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战(The Cultural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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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冷战是英国独立制片人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 《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和揭示冷战时期美国为了进行与苏联的这场特殊战争是如何利用文化艺术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的。
冷战是20世纪国家安全战略需求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国际战略竞争形态，文化冷战是它最显著的特征，冷战的实质是对意识形态的争夺。两种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主张的对立, 以及这种对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不可调和性, 成为冷战发生的必然的历史文化逻辑。文化冷战实现了文化较量在现代国际斗争中的价值和意义，它改变了国际政治斗争的形态和形式, 大众传媒被赋予了实现或颠覆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使命。文化冷战构成了现代国际文化安全的动因。
从意识形态冷战到文化冷战的转换，既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受限的逻辑必然，更是文化软实力作用在当今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结果。但在转变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些新特点。
(一)美国以超国家利益的道德外衣，行文化霸权主义之实
一是以全球化为契机， 以“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适性话语为包装，经由经济贸易、对外经济援助等管道兜售美国版的文化价值观。二是通过开展对外文化与教育交流和“和平自愿者项目” 等具有强烈“进攻性” 特点的公共外交活动，拓展西方文化对其他国家影响的力度，增强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三是以WTO、IMF和联合国人权会议等国际机构和跨国公司等非政府机构为平台，利用掌控这些机构主导权的便利条件，强行将烙有本国文化价值观印记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强加于人。正如美国出版的《全球化治理委员会报告》中所指出的，超国家组织的政策不仅着眼于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对经济与社会的副作用加以管理，而且归根结底在于推行“全球民主和人权的新伦理”。四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等手段，一方面为阻挡他国文化产品进入本国，使其免受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冲击而设置“文化壁垒”； 另一方面，又强行要求他国按美国的产权标准开放文化市场，以便为美国文化的世界化创造条件。美国文化霸权战略上的这种两面性，充分暴露了其道德上的虚伪性。难怪欧洲许多政治家称美国行为为“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
(二)文化斗争是全方位、立体性的
在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既是美苏双方相互攻防的道德利器，也是划分敌我不同阵营的度量标准。为了对付敌人的共同需要，世界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大旗的指引下，不得不放弃各自不同的特殊利益而服从和服务于不同集团的总体战略，世界由此分裂为敌我清楚、阵营分明的东西两大对垒的集团。意识形态成为联结和维系集团内不同国家统一性的利益纽带。而在文化冷战的国际关系结构中，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的文化主权，都面临着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大挑战。由此两极意识形态争霸的国际关系结构也为全方位、立体性的斗争格局所替代。从交战对象上看，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问，而且也蔓延至资本主义内部。从文明类型上看，既发生在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也发生在持共同文明价值观的西方国家内部。前者以美国和伊斯兰主义的文化争斗最为典型。后者则以美法、美加的文化斗争最为突出。为了对抗美国的文化殖民， 在1993年举行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法国会同加拿大等国针对美国要求欧洲开放文化产品市场的霸道做法，提出了“文化例外” 的主张， 明确反对要求文化产品与同其他商品一样，任其自由流通的要求。
由此可见，后冷战时期的文化冷战是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文化冷战的发生虽然是全球性的，但发生在美国与法、加等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争斗与发生在美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斗争的性质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在政治文化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发生的局部争斗，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所面对的主要威胁是来自美国大众文化而非政治文化；而后者则要面对美国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双重压力和侵蚀。美国对这些国家发动文化冷战的根本目的则是要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实行“美国化” 的彻底改造。不但如此，尽管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之问有深深的文化纠葛，但一旦面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抗争，双方就会立马搁置彼此的对立，而联手应对，以维护西方文明的普世性。
(三)无形力与有形力两手并用，方式上灵活多样
汉斯·摩根索曾指出： “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所起的典型作用是辅助其他方法。它软化敌人，为军事征服或经济渗透做准备。”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历来是世界霸权国家为达到自己的国际战略目的而普遍采用的方法。美国等西方国家亦不例外。但与资本主义殖民时期先施之以军事征服和肉体消灭，而后再施加文化影响和渗透不同，在后冷战时期，鉴于军事打压带来的高成本、高风险，和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日益凸显，美国等西方国家转而高度重视软权力的作用，常常是有意识地将文化作为征服他国的“先行”，不遗其力地推广西方价值观，试图在美国领导的盟国“集体参与” 下， 用美国文化推进世界的“民主和自由化进程”。但为确保文化征服的实施效果， 西方国家还常常配合以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有形力量” 的方式，根据战略对手的不同和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或给予不听美国话的国家以经济制裁，或挥舞军事大棒，借人道主义危机，进行军事威胁和武力打击，或予以“怀柔” 政策给以“胡萝卜”安抚。如为达到演变古巴的战略目标，美国在对古巴进行“舆论宣传”、“电波侵袭” 等文化攻势的同时，还采用了“经济制裁”、“贸易封锁”、“培植反政府势力” 等手段；甚至还一度以立法的形式如“赫尔姆斯一伯顿法案” 对与古巴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惩罚等霸道做法。而对赞同西方文化理念的国家则给以诸多的外交和经济支持。
(四)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借鉴
在美苏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和对立性决定了对抗双方都以“零和” 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对方的文化存在，双方高筑“意识形态壁垒”，互相攻伐，都想借助意识形态的道义置对方于国际舆论的不利境地而取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