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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之势打破了国家之间的经济障碍，“企业活动已无国界，现在已经到了企业选择国家的时代。为防止经济的空洞化进而导致税收的空洞化，必须考虑充分降低税率。”西方财政学界有一种解释：“税收竞争是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等途径，以吸引其他地区财源流入本地区的政府自利行为。”那么，将这种竞争延伸到国家之间就属于国际税收竞争。所谓国际税收竞争，是指在国际社会层面上，辖区政府通过税收支出吸收其它辖区资源的流入而扩张税基进而增加政府收入，或者通过输出税负尽可能地从其它辖区获取收入的做法。申言之，“国际税收竞争就是为了把国际间的流动性资本或经营活动吸引到本国，各国均对这种资本或经营活动实施减税措施而引发的减税竞争。”
国际税收竞争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加拿大就开展了大规模减税运动，从而在国际资本与公司税法的竞争中处于了主动。由于各国政府的课税行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互间的影响不断加深，各国税制日益显现出趋同性。因此，美、加的减税运动立刻在发达国家中掀起了减税浪潮，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效仿。同时，在这股减税浪潮的推动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亚洲的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中美洲的墨西哥为代表）也开始了减税改革。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拉大了不同国家在税基、税率及防范偷避税等方面的差异，给经济主体带来了在世界范围套取税收利益的机会，这不可避免地会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效率、税收收入及税制公平产生影响，从而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形成博弈行为，同时也产生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税制的趋同性也由此演进为国际税收竞争。
国际税收竞争从法律层面分析，国际税收竞争是各国政府为最大化地提供公共物品而引致收入最大化行为与各国纳税主体的“搭便车”行为之间的冲突。其具有如下法律特点：
第一，主体的双重性。理论上，国际税收竞争的主体涉及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国家税收管辖权之间的博弈。但国家的税收行为总是通过作用于纳税人而完成的，国家主体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行为，而他们的经济行为又必然影响到税收竞争的实效性。因此，国际税收竞争的主体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宏观上的主体——包括母国、东道国以及第三国；其二是微观上的主体——包括跨国投资的个人及法人。
第二，内容的双重性。由于主体的双重性，导致了内容的混合性。国际税收竞争的法律关系既包括宏观主体之间的减税竞争法律关系，也包括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之间的避税法律关系。
第三，关系的复杂性。国际税收竞争涉及了国内税法上的税收征纳关系，国际税法上的税收管辖权关系，跨国纳税人和东道国征税机关的关系等等，以及由于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所引起的复杂并存的法律关系。
按税收竞争的对象划分，可以分为广义的税收竞争和狭义的税收竞争。广义的税收竞争主要是指针对国际流动性资源，诸如资本、技术、人才以及商品而展开的广泛的、多种形式的税收竞争。狭义的税收竞争主要是指针对资本而进行的竞争，欧盟对税收竞争理解为：“一是旨在吸引证券投资，尤其是个人有息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对支付给非居民的利息课征较低或不征预提税，以及不向目的国税务当局提供此类支付的利息；二是旨在吸引直接投资的税收竞争，表现在一国通过较优惠的税收鼓励措施给外国投资者，使其投资于该国而非其他国家。”前者以发达国家采用的居多，后者则以发展中国家采用更为广泛。
按税收竞争的程度划分，可以分为适度的国际税收竞争（也称正当税收竞争）和恶性的国际税收竞争（也称不正当税收竞争）正当国际税收竞争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表现在税率的降低和税负的减轻能吸引资本流入从而有利于就业率的提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和税式支出，东道国可以引导外国资本在国内的产业流向和地区流向从而推进结构调整。正当的国际税收竞争不仅是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权对经济活动包括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从而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然而在各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税收竞争政策取向下，国际税收竞争可能愈演愈烈，恶性税收竞争不可避免。恶性税收竞争则会损害国家的税收主权，导致竞争国税收优惠收益下降，削弱国家的财政收入，危害公共物品供给，梗塞资源再优化的可能。因此，国际恶性税收竞争成为了经济全球化下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
1、选择功能。首先国际税收竞争的存在使得国际纳税主体可以自由选择母国和东道国。只要国家间存在不同的税制结构、税率、优惠措施，国际税收竞争就不可避免，国际税收竞争的存在，使得跨国法人可以结合经济的客观要求，享有对居住国和常设机构来源地国的选择权；使得“移动的家庭”（mobile households即自然人）有权选择自己的国籍国或居住地，以争得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实现微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其次，税收竞争存在的前提就是存在稀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通过国际税收竞争，随着国际纳税主体选择权的行使，从而使有限的劳动力、资本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
2、激励功能。在国际资本争夺战的背景下，国际税收竞争推动国家不断致力于其税收环境、税率、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等税收实体制度的改革，同时简化纳税程序、提高征税效率，从而间接维护了国际纳税主体的利益，以实现吸引外国资本和居民的目的。
此外，可以举个极端的例子，从反面佐证国际税收竞争存在的积极作用。即假设所有国家均达成同盟和默契，在全球范围内只存在一种税收体制，而且，通常在这种协调一致的情形下，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减低税率、缩小税基并给予任何税收优惠，所以通常税率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居高不下，作为国际纳税主体，单从税收角度就失去了选择权，只能被迫接受或者不投资。从国家的角度讲，过高的税率，“税高则利少”也会影响到国际纳税主体扩大再生产和再投资，从而桎梏经济的发展。
国际税收竞争的消极功能主要表现在不正当税收竞争或者说有害税收竞争。结合1998年OECD的报告内容，具体为：
第一，税收收入不足，破坏了国际税收主权原则。如果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无论资本最终留到哪个国家，普遍的低税率和税收优惠，将导致国家财政基础的削弱。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减税改革，一度使得美国国库囊中羞涩。而且据统计，发展中国家为税收竞争牺牲的税收收入，为应该得到的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二甚至更高 ，造成税收收入严重流失。如果各国都将国际减税竞争发挥到极致,则流动性强的经济活动将会从各国税基中消失,最终可能使各国税收主权弱化甚至丧失。
第二，不恰当地转嫁税收负担，违背国际税收的课税公平原则。在经济全球化而各国又必须确保稳定的税收收入的前提下，如果对资本采用了减税和优惠措施，那么，就只能通过对流动性弱的经营活动(劳动、财产、消费)课以重税来弥补财政的亏空。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的公平性。
第三，异化税收的作用，违反了国际税收中性原则。不正当的税收竞争，特别是恶性税收竞争，异化了税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本质功能，社会公众的福祉不再是税收最重要的目标，而是陷入了为了不断吸引外资而征税的怪圈当中。
第四，增加征税成本，违反了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一方面，给予特定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使算税的程序变得愈来愈复杂；另一方面，在不正当税收竞争的情况下，存在纳税主体银行帐户等经济信息的严格保密措施，且拒绝信息交换，缺乏透明度，因此居民国为了保障对其海外收入征税，就要付出高昂的征税成本。
根据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的征税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国际税收竞争分为发达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竞争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
（1）发达国家间的国际税收竞争。如2000年6月26日，OECD提出的报告中指出OECD成员国中实施的47种税收竞争措施都具有潜在有害性，并且具体列出与此有关的一些机构的名字，如比利时协调中心、匈牙利海外运作公司、卢森堡财政部等等。由于发达国家背负社会保障的沉重负担，所以必须有坚挺、稳定的税基和税收收入的保障，因此，包括像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在内的多数发达国家不愿意降低税率，所以，发达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主要表现在对双重征税的消除等措施上；
（2）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税收竞争。如令中国内外资两税合并掣肘的就是周边邻国标榜一定要比合并后的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起步较晚，虽然没有发达国家经济前行过程中的社会福利的包袱，但是，经济的起飞需要大量跨国资本的注入，所以发展中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则主要通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实施，包括较低的名义和实际所得税率、税收减免、宽松的费用扣除等措施，其中以低税率为主要手段的税收竞争是发展中国家间税收竞争的标识。
（3）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税收竞争，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与关注。以1997年欧盟的《防止有害税收竞争的行为准则》和1998年以来，OECD 发布的包括《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正在出现的全球性问题》，2000年6月26日OECD提出的报告以及《有害税收竞争项目：2004年进展报告》等一系列报告为代表，体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和国际税收征管上的尖税的利益冲突。最近的报告中还体现出了OECD论证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新的理论支点 ——洗钱和避税。
综上所述，任何只从一个方面看待国际税收竞争都是不全面的。否认税收竞争的存在，提倡绝对的国家税收主权在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背景下是不现实的，在现代国际法的背景下，几乎不存在完全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应正视国际税收竞争的现实存在。另外一方面，只单边鼓吹国际税收竞争有害论，主要还是从多数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对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有权采取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的进入，这是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主要体现。只不过这种主权的行使还要受到其他第三国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限制，不能形成不正当税收竞争。因此，我们应全面、客观的看待国际税收竞争的两面性，以期发挥国际税收竞争的积极功能，抑制国际税收竞争的消极功能。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正日益加深。各国和地区的政府愈发难以贯彻一些有价值的经济活动政策，因为这种活动往往是跨国的，超出了某国政府所控制。国际税收竞争正是这类活动的典型体现之一。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根据其项下GATS等协议的规定，资本市场逐步开放，我国的税收制度与国外的依存度也将继续加深。因此，以积极主动的心态直面国际税收竞争和国际税收合作是我国的理性选择。既然适当的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正效应,而且对国际流动资本有相当的吸引力,那么坚持对外开放的我国,也要参与适当的税收竞争,但这场税收竞争是合作中的竞争,即在尊重国际惯例前提下的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和合作则是国际税收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合理走向，协调与合作的同时也是主权和利益一定让度的过程，因此，我国应谋求在合作中的主动参与和发言权，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的合法利益，并争取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为我所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是一国税收主权的职权范畴，但随着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站在这一立场重新审视我国的税收优惠制度无疑是必要的。
对照《OECD报告》所确定的有害的税收竞争标准，认为我国目前的某些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着有害税收竞争之嫌。主要表现在:第一，外资企业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环形篱笆”。所得税方面,内外资企业的法定税率虽同为33%(其中含外资企业地方所得税3%,这部分税由于大多数省市实行减免政策而形同虚设),但由于税基计算、资产处理、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政策的差距,使涉外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率远低于内资企业;在流转税方面,内资企业进口设备要缴纳进口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外资企业则可减税或免税进口。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隔开,形成了“环形篱笆”。对边境贸易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投资制定的一些优惠政策及围绕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设计的多层次的地区税收优惠政策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环形篱笆”,只不过前者优惠的是一定的纳税人范围,而后者是一定的地区范围。第二，税收优惠层次多、内容庞杂,税收制度缺乏透明性。我国现行的税法大量使用授权立法,税收法规大多是由行政机关以条例、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决定、通知、补充规定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容易为其他国家的政府所知。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只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弹性较大,可操作性不强,以至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解释与执行方式。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本地区吸引外商的力度和规模,争相越权减免、扩大优惠范围,并将税收优惠作为本地区招商引资、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OECD对恶性税收竞争的标准和遏制措施，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作出的。因此，我们还必须站在发展中国家和我国具体国情的角度，分析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幅员辽阔,可以利用各地所具有的不同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加上我国是一个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本身对国际资本就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只要善加引导,国际资本就有流入的动力。再者我国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相对廉价,政治环境比较稳定,这些都是促进国际资本流入的强有力因素,这说明我国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恶性税收竞争。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有些问题上,还需要他国的支持,如果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发达国家的税收饶让政策的配合,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如果我国被他国认定是从事恶性税收竞争的国家,就有可能遭致这些国家的报复,使我国正常的税收优惠政策难以得到实施,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应该是在充分考虑对方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和他们签订相关的税收饶让协定,给外商投资适当的优惠。我国的税收优惠还必须符合透明度要求，积极推进税收优惠制度改革。
如上所述，OECD报告建立的国际税收恶性论坛是OECD在遏制国际税收恶性竞争中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尝试。而同时我们注意到，2002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共同发起筹建国际税收对话论坛（International Tax Dialogue）。国际社会对于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各方面呼声，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利益矛盾的协商对话机制已经由理论探讨走向了实践努力。然而，当今世界充满矛盾，南北利益的巨大差异，使得有效的国际税收协调机制的构建必将十分漫长和困难。
在现实条件下，并不存在着某种超越各国国家主权的力量，可以直接让各国的税制趋同一致，而协调各国的税收管辖权，避免恶性税收竞争就必须依赖各国税务当局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之上的国际协调。如莱斯穆森提出：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合作，包括税收信息交换、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的限制等。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要好。在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参与国际税收协调必须做出的让步之间如何把握均衡点，还有待各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国际税收对话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交流与协调的场所。建立对话机制意味着国际税收竞争已经从单边低层次的“优惠大战”提升到多边的在高层次上制定“游戏规则”的交锋。在这场交锋和合作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的多边对话，加强与各国的国际税务合作。我国应该坚持平等协商，利益分享的原则，在各种财税政策的讨论中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愿，积极推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政策规范的形成。同时，我国也应该推进我国税法的透明度改革，积极配合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以期能在税收对话论坛中取得应有的地位。
综上所述，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国际税收竞争中，既要立足我国国情，合理构建新型的税收优惠制度，避免恶性税收竞争，又要在国际税收合作中主动参与，表达发展中国家的合理立场和要求，以期能从内外两方面加强我国的税收协调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谋求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