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闲阶级(The Leisure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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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主要在英美两国出现了所谓的“有闲阶级”思潮，有闲阶级是指少数富裕的，并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他们基本脱离生产性活动，有充分的时间追求个人的目标，实现个人的想法。
随着19世纪中期中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在英国、部分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发展，关于有闲阶级的论述成了常见的话题。表面上看，最初的论述一般不是简单的描述。而大都是批判性或负面的。在一个勤劳以生产为主的社会里，有闲阶级的含义是奢侈、不事生产但又相对富裕的阶层。这类阶层有能力选择是从事某种工作还是仅仅享受.炫耀他们的生活福利。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所谓的“普通大众”区别开来，后者出于生活的需要，只能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
在英国，有闲阶级并不一定包括19世纪的数万贵族。一般认为，尽管贵族的时间相对比较宽裕，并且其间不时会出一些怪异之人，但通过投资、规划或指导，他们往往会介入到一些重要的经济项目中，因而和城市、乡村都有密切的联系。另外，普通大众还希望他们能致力于当地政府或国家政府的工作。类似地，虽然在法律上法国的贵族也不能直接参与金融界或产业界的事务，但他们在法国乡村和法国的知识生活中，以及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美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除了少数例外，其经济增长往往归功于辛勤劳作的人们，其中大多数是清教徒，如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杰伊·古尔德(Jay Gauld)、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rott)、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J·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马克·汉纳(Mark Hanna)以及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arriman)等，在他们勤劳的职业生涯中，主要的精力都贡献给经济事务而不是享受闲暇。
这样，在西欧和美国，有闲阶级的含义就和原来的有所不同，它由少数的上层社会(资产阶级)和新贵们(暴发户)组成，他们的财富和举止行为和以往的有闲阶级不同，后者的财富不是短期里积累的，并且可能是继承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较高。
美国经济截至1900年的显著增长，使得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跻身全球范围内工业化国家的前列，这为研究有闲阶级，考察其行为、价值和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美国1/5人口的收入有了大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有超过4000人是百万富翁。公寓和城镇住宅在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大量兴起，富裕的城郊也大量涌现;为了满足富人们的需要，一些高级旅游胜地，如新港、萨拉托加温泉，以及随后的棕柯沙滩纷纷建立;富人们避税的场所也不断出现;在娱乐、体育运动、时尚和交通业也产生了种种奢侈的迹象(以传统的方式)。
社会观察家和评论家一包括政治经济学者和其他学者——会问:新贵的产生及其影响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价值?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最重要的人是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他是生于威斯康星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其1898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 1904年出版的《企业论》(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以及其他批判美国的商人及其行为的作品，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名声。根据当时主流并且是流行的古典经济学假设，凡勃伦提出的问题尖刻而中肯。传统观点认为，不管其特点如何，占有社会收入的比重如何失调，富人们和中产阶级中的佼佼者们或者是受人尊敬的，或者是被大家认可的;人们认为，他们的地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储蓄和投资的主要来源，这创造并维持了经济增长。
在19世纪末期上述观点依然成立的时候，凡勃伦等人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根据凡勃伦的估计，上述假设对健康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实际上，富人们——也就是所谓的有闲阶级——在经济上不仅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相反，他们同时还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有负面影响。
在1945年以前，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凡勃伦的分析都是令人信服的，甚至可以说是流行的。1945年，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提出了所谓“富裕社会”的概念，它首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英国和西欧国家。这类“新”社会和传统的、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没落社会不同，它出现了以流行、消费者和服务为导向的企业，依赖于大量的广告以鼓励人们提高物质享受，接受新产品:家具、汽车、流行服饰、家用电器、收银机、电视机和其他娱乐产品，以及其他数以万计的各种产品。
历史上，美国在形成有闲阶级这一概念时，曾受益于几个相关的因素，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英语世界和西欧的一些国家里，这些因素仍然很明显。19世纪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造就了一批富人阶层，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来宣扬自己的财富，以及他们获得财富所依靠的优秀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阶级很快便成为自己一味宣扬的习惯和公众态度的牺牲品，这也就引起了社会的怀疑，当时古典经济学是主流，虽然如此，人们还是对有闲阶级能否促进生产力、效率和一般经济福利表示怀疑。英国和法国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以及在工业化条件下新产生的富人们，同样也受到了类似的质疑。
另外，民主力量，特别是平民主义成分——这在美国的影响要比在其他国家早得多——更是表明了大众化趋势及强烈的反权威思想基础，这使得人们认为有闲阶级是造成社会差距过大、个人或企业经济势力过于集中的罪魁祸首。在一个崇尚辛勤劳作的社会里，工业所赋予的法则是残酷的，伴随着经济革命性增长的，是不公平、不公正等现象，但财富和影响力的大小，被人们用于衡量个人对经济健康成长的贡献多少。当有闲阶级不仅自我宣扬其特权，滥用其权力，并且其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群起仿效的时候，它们会因为堕落而受到社会的遗责。:20世纪30年代经济的大萧条，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成了明日黄花，这也有效地打击了有闲阶级的信誉度。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美国，以及10多年之后的其他西方国家，新有闲阶级因为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很重要，它又重新赢得了尊重，但其原因则刚好和之前批判老有闲阶级相对。为了应对30年代和40年代的经济萧条并预防经济衰退，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支出计划，这破坏了原先鼓励私人储蓄的基础，并对信贷不利；个人、家庭和政府的超额支出，这个时候不仅变得是必要的，甚至在道德上也是受到鼓励的。
随后，新的经济思想开始出现，并试图解释新有闲阶级的种种显著特征。例如，凯恩斯主义思想，它们彻底地修改了古典经济学，鼓吹以消费促进投资和生产，并认为政府的赤字支出在维持经济稳定上有关键的作用。此外，在服务导向的美国和西欧等后工业社会，它们更大程度地参与了国际贸易。每个国家也更加强调其消费的扩张。同时，步入90年代以后，政府对家庭预算的支配作用，以及新有闲阶级在连续消费上对公众的引导作用仍然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