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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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险是指完全或部分由政府官员行使权力和政府组织的行为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政府的不作为或直接干预也可能产生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也指企业因一国政府或人民的举动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政治风险常常分为两大类：宏观政治风险和微观政治风险。
①宏观政治风险对一国之内的所有企业都有潜在影响。如“恐怖活动”、“内战”或“军事政变”等。
②微观政治风险仅对特定企业、产业或投资类型产生影响。如设立新的监管机构或对本国内的特殊企业征税。另外，当地业务合作伙伴如果被政府发现有不当行为，也会对本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从政治风险的结果看，可以把政治风险分为影响到财产所有权的风险和仅仅影响企业正常业务收益的风险两类。前者是指导致外国企业或投资者失去资产所有权或投资控制权的政治方面的变化，如国有化或强制性地没收财产等；后者则是指导致减少外国企业或投资者经营收入或投资回报的政治方面的改变。
大量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政治风险问题属于微观层次的问题，而且更多地涉及到企业或投资者经营收入和投资回报，而不是财产所有权。政治风险的直接原因是东道国或投资所在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其对外政治关系的变化，而且是对外国企业和外国投资者不利的变化。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3. 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 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 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 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也是外汇风险的一种形式，属于非汇率风险。它是指由于东道国或投资所在国国内政治环境或东道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发生改变而给外国企业或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在理解政治风险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政治风险是外汇风险的一种类型，因此，发生政治风险的前提条件与发生外汇风险的前提条件是一致的，即企业或投资者必须持有外汇头寸(Foreign Exchange Position)或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否则，就不会出现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是指因政治原因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政治风险的根源是东道国或投资所在国国内政治环境或对外政治关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给外国企业和外国投资者所造成的后果则是双向的，它可能带来积极的效应，即有利于外国企业和投资者，从而给后者带来经济利益；它也可能带来消极效应，从而不利于外国企业和投资者，给他们带来经济损失。而政治风险是指后者，即一个国家在政治方面发生的能给外国企业或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的某些改变。
(3)政治风险并不是指外国企业或投资者所遭受到的实质性的经济损失，而是指发生这种政治变化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可导致的经济损失可能性的大小。一个国家的政治风险大，并不意味着外国企业在该国进行投资或持有该国的资产就必然会带来经济损失，而是意味着该国的政治环境朝着不利于外国企业或外国投资者的方向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大，从而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也较大。但事情往往是相对的，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收益，一旦风险事件没有实际发生或企业避险成功，那么，企业或投资者得到的回报也是比较高的。
(1)政策变动风险。
比如，吉利公司2005年计划在马来西亚制造、组装和出口吉利汽车，当生产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并准备年底正式开工时，马来西亚政府出于保护本国汽车产业的目的，突然宣布新进入的汽车品牌在该国生产的汽车不能在该国销售，必须100%出口。这一政策变动使吉利公司蒙受巨大损失。
(2)歧视性干预风险。
比如，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本是一次正常的商业活动，却被某些美国政客和媒体炒作成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行为，最后由国会出面，在收购行动中设置种种障碍，迫使中海油放弃收购计划。
(3)恐怖袭击风险。
如2004年就发生了在阿富汗的11名中国工人于睡梦中遭袭击身亡、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工程师遭绑架和杀害等恐怖袭击事件。
(4)国有化风险。
如2006年4月，厄瓜多尔议会就通过了一项石油改革法案，规定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所有外国公司必须将利润的50%交给厄瓜多尔政府，政府根据修改后的《石油法》同外国公司重新进行石油合同的谈判。这几年，我国在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巴西、古巴等拉美国家进行能源项目投资时，遭遇这类国有化风险的情况非常多。
(5)战争动乱风险。
如，苏丹是我国最大的国外石油投资所在地，也是我国的友好合作国家。但是自1956年苏丹独立以来，除了从1972至1982年这十年之外，苏丹的内战到今天都没停过，投资安全系数极低。这对已在该国投下巨资的中石油来说，一直为所投项目忧心忡忡，不敢过多增加投资。 (6)劳工风险。
以秘鲁为例，1992年首钢集团斥资近1.2亿美元收购秘鲁铁矿公司。然而，并购后，公司面临的劳资纠纷不断。由于秘鲁工会势力很大，且工会在企业经营状况之外，更关注提高“会员”工资和福利待遇，而一旦工会要求得不到满足就组织罢工。然而，对此状况，首钢在收购前并无所知。再如韩国的民众意识和工会力量比较强，韩国的教师工会甚至已经敦促其会员告知他们的学生：自由贸易会加剧贫穷和不平等，并且会破坏环境。因此韩国人总体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并且对商界不信任。韩国民众不仅认为本国的资金已经足够，不欢迎外国资本、产品进入韩国市场，对韩国对外投资导致的国内就业岗位减少也持反对态度。这给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电子生产线和上汽集团控股韩国双龙带来了一定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