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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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帝国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所谓“新帝国主义”，指的是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的背景下，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由以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文化帝国主义是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
“文化帝国主义”，最常见的用法大概就是指在帝国主义原来政治、经济，军事的殖民统治意味以外，再加上文化的殖民，侵略与霸权。
学者H．I．席勒(Schiller)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在某个社会步人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
这里的外部压力，主要指的不是军事高压，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息和文化产品单向汹涌而入的状况。
①推进世界各国媒介的商业化；
②使各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适应跨国商业经济的要求；
③建议和鼓励边缘国家的决策者发展旅游业，并且将其与商业化的体育比赛、现代媒介融合在一起。
据考证，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是由美国传播学研究巨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名誉教授赫伯特·许勒于1976年的《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被首度被使用和诠释的。二次大战之后几十年间，大约有将近100个脱离西方殖民统治的地区成立新兴的民族国家，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些国家，仍然在经济上与文化上严重依赖着少数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就传播与文化领域来说，西方几个大型通讯社主导了全球信息的流通与诠释权，美国好菜坞电影更是席卷了绝大部分新兴国家的市场，国际文化的交流出现严重的失衡，新兴国家的文化发展空间被严重地挤压。许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中研究过这种现象，并就美国的大众传播政策与结构对新兴民族国家的控制进行了批判。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许勒开篇就表示他的研究是架构于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之上。
他认为华勒斯坦的观点有三个要点，第一是资本主义追求极大化利润的逻辑，是首要的切入点：第二是国家之间存在着层级结构；第三是这个层级结构的剥削关系是三个层次(即中心.半边陲和边陲)。许勒说，“我认为，当今的文化帝国主义，可以透过这些要点获得理解”。他接着说，“世界体系的文化——传播部门，必须同整个体系连系起来共同发展，并且促进整个体系的目的与目标”，因此“文化——信息的呈现，大体上，尽管不是完全的，是被那些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财货与劳务之生产的同一些市场动力所决定的”。许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全面的、历史性的现象，涵盖了包含媒体讯息的各个生活层面；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集中议题并不在对讯息诠释的同质化，也不在一般性的文化消费面向，而是集中在：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扩大和加强了-种新型态的跨国支配。总之，“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人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统治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致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适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
“文化帝国主义”被不同的学者界定为经济先行、文化是目的倾向的“文化帝国主义”，或者是文化先行。文化是辅助经济与政治进行支配的工具倾向的“文化帝国主义”。前者这样来界定文化帝国主义：“运用政治与经济权力，宜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种种价值与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后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指：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文化上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有论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有三种方式：
一是在理论层次上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宜扬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
二是在大众文化层次上通过各种文化媒体传播它们的文化，例如通过电视、国际互联网络、书籍、刊物、广告使广大民众耳闻目睹。
三是在文化性的物质产品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用品方面大做文章，使人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西方化。
文化帝国主义有三个特点：
1、它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扩张；
2、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者商品的销售而实现全球性文化支配；
3、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来就是文化产品)，那么很明显，这种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
席勒指出：“电影、广播电视节目、书籍、新闻报道等随处可见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它们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消息和娱乐，同时也是传播社会价值或政治观点的工具。最终，它们会对全社会的精神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可见，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所蕴涵的不仅仅是对文化产品的争议，而且还包括文化强国将其文化产品强加于弱国之上，而弱国又无力抗争的现实。
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分析以其著作《文化帝国主义》为代表。汤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模糊、散漫的概念，若要对其分析与考察，则从这个概念可以理解的范围与谈论的方式而言，他认为有四种途径：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作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的话语。
应当指出的是，汤林森虽然借用了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以及解释学的方法，力求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外表，但实质上他还是消解与否定了谈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话语体系。如他认为用媒介帝国主义表达文化帝国主义是不成立的，具体有以下原因：
其一，一些经常对媒介帝国主义进行批判的研究，其分析层次总是要退缩至政治经济方面或制度方面，并且虽然宜称文化支配是其分析对象，但经常没有分析文化支配这个特定的层面。
其二，媒介并不是现代文化的核心，或者说，媒介只是传播意识形态的中介，而非决定性的文化经验。这样，汤林森实际上是主张媒介是中性的，其在传播过程中并不含有意识形态性。
其三，在汤林森看来，主张媒介会对另一个文化产生诸多效果的观点，其局限性在于只是把媒介机构与媒介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而接受媒介传播的受众其实是一些对”实体的生活经验”（即汤林森所说的文化）具有互异体验的“主动观众”，不同种族，观众对话语的解读能力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消费”西方的文化产品时，实际上存在着和西方的文化价值相互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主动观众”不是被动地被媒介所支配，他们在接受媒介的同时，既批判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也强化了本族、本人的价值观，这样，汤林森就消解了媒介帝国主义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表达。
再者，汤林森认为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民族性的话语也是不能成立的。一些对文化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论者感觉到了西方文化霸权的控制使民族文化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但汤林森却试图以消解民族国家与文化的方式反对这种观点。他赞同安德森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与文化不过是“想象出来的社群”。所谓“想象出来的的社群”是说，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国家的人们，大多数也是互不了解与见面的，他们只是在各自心目中存在着彼此共处一个具有共同归属的社群的想象。汤林森说，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今天以其普遍同质化原则，使原来来自公共领域的文化认同已日益不可能的结果。文化认同现在更多是来自私人领域，如家庭私人朋友等，“我之所以认同英格兰人，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与朋友等等，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国人”。这样一来，西方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就不会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构成威胁了，因为认同的内涵本身己是处于个人的想象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