理赃款中获得大量手续费收入。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德高望重的美国瑞格士银行在它的"了解客户"文档中这样描述它的一个政治大亨客户呢："客户是一位从事私人投资的客人，定居在巴哈马群岛，该客户是处理受益人投资需求的中介人，现在该客户是一位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已退休专业人士，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条不紊地积累着自己的财富。"这位"已退休专业人士"就是前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他从1979年开始就在瑞格士银行开立了28个账户和存单，金额总计为600万～800万美元之间。皮诺切特因为涉嫌酷刑和暗杀已遭起诉，在他的统治下，智利政府组织屠杀小分队排除异己，胁迫民间组织。他还涉嫌毒品交易、非法军售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在2005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和一些跟他关系密切的家族成员因逃税和欺诈遭到调查。
碧海、银沙和秘密
泽西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异常繁荣。在最近10年里，世界各地的许多大银行在离岸区设立子公司，以应付它们的高级净（增）值客户所需私人银行服务的迅猛增长。律师事务所和大会计师事务所也在离岸区设立子公司，以便向它们的企业和私人客户提供管理和信托服务。泽西距伦敦只有45分钟的飞机航程，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给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离岸避税港的伦敦提供离岸服务。早在20世纪60年代，地方律师事务所就热心于学习百慕大和开曼岛，向泽西政府递交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变革措施，这使泽西慢慢地变成了企业界所称的"有吸引力的离岸投资环境"。这个环境对鼓励研发或者商品和服务生产毫无用处。它的吸引力来自于极低或者为零的税收以及几乎对非本地注册企业的毫无管制。很多企业在技术上看似是合理避税，但它们实际上是在这种极易被识破的伪装下基于非法逃漏税而存在的。
对离岸金融服务的需求增长迅速，以致泽西岛都无法应付这种巨大需求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需要人手，但是有资格的劳动者却不多，有经验的职员更是紧缺。尽管放松了雇用标准，但银行仍然无法那么快招收到因其业务飞快增长所需的人手。在我回到泽西的那些日子里，我有一些可从中选择的工作机会。虽然我没有在银行和信托管理方面的工作经验，但他们提供给我的报酬远高于我目前作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所挣的报酬。我选择了一份沃尔布鲁克信托泽西有限公司的工作，这个公司是现今全球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的一个子公司。沃尔布鲁克的客户遍布全球，这个公司对于我了解实践中的资本外逃和逃漏税是很有帮助的。
从我的办公室窗户俯瞰圣赫利尔码头，我能看出泽西是怎样转变成一个离岸金融中心的。旧的城市住宅和农业商场迅速地让位给国际性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大楼，旅游纪念品商店正日益被改建成酒吧和奢侈品商店，以迎合金融行业的高收入者。尽管公路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40公里，我窗外的街道还是被车子塞满了。保时捷、美洲虎和宝马在这个岛上备受欢迎，在短短的9英里道路上就可以看到5辆。在这个不久前还是一个保守而很有节制的社会，炫耀性消费已经成为现在的常态。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岛屿的传统农业发展急遽下降，旅游行业也同样如此。二者都是被离岸金融服务业所导致的迅猛增长的物价和工资给挤垮的。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而且随着传统行业被经济过热所摧毁，这个岛对避税港活动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随着这种依赖性的增加，从英国那儿享有很大自治权的泽西岛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这个自由自在的行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这个行业能够通过施加政治压力以保证得到特殊对待。我最初对离岸银行这个潜在"政府战利品"的担忧在几年后被证实了。
在我开始工作的几周内，我对我们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业务类型有一种体会。为大量的小规模账户工作包括依照指示在离岸账户中支付和转移资金。这些指示一般都是由伦敦、卢森堡、纽约和瑞士的律师传真或邮寄过来的。资金的真正（或说受益的）所有人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而离岸公司的所有权都伪装在名义董事和股东名下。通常这些公司属于离岸信托，后者是完全隐秘的，甚至没有注册。我被告知，这些程序构成了几乎所有离岸交易良好的习惯性做法，这种交易一般包括三个媒介（信托、公司和真实的银行账户），这种交易在不同的离岸管辖区域内广泛地扩展开来。各公司还采取严密措施来保守这些秘密，包括特别设计的传真机，使得表面看来这些客户公司的确是在泽西进行实质性的公司职能运作，它们还不断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保证外人不会获知它们客户的真实身份。这对一家在伦敦的证券经纪联盟集团来说尤其便利，这个财团在泽西利用一家匿名离岸公司，作为它处理大量会员的贸易欺诈行为的大本营，几乎不用受任何处罚。单是这家公司涉及的交易金额就达上亿英镑。
这些秘密安排完全都是为了阻止正当权威机构的调查，但是为了进一步保证客户的安全，大多数的信托基金都订立含有 "逃遁条款"的合同，这个条款使这些客户的受托人在一遭到调查时就能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域并指定新的受托人。毫无疑问，这些服务要价不菲。但是这些客户的潜在收益和税收节减远远多于这些。
偷税是我们很多客户的主要目标。理论上，税收行业在逃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做了很严格的区分，逃税涉及欺骗性申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间的区分很不清晰，英国一位前财政部长就这种混沌不清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浓厚得跟监狱围墙一样。"我在泽西工作时所使用的大部分税收方案很可能通不过那些受益人所在国家税收当局的详细审查。如果他们的税收方案是严格合法的，他们就不需要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了。当然，任何问起这个秘密的人，他们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那就是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存款者，他们的税务当局都要求他们申报收入，但是业内人士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相信其金融状况能够瞒天过海，不会为人所知。
税收筹划者通过很多方式来证明这种极度隐秘性的必要。最经常使用的证明方式是，在一个充满政治风险和专制的世界，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来自贪婪政府力量的压榨。隐秘性，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极力想摆脱纳粹金币丑闻给他们带来的臭名）的成员银行在财金出版物上用半版的广告来向人们描述的那样，"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那样必不可缺。"一位来自美国遗产基金会（US 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的避税港倡导者曾将离岸市场的隐秘性与保护沙特阿拉伯同性恋的必要性联系起来。我曾经从事的国际发展方面的工作使我对人权问题极其敏感，但是在我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没遇到哪怕是一个调查记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贸易联盟的激进主义者、人权运动参与者或者容易受到任何政治极端势力极权政府迫害的人使用秘密的离岸市场账户。相反，恰恰是那些独裁者，比如，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赤道几内亚的特奥多罗·奥比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还有他们的亲属和亲信都利用离岸账户来藏匿他们盗得的赃款和逃漏税。如果细细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离岸银行的隐秘性保护了人权"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给全球化商业的车轮加点润滑油：逃漏税的运行机制
很多公司的逃漏税涉及贸易的不当定价。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跨国企业，它们利用避税港通过所谓的转移定价将利润从高税率区域转移出来，转移定价是指由同一个人所有的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进行贸易的过程。从技术层面来讲，转移定价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因为大多数世界贸易是发生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的。但是在实践中，跟转移定价有关的国际惯例大部分都缺乏效率，因为同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交易的商品没有市场价格可循。因此跨国公司利用它们设在避税港的子公司来抬高进口价格，压低出口价格，以此大规模地减少税负。有些无形资产如专利权还被挂在离岸区子公司名下，这样它们能获得比在本国申请时高得多的估价。在泽西工作时，我见过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石油经营商、制药公司的子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离岸区转移利润的。
我们的某些客户是小公司的业主，这些小公司大多都设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设立离岸公司以便能通过一种被称作重开发票的手段在泽西达到洗钱的目的。重开发票表面上看来就是将商品或服务先卖给在避税港的第三方，然后再卖给最终购买者。在实践中，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一场骗局，旨在欺骗当地的税务当局，这些经过离岸区非法转移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最后都留在了隐秘的离岸区账户。有些资金后来则披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外衣绕了一圈又回到国内，而这些投资一般都享有税收优惠待遇。
在很多情况下，通过不当定价来转移利润很少被税务当局发现。美国的一些研究学者曾揭露过一系列不当定价的同业贸易，包括从中国进口的卫生纸定价为1千克（大约四卷）121?81美元；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塑料桶定价为每个972?98美元；从俄罗斯进口的自行车轮胎定价为每个364美元。⑩在出口方这边，人为压低定价的例子有：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美国产推土机定价为每台387?83美元；出口到特立尼达岛的装配式房屋单位定价为1?2美元。这项研究估计，从1998年到2001年仅因不当定价转移利润给美国带来的税收损失为1?75亿美元。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此造成的损失比例比美国要高得多，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财力对隐秘的离岸中心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例如，很多非洲经济体的诸如油气、矿业、制药、商品贸易等这些战略部门都被跨国公司控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管理部门没有能力对转移定价的诡计进行调查，所以它们也就没有能力筹集到公共设施部门建设所需的足够资金。一个研究非洲税收问题的专家指出，转移定价的陋习在这个大陆上已成通病，但至今还没有哪个非洲国家在挑战这个陋习上成功过。
一些经济学家竟然赞成这种积极的合法避税形式。他们认为，公司董事有义务最小化成本，包括税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抑制高税收/高消费的政府，迫使它们服从市场经济的严格法则。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要斟酌片刻，就会认识到原来他们对政治领域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在传统的术语层面上，税收并不是企业的成本，就像股息支付，将其作为利润分配更准确一些，这跟税收出现在损益账户中是一样的。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便利使得跨国公司能够通过它们设在类似泽西这样避税港的有名无实的纸上子公司安排它们的贸易和投资，还使它们能获得高于它们竞争对手的明显税收优势。由此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领域，这给了跨国公司相对于非跨国公司更多不公平的优势。在几乎任何情况下，这都意味着更有利于位于世界北半球的大公司而非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竞争者。这种不公平优势还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受到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投资的压力而更趋恶化。这种方法往往被误认为是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同样对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内竞争对手有利。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合法逃税和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外国投资在近几十年来对调整贸易和投资资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这些问题从未被列入过考虑范围。
由于这些扭曲和滥用市场的努力，避税港实际上降低了全球生产率，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原教旨主义人士提倡一种无障碍方法以促进自由贸易，可他们忽视了避税港的角色。世界贸易组织（WTO）很少对财政补贴和税收扭曲如何破坏自由公平贸易的问题进行调查。但这个惯例也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决定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境外销售公司（FSC）将利润留在免税离岸区；FSC成为一种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补贴。FSC被撤销后，随后被一种与其类似的不在辖区内的收入免税的税收优惠所代替。2002年，在欧盟的控诉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这个问题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寻求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游说努力花了许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却公然抨击对穷人的福利项目。
随着我在泽西的客户群的增加，这种弊端越来越明显。但在我与我的同事们发展工作关系时，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工作的更广泛意义漠不关心。他们都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初级职员频频跳槽以寻求更高的工资，高级职员则竭尽全力想尽快挣到更多的钱。那里的气氛很疯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寻找合法避税的新办法。曾在这个合法避税行业待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师和会计师就会被雇用去进行详细分析，看有什么样的税收漏洞能供利用。当然，只有很有实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时850美元的费用给那些帮助它们制定详细的合法避税方案的专业人士，而大多数的小公司则支付不起。这种不公正的合法避税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竞争性优势，而税负则日益从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转移给中产或者底层收入家庭。
我的很多同事对由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的指责并不关心。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小岛之外的世界一点都不感兴趣。除了工作，他们的话题很少偏离当地的流言蜚语、汽车和房子价格这些主题。在工作中，我对那些在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间流出流入的资金来源不予理睬，这些资金很多来自非洲国家。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们出去参加"周五万岁"的办公室饮酒狂欢会时，我的部门上司桑德拉·毕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对讨论那些事情毫无兴趣，而且从不在乎非洲发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乐趣集中在敞篷娱乐车和在周末喝得烂醉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复一日、毫无生气，她仅仅将工作视作迅速致富的途径。很奇怪的是，我喜欢她，我们相处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对不那么富裕的客户毫不体谅更别说同情的做事方式、对有钱客户恬不知耻的奉承态度都让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对享乐主义的虔诚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缩影。就像我的大多数同事，桑德拉从不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为联系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这些联系。
反复无常：合法避税的疯狂增长
"规则不过就是规则，规则是要人来打破的。"这是引自2004年3月《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些言辞不是出自一名带着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对全球化的激进主义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对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马施云（MooreStephens）的一个公司税务合伙人进行的采访。在评论英国财政预算报告中的税收方案时，他接着说："不管立法是否适当，会计师和律师总会有隙可乘。"在面临煽动犯罪的指控时，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慌忙跟它的这位合伙人的言论划清了界限- -但事实的确如此。多年来，合法避税已暗中损害了国家的税收体制，而且"什么也无法挡住赚钱"这一观点也坚不可摧。
跨国会计和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代表了这种傲慢自大的具有颠覆性的态度。该公司税务部门的公司文化于2003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对从该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公司内部备忘录、电子邮件和其他信件进行披露后被曝光。在毕马威的高级顾问格列格·里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提请公司中主管纳税的负责人吉尔夫·斯坦注意，他说，即使监管者针对公司的高净值客户所使用的税收策略采取行动，从这种策略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超过任何可能的法院罚金。"我们的一般交易，每桩可以收到 30万美元，而最多只会有3?1万美元的损失。"另一份内部文件包括一个警示，说公司如果遵守美国国税局（IRS）关于合法减税的法定要求，毕马威将"不可能在有利税率产品市场中竞争。"这些对合法避税行业文化的披露促使参议院对此进行报告，其中称一个毕马威的高级官员已"有意地、有目的地，而且蓄意地违反联邦合法减税法。"
在支持这些企业文化方面，记者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们写的文章对合法避税不加批判，不考虑它的社会经济影响，他们附和奥威尔关于税收行业执业者的说法，奥威尔将合法避税描述为"有利税率产品"、"减轻税收负担"、"前摄的财产保护"和"税收效率"。在泽西这个离岸区的工作让我明白在逃漏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离岸金融行业通常都达到了一种协调状态，那就是对其他的腐败和不道德行为比如军火交易熟视无睹，"佣金"被汇入离岸公司的账户以寻求对规模大的合同的保护，而内部交易操作则通过离岸公司的处理掩盖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复杂的法律架构和不同离岸管辖区间错综复杂的交易都是为了虚张声势，制造误导调查组的信息，而名义董事和不合作的当地监管机构则与调查者周旋，阻挠调查工作。正如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BritishSeriousFraudOffice）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言："避税港就跟登记中心一样，我曾看到有些交易，其所有的交易决定都是在伦敦做出的，但却在避税港登记。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对合法调查的阻拦。"
一种"别告诉我，这样我就不知道了"的文化滋生在银行和金融服务产业。很多公司的董事会宣称它们不知道旨在维护它们利益的税收计划是怎样设计出来的，当它们精心构建的离岸机构被披露具有欺骗性质时，它们仍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例如在安然的例子中，该公司利用设在开曼岛的几百个有特殊用途的机构来隐瞒它一直在亏损的资产负债表，首席执行官肯·莱和他的前任杰弗里·斯基林辩称他们对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创设的资金结构一无所知。他们还引证说，那些资金结构都已经获得了律师、银行家和会计师的批准，他们以此来解释自己所持的立场，为自己洗脱罪责。
他们的辩解纯粹是胡说八道。2006年2月，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税务负责人向我证实说，董事会给他们税务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避税的功能。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一些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会上，律师和会计师们都殷切地推举安然公司为21世纪的模范公司，首先是因为它有创新的资产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显然意味着可以在很多国家进行详细而积极的合法避税。已公布的安然账户显示在1996～1999年间其净收入为23亿美元，而为了逃避纳税，公司宣布亏损 30亿美元，因此在此期间，公司没有缴纳任何税。其2000年的财务决算报告需纳税收入为31亿美元，但同样是为了税收目的，它宣称亏损为46亿美元。就是这样的创新和公司职能让律师和会计师将之推荐给世界各地企业的董事会，这已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安然的例子充分表明，即使它在法律字面意思所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但金融服务的产业文化已经对规章制度、税收体制和民主进程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2003年11月，参议员乔·利伯曼向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递呈词，将这些堕落的价值观归纳为"大批律师和金融会计师缺乏职业道德，一切就是为了帮助他们的客户避税，这样能给他们自己带来丰厚的报酬。"
事实上腐败还涉及更高层次，我们却为何单挑金融和公司团体的刺呢？我们该如何解释民主国家政治领袖们的价值标准呢，他们一方面对他们的国民强制征税，另一方面却建立周详的离岸机构为自己避税？就拿前加拿大财政部长兼总理保罗·马丁来说吧，为了合法避税，他的海运船队注册登记在加勒比海和欧洲的不同避税港。还有前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据说他通过设在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的离岸公司来控制他的电视网络电视五台。前泰国首相他信·西那瓦又怎么样呢？他在2006年1月将他的通信集团西那瓦公司的控制权以19亿美元的免税价格出售，这使得数十万泰国居民上街抗议他所领导的政府腐败。英国的一本私人侦探杂志《天眼》中有一篇题为"你们的政府部门鞭长莫及"的短小精悍的文章，据其报道，西那瓦公司是通过一家英国维京岛公司，合适地说，名称为富财投资公司贱价出售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缴税。英国的工党又是怎样的呢？它从1997年执政以来，多次接受来自持有离岸区账户的知名赞助者的捐款，这些腐败的风气已经成了标准规范。
女王忠心的避税者
表面上看，对于很多临时的观察员来说，我和我的同事工作的离岸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经济系统相隔甚远，但事实上，离岸银行处于全球化金融体系的中心，这使得企业和被看作是银行圈里高级净值个人（HNWI，或说微型母鸡，"hen-wees"）的超级富豪，能够在国内公众和法律当局所管辖不到的地方进行操作。20世纪60年代，当大量的石油美元开始在欧洲积聚起来时，离岸经济系统作为当时的一个显著特征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最显著的是通过放开国际汇率管制来达到金融交易的自由化，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固定汇率制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对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以及轻点鼠标就能实现资金高效转移的新型通讯技术的涌现。
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离岸避税港的数目从70年代初期的25家上升到2005年的底的72家，金融服务业的扩张规模变化之大可见一斑。很多国家都在准备建立它们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比如，2006年2月，加纳总统约翰·库福尔宣布他的政府意欲争取立法机构的同意，以允许在其首都阿克拉通过与英国巴克莱银行集团组建的合资银行提供离岸金融服务。有趣的是，72家避税港中的35家都与伦敦金融城有关系，它们或者与英国有直接的组织关系，或者是成了英联邦的成员。几乎所有这些避税港都与工业化大国有关，有相当数量的避税港群集在加勒比海、欧洲的外围边界地带、中东和东亚。其中大多数都与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伦敦、纽约和东京有密切联系。
20世纪80年代国际债务危机之后，西方大银行将它们的营销努力转向为世界上大约800万的"微型母鸡"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在那场危机中，很多的高负债穷国最后都宣布对银行财团的私人贷款不予偿还。私有银行专心于向富人们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全球大约有300万亿美元的客户资金由它们管理，这可是很大的利润来源，尤其是在低税率和无税环境下管理时，更是如此。1995 年在伦敦金融城的一次银行业会议上，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行业的目标就是在10年内将"微型母鸡"们的大多数金融资产都转移到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例如在拉美，财富高度集中，约30万人拥有大约3?7万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据估计，这些拉美地区的富人中，其整个现金和已列出的证券资产中有超过50％的部分都放在离岸区。有趣的是，世界银行甚至在其2006年的拉美报告中指出，富人们的逃漏税阻碍了该地区的发展。这导致了一个投资不足、失业和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加剧了贫困、犯罪和极端主义。
关于全球财富管理趋势的研究报告认为，离岸金融业在达到其将富有客户的资产转移到离岸区的目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进展。2005年发布的一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11?5万亿美元的"微型母鸡"资产位于离岸区，这些资产或是免税或是被课以极低税率。如果对这些资产的收益按30％的平均税率征税，将使政府岁入每年增长2?55亿美元，这足以实施对低收入阶层的大型减税计划，足以为整个联合国千年计划--目标是在10年内将贫困人口降低一半，提供足够的资金。目前的7800万美元全球援助预算在这一税收损失估算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这种税收损失还不包括由于公司以各种形式偷税造成的其他损失，或者由于税收竞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根据英国援助机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估算，2000年这一损失大约为 500亿美元。
出卖泽西岛
泽西以及其他类似的避税港，都提供了将管制与放任、合法与非法联系在一起的离岸界面。表面上看，这些离岸银行是在模仿国内的银行体系，但是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也就意味着这些离岸公司没有经过审计，从而也就无从得知到底是谁拥有这些公司，谁会从离岸信托机构中受益，它们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这些隐秘性为犯罪和腐败提供了理想土壤，使这些勾当不那么容易被主流经济组织察觉。离岸公司并不是利用避税港来增加它们活动的经济价值，而更多的是利用它从事节省成本的"搭便车"活动，或者是从事金融欺诈。避税港的工作包括参与到一个充满欺诈、腐败、洗钱、逃漏税、军火交易、黑手党敲诈勒索、内部交易和其他形式的市场扭曲活动中，这些活动搅乱了真正的企业和财富创造的正常秩序。被私人侦探杂志《天眼》描述成"腐败小岛"的泽西岛，因参与欺诈活动，几乎不可避免地获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这则伦敦金融城的"泽西或者监狱"的笑话将其概括得淋漓尽致，这个笑话同样适用于任何在税收事务中顶风逆行的人。
慢慢地，我对我的工作感到了厌烦，而且对合法避税行业也感到困惑不安，于是我放弃了在信托公司的工作，在泽西岛政府申请了一个经济顾问的职位。1987年我被任命就职。
泽西政府，因其具有封建性质的正式名称"泽西州"而为世人所知。它不像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那样拥有一个政府和一个反对党，泽西没有任何政党体系。立法者财力有限，而且缺乏足够的研究人员和助手帮助他们对经理们的政策进行详细调查。地方政治活动也掌握在私产所有者和企业主手中。首席法官和政府首脑（立法机构）都与该岛的司法官有关联，而司法官是由英国国王指派的，这意味着立法和司法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和区别。泽西唯一一家报纸--《泽西晚间邮报》，很多年来都是由岛上的最高层政治家掌控。泽西没有大学、研究中心或者智囊团。大约四分之一的适龄人口直接被岛上的离岸金融中心雇佣，其他大多数居民则靠经济体自身循环过程中的收入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就没有多大机会对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忙什么进行长期持续的严格调查分析。一个民主政体所需具有的检查和平衡机制的缺失给不当行为和腐败创造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特别是像泽西这样有着深厚因循守旧思想和隐秘性的小岛。《华尔街日报》在它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将泽西政体准确地描述为："泽西……由一个团体在管理，尽管这些人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主力，但他们大多数是小企业主和农民，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管理着一个涉及上万亿美元的全球范围的产业，大体说来……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能力。"
当我1987年就职时，泽西的银行和金融管理体制缺乏有经验的职员，而且受到政治控制。当时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规章措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只能用来装饰门面。本来政府规定这些规章措施是必须贯彻实施的，但泽西缺乏有效执行这些措施的管理能力。缺乏执行能力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泽西晚间邮报》2006年2月的一篇文章报道说，缺乏调查金融犯罪的警政能力意味着泽西岛在履行实施国际金融诚信标准的义务上存在很大风险。退回到1987年，由于本应该对公司管理机构进行管制的高层政要同时又是公司管理机构的一员，使得情况变得更糟。例如，皮埃尔·霍施福，一个旅馆经理，是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子公司的董事，同时，他还是州金融与经济委员会会长，并且还是财经事务部部长，而这个官方部门是负责管理银行业事务的。他的继任者，弗兰克·沃克，是一家报业集团的所有者，现在是泽西岛的首席部长，他将自己的管制职责与巴克莱银行的管理者职位结合起来。他们找借口说这些互相冲突的角色是为了让这些特殊安排给管制者了解离岸银行运作机制的机会，但事实上，这些互相重叠的职位表明了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利益冲突日益被制度化了。
作为公务员，他们希望我们不要看到、听到、说到有关避税港的任何罪行。这种"三只猴子"的态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译者注）起源于大家对金融丑闻会毁了泽西的名声这样一种存在已久的畏惧。这种千方百计掩人耳目的策略风险很高，最后，当《华尔街日报》披露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叫做堪崔德银行的子公司与英国的一名通货贸易商罗伯特·杨的交易关系违反了美国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案时，它终于崩溃了。在对政治和金融利益间的重叠进行了一系列长时间的曝光后，《华尔街日报》断言泽西是一个危险的离岸区，"靠松懈的管制和政府干预存活"。纽约的副检察官约翰·莫斯克甚至更尖锐，他评论说："当法律需要它与犯罪势力合作时，泽西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并不要求它将那些犯罪分子隔离出来。"
在泽西岛上，如果有人问一些让人尴尬难回答的问题，就会被告知不要"将小岛的家丑外扬"。如果他们坚持这样的话，他们会被建议"在次日搭艘船离开"。在这个小社会，没有有效保护揭发者的机制，没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这种姿态有效地压制住了反对者。结果，泽西民众就像很多小社会的人民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一位在医院当清洁工的老奶奶露丝玛丽·帕斯特拉纳曾公开反对将泽西岛作为避税港，她说："泽西只会围着富人转，如果我们谈论避税港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断头台上，如果他们不能让你闭嘴，他们就会威胁恐吓你。"令人悲哀的是，岛上的离婚、酗酒、滥用毒品和家庭暴力问题都非常严重。
就像其他避税港一样，泽西的税收政策旨在创造一个对"微型母鸡"和非居民公司有吸引力的税收环境。泽西对外宣称，泽西之所以吸引离岸企业是由于它的稳定和低税率体制，而且它还是资本进入伦敦金融城的一条重要渠道。这些言论都忽视了非法资金流动和避税这些让人忧虑的事情，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泽西被用来隐藏贪污的赃款和逃漏税，但岛上的高层人士却极力否认泽西是一个避税港。实际上，尽管税率大致保持在20％的水平已有数十年之久（由20 世纪40年代初期，德军占领泽西岛时确定），但税务机关不断修改税收制度，创造吸引非居民企业来岛的新政策工具。例如，1984年，政府终于颁布了一部信托法，以确立在泽西设立离岸信托机构的执业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了一部新法规以将某些免税企业归入一类特殊范畴，与本地经济体相比，这些企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1993年，引入了一部法规，该法规允许成立"国际商业公司"，准许有非居民股东的公司按照它们在岛上登记的利润总额来商议税率，税率处于0?5％～2％之间。这些新形式的公司被"用围栅围护"起来以独立于当地经济组织，使它们免受居民企业和个人的利用，而且这些公司的引入是有特殊目的的，意在吸引避税活动。2005年，政府当局决定将所有公司的企业所得税降低到零，以与其他提出这一税率的避税港竞争。2006年1月新法律开始生效，它允许"受保护的小公司"参与离岸保险活动以及将资产转换为证券再出售。
不断有来自合法避税行业的压力，要求避税港创造新的离岸公司实体类型。一些大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正极力寻找合适的、能满足它们要求的傀儡政权，此时，如果缺乏比较优势，而政治又很脆弱，小岛经济体则可能会在政治上被它们俘虏。这解释了为什么安永国际会计公司（ErnstandYoung）和普华（PriceWaterhouse，现在为著名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这两家会计公司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泽西的高层政要快速通过创立一个不同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立法。这个法律的目的意在保护在它们由于审计疏忽而给股东造成损害时免遭股东起诉。这两家公司委托伦敦金融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起草法律，支付的费用超过了100万美元，接着与泽西立法机构的金融和经济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霍施福达成一致意见，由后者将其作为既成事实呈交给州议会。但始料不及的是，有一小部分政要抱怨这种向州议会呈交法规的方式，由于利益冲突，一起政治丑闻被捅了出来。该法规的反对者们争论道，这座小岛成了"出租立法权"的小岛，而且对泽西州政府如何成为跨国企业的俘虏表示了更广泛的关切。他们的担忧被上述两家公司中某一家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所证实，这个合伙人随后在英国会计新闻界宣称："我们完全可以保证该法律草案3月份提交给州议会，并通过（补充强调道）……9月份会出现在法令全书中。"
最终，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成了泽西岛法令全书的一部分，但在泽西，没有哪家企业采用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形式。自始至终，这一行动的真实目的都是为了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降低英国自己对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管制力度--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泽西的统治者大多都从泽西岛的避税港法令中获得个人利益，他们很少因以这种方式出售岛屿的政治主权而感到内疚。尽管还有那么一些的政治家坚持立场，反对某些避税港法令提议，而且还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公民激进主义分子团体在《卫报》上公开表示质疑，说"我们不想出卖我们的小岛。"但大多数岛民对这种使泽西州渐成俘虏的过程不闻不问。
由1997年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规提交给州议会的方式所导致的政治危机引起了英国政治家们的注意，包括即将上任的工党政府高级内阁成员。泽西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不受欢迎的境地中心，不仅仅是不受英国政府欢迎。英国政府指派了一位前财政部官员安德鲁·爱德华兹来检查泽西的管制行为，而且也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的质疑，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是负责加强监管以抵制恐怖分子和全球毒品交易洗钱活动的机构。与此同时，作为工业化大国智囊团的经合组织（OECD）也于1998年发起了反对有害税收行为的公开活动。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像泽西一样的避税港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审查。
爱德华兹的调查报告于1998年发布，其中列出了对英属皇家领地的153条监管体系的改进措施，但是，它没有公开披露对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的收益所有人的要求，没有离岸信托机构必需注册的要求，没有公开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要求。我曾随一位政治家参加了安德鲁·爱德华兹的口头听证会，我们向他提议说，无论如何，泽西的离岸信托机构必需登记托管财产者和受益人的细节，而且应对年度财务预算进行归档。即使是这些小建议也没有被采纳，我们对此感到很失望。一次提高透明度的机会又这样错过了。不幸的是，在忽视了更广泛的非法资金流动和逃漏税的情况下，通过承认针对恐怖分子和毒品资金的管制行为， IMF似乎将避税港合法化了。这种没有触及离岸信托机构隐秘性根基的变革是一种失败，这意味着即使是今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像泽西一样的避税港都还一如既往地存在很多这样的公司。
我们在次日清晨搭船离开
我在避税港的政府中工作了10多年，看到了很多合法避税行业的政治腐败和破坏性活动的内幕。在此期间，每当面对与某些政治家和我的部门上司--泽西州首席顾问出现不合的境况时，我都一直努力保持我的正直品性。但这种紧张状态有时候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当我的部门毫无希望添足人手，而且不得不持续地超负荷工作时。我明白，我的经济顾问工作在外人看来就是将那些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我岛外的朋友因我涉入这些事情而经常表示他们的不满。事态变得越来越糟，1997年，旨在通过将我的顾问工作角色约束在仅向高层政要进谏而非向整个州议会进谏，以此取消我的职业独立性的计划被拿出来公开讨论。在我40多岁时，我的两个儿子都到了上学年龄，此时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必须决定是继续留在这个重重受限的职位上，还是听从我良心的安排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我并不喜欢离开泽西的想法。我已经在这个小岛深深扎根。当一条在小池塘里相对来说的大鱼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毕竟，宁为鸡口，不为牛后，而且虽然工作负担很重，但我还是可以让我的工作与生活保持平衡。我是岛上电影协会的会长，而且为BBC泽西电台作影评。周末，我在泽西岛的西海岸冲浪，参加双体船航行比赛。我的妻子同样也在忙她的美术事业，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于这个小岛。安于现状的诱惑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对我们的乔治风格的市区住宅刚刚完成修葺后，我们正想着要好好享受一下这项大工程的成果。安全、高薪的工作和相对而言较舒适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留在泽西。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心反省，1998年1月，我辞掉了泽西公务员的工作，但同意干完6个月的公告期。我的辞职消息在《泽西晚间邮报》上刊登后，有一家猎头公司跟我联系，开出了两倍于我现在收入的价钱，希望我能加入一家离岸公司管理企业的管理团队。我知道这家公司，而且也喜欢它的管理团队，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它提供给我的这个机会。6月底，我们组织了一个"明晨搭船离开"的聚会，跟我泽西的很多好朋友告别，两天后，我们登上了从圣赫利尔到英国威茂斯的渡轮。我站在甲板上，看着泽西岛北海岸的峭壁渐渐消失在雾气中，感慨我自儿时就深爱的泽西岛现在却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以前自称自己是泽西人，并曾为此感到万分自豪，可现在我却感到万分羞愧，这个岛已被那些将它滥用作避税港的人的贪婪和自私自利吞噬掉了。泽西由于泛滥成灾的汽车和难看的办公大楼变得过度拥挤、物价奇高，它失去了它曾经的社会意义和个性。就像有天晚上一位泽西州的前议员杰瑞·多瑞在圣赫利尔艺术中心跟我描述的那样："泽西已经建立了希尔顿酒店会客室那样的社交体系。它已经成了一个为追逐金钱而日渐被人们疏远的趋利者集合体。"我岛上的朋友认为我离开泽西的决定实在是太疯狂了。也许还是有那么几个人理解我离开的真正动因。事实是，我再也无法忍受与这个离岸经济体系有任何的关联，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认为我们就是通过助长其他地区的贫困和不公来挣钱的。
我很快在位于伦敦和牛津之间的奇尔特恩丘陵（ChiltenHills）安了新家，找了一份出版和咨询公司的管理工作，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风险评估。但我与离岸避税港的"缘分"却没有就此结束。1999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给了我一项咨询任务，请我加入一个小组调查避税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牛津饥荒救济委员的报告《避税港--为根除贫困而让渡隐藏的万亿资金》于2000年6月发布，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估算了由于跨国公司有害的税收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每年500亿美元的损失。不用说，泽西岛的政要和银行家都不会为我参与这些研究而感到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对小岛的抨击。"我在《金融时报》、《护卫者》和《世界报》这些国际报刊或者BBC的时事节目中对避税港的严厉批判都被视作对小岛的彻底背叛。而泽西州的公共宣传机构做得更过分，它们将我描述成一个充满怨恨、性格扭曲的人。在伦敦有两位BBC记者曾分别告诉我，他们都曾被泽西州高层警告说不许对我进行采访，原因是我纯粹"受个人利益驱动"，我才不管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我，泽西财政部--泽西岛金融行业的营销部门高级主管菲尔·奥斯汀曾联系她，含沙射影地说我与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织有联系。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的一个专家助理理查德·昂也曾在由文鲜明（SunMyungMoon）所有的《华盛顿时报》上撰文诽谤我，滑稽的是，文鲜明在受到逃漏税指控时被宣判有罪。2005年，我扬言如果《泽西晚间邮报》的主编克里斯·布莱特不发文收回对我的性格和动因的诬陷，我将向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告发他。他立即认输了。所有这些都很可笑，而且都是一些无聊的政治争斗，压根儿就不需理睬，但是它表明避税行业在受到合法调查时会变得怎样的气急败坏，手段又是如何的卑劣。这些人都会搞邪门歪道；这里涉及巨额赃款；这里有着数不清的家丑。
2002年11月，很多民间活动群体、学界人士、记者、金融专家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汇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讨论牛津饥荒救济委员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我随英国学术界和活动参与者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对避税港影响的深刻认识和广博知识以及他们创立一个民间组织网络以将我们关注的话题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决定让我大受鼓舞。在那期间，我们都同意设立一个机构以配合研究和活动。4个月后，在英国国会大厦，税收公平连线（Tax Justice Network）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连线活动随后立即扩展到欧洲、美国和拉美，而且2007年在非洲创立连线的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怀特详述了对资本外逃和避税现象的关切，60年后的今天，民间社团终于触及了导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持久贫困根源的核心。
客厅里的大象
由于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民权运动的鼓舞，在10多岁的时候，我便开始致力于全球正义事业，尽管目睹了离岸经济体那些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但我仍然保持着这些理想。就像全球正义运动中的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也相信增加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和勾销它们的债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采取措施同不平等和导致贫困的根源作斗争。这意味着要解决腐败、贪污、资本外逃和逃漏税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都要求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正是这些金融体系助长了上述行为的发生。由于有巴塞尔一号银行协议的优惠待遇条款支持，离岸银行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约束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也没有取缔以逃漏税为目的的离岸账户和信托机构。根据一份研究报告估算，在过去10年中，大约有5万亿美元资金从较贫困国家流向西方国家，每年有1万亿美元脏钱流向离岸账户，其中大约有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
避税港对犯罪、腐败和偷税收益大开方便之门，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资本流动总是从南半球流向北半球，从穷国流向富国，而不是像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反向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建设资金，而必须依靠外债和援助为公共设施融资，这些资金本来应该由税收收入支付。拉美的很大部分财富都放在离岸区，这些财富处在离岸银行和信托机构的隐秘保护下，要么是全免税的，要么是大部分免税的，毫无疑问，如果不取缔避税港，减少贫困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上述很多论断在世界银行2006年关于减少拉美贫困的报告中得到了证明。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非洲和中东的情况更加糟糕，这也说明了长期失业、犯罪和社会紧张局势耗尽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国的国力。这头特殊的站在客厅里的大象已经庞大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掌握在离岸区的11?5万亿美元财产可不是笔小数目，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一数目还在膨胀。
与国内权要的避税、腐败和贪污一样，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也完全被同化了，它们广泛地利用避税港偷税。例如，多年来泽西就被欧洲利用来进口香蕉和咖啡这样的初级产品。而事实上，寒冷、多风的英吉利海峡并不出产这些热带水果，但名义上这些贸易都经过了泽西，部分原因是为了将利润转到离岸区，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这些市场已被极小一部分垄断公司控制的事实。英国政府估计现在至少有一半的世界贸易名义上通过避税港，所以被非法转移的利润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阿根廷和巴西的经验表明至少有些消失在离岸区的资金将"绕回来"：这些资金被非法转移到了开曼岛或海峡群岛的离岸公司，随后它们又以对外直接投资的身份返回国内投资。这引起国内当局出台优惠税率、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此做法扭曲了当地市场，将国内企业置于不利地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外逃资金永远地离开了本国而被投资于西方的国库券或大型证券交易所，或者瑞士、伦敦、佛罗里达和法国南部的不动产。
尽管将手提箱装满钞票也是洗钱的一个选择，但传真、电脑、因特网和复杂的秘密离岸公司及信托机构网络越来越普遍地被用来将黑钱转换成合法财富。面对越来越猖獗的非法资金流动，很多国家都试图对国际资金转移体系、无赖银行和避税港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但如果在提供有效信息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没有实现自觉化和全球化，对并行的避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这些经济体没有采取合适的抵制措施，那它们的努力注定会付诸东流。一位研究洗钱问题的专家引用一位瑞士银行家的话说，追踪流经该国的黑钱的行动失败率为99.99％。这很让人吃惊，尽管在这方面瑞士不一定比其他主要离岸金融中心做得更糟。
精英们的反叛
在处理这些全球金融体系顽疾时的失败产生了一种法律无用、欠缺职业道德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像癌症一样在攻击市场体系的完整性和民主主义理想。那些遵守合法管理和道德原则的公司董事发现他们在一个不平等的平台上与那些试图将合法避税利用到极致的公司违法者们竞争。全世界的税收负担正日益从富人身上转到中产收入者和较低收入阶层身上。为了首先服务于超级富豪们的利益，发明和改造了各种手段以方便他们窃取全球财富。富豪们成了与众不同的一群，特别是在税收事务上。大多数人将财产放在泽西、瑞士和开曼岛这样的离岸避税港。他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他们一心想着的就是如何保持富有。他们的财富可以自由流动，他们甚至能决定在哪儿缴税，或者要不要缴税。
地产巨鳄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在20世纪80年代曾说，只有小人物才缴税。当时，很多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震惊。到现在，事态恶化到这样一种地步：很多人都认为富人规避缴税。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4年8月曾说，设法对富人征税是没有用的，因为" 富人们都挖空心思地偷漏税。"
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秩序未能也无法满足21世纪的福利和安全需要。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逃税和对资源的巧取豪夺来充实离岸银行账户，使国内滋生了普遍而长期的怨恨情绪，造成了大面积的失业、低水平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匮乏。但这种状态也不是无药可医。很多此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各国政府间的有效信息交流对克服资本外逃和逃漏税问题有很大帮助。银行隐秘性所造成的障碍可以通过将主要的条款嵌入国际条约来克服。可以通过要求登记离岸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主要细节来降低其隐秘性。那些人因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受益，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履行提供他们身份的基本信息的义务。可以采用全球框架体系对跨国企业征税，征税依据是创造利润所在地。像这些政策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实施。对那些想尽快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