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动员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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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是指国民经济实力中通过一定机制可能转化为现实战争力量的那一部分,包括可能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科技力等,它反映一国国民经济实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国民经济动员是国家调动经济资源潜力和社会的物力、财力应对紧急事态的活动，其实质就在于为应对危机而调动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经济动员就是在应对危机时动员国民经济体系，从而调动两种类型的资源:一是社会的物力和财力，这是一种存量资源;二是经济资源潜力，这是危机状态而激发出的增量资源，笔者将这种增量资源理解为国民经济动员潜力。
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建设是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首要任务，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是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因为国民经济动员的前提是国民经济体系具有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属性，它在国民经济体系被动员时表现出来。
抓住了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评价这个环节，就抓住了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把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引向深入，不断地丰富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也就是说，研究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既具有学术上的理论价值‘又具有国民经济动员准备活动中的现实针对性。其理论价值在于:通过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研究，能够理清国民经济体系被动员时的运行机制，亦即国民经济动员机制;其现实针对性则在于，通过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生成机制的研究，能够为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建设提供政策依据，通过制定政策有针对性地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建设，以便在国民经济体系被动员时，更好地完成国民经济动员的任务。因此，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评价和测度，不仅有利于摸清家底，更可以像歌德巴赫猜想促进数学发展一样，促进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的深化。
随着社会经济和战争实践发展,人们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才逐步认识。古代对于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战争对物资和财力的耗费上。《汉书·吴王濞传》记载,吴国“节衣食国,积余钱,修兵,聚粮草,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认为,“战舰出征,耗费甚大。”这些都是古代人们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粗浅认识。16世纪后期,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曼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认识深化了,他把国民经济动员潜力与金钱积累等同,认为是“战争的中枢神经”。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亚当.斯密提出“由于现代战争中的军火消耗庞大,因此,那种有更大的力量承担这种消耗的国家就占有显著的优势”。与传统的观念相比,这种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进步。在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认识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思想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指出,“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物资资料为基础的。”这个论述科学的总结了前人关于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理论,从理论上首次明确的阐明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以经济力量和物质资料为基础,指明了战争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内在深刻联系。它揭示出国民经济中蕴含着可以转化为现实战争实力的理论内涵,对于国民经济动员潜力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它没有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概念。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的军事专家和国防经济学家都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此时,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才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从军事战略角度研究经济力和经济潜力,把战略与经济资源的有效使用紧密的联系起来,说明了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地位和作用。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国防问题专家克劳斯·诺尔、美国战略专家詹姆斯·R·施莱辛格、日本学者中原茂敏等。克劳斯·诺尔认为,战争经济潜力向战争实力转化对战争胜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还指出,当时德国的“闪电战”和日本的“速决战”战略是以巨大的战争经济潜力及其迅速转化为战争实力为基础的。詹姆斯·R·施莱辛格认为,“所谓战略者,其本身的设计就是如何从有限的资源中,以求获得最大的成就,所以在本质上也实在具有经济性的意义。”“当战略问题愈向未来延伸时,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愈似增大。”中原茂敏认为,日本二战失败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倾注全力于经济上的安全保障。”第二,提出并开始使用战争经济潜力以及相关的概念,对概念的内涵作了积极的探索。这一时期军事理论家们提出了战争经济潜力、军事经济潜力、国家战争潜力、国民经济潜力、战争潜力、军事潜力等概念。施莱辛格认为,“国家经济潜力的定义,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关于货物和劳务的最大生产量,换言之,也就是‘最大’的GNP。”而战争经济潜力的定义“就是国家经济潜力减去那个应为民用保留的部分。”他把这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作了严格的区分。克劳斯.诺尔认为,国家战争潜力“就是指能被国家在战时或国际局势紧张时动员起来构成军事实力的资源的总合。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经济能力、经济管理能力、精神因素或国民对战争的思想准备。”他的这个概念的,不仅包含经济和管理的因素,还包含了精神和战争动员的因素。苏联军事理论家拉戈夫斯基把战争经济潜力定义为,“国家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
进入20世纪70-80年代,军事理论界又提出了国力、综合国力的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战略家克莱茵的国力方程概念。随后我国军事理论界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概念阐述及定义也纷纷出现。朱庆林教授认为,“从动员角度审视,一国战争经济潜力也就是国民经济动员潜力。人们对战争经济潜力的认识过程,其实质也就是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认识过程。”我国理论界专家普遍认为,“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是国民经济中能够用于保障战争需求和应付突发事件需要的物质力量,或是国民经济实力中通过一定机制可能转化为现实国民经济动员实力的那一部分。”
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生成机理[1]
国民经济动员是在危机状态下对国民经济体系的动员，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是国民经济体系在危机状态下释放出来的超常规供给能力。而国民经济体系是动态的复杂系统，平时状态下和危机状态下国民经济体系的投人产出过程是不同的。
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的生成机理，也就是在危机状态下国民经济动员体系超常规供给的释放机理。因此，从宏观和理论层面理清在平时状态和危机状态下国民经济体系的释放机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在危机状态下国民经济体系内部运行机制的研究，即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生成机制的研究。
- (一)平时状态下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机理
在平时状态下，国民经济体系维持一个相对的稳态，按照常规的投人产出关系运行:输人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包括中间产品)、技术、信息等资源(I1)，通过国民经济体系的转化，输出产品(包括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和服务，这个产品和服务就是供给的资源。在平时状态下，供给资源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图1)。
- (二)危机状态下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机理
在危机状态下，各种资源需求迅速上升，国民经济体系就会承受经济体系之外施加过来的压力。这种压力会推动从投人资源到产出资源之间的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发生变化以后就会产生平时状态函数和危机状态下函数的差别，差别的这部分就是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图2)。
在危机状态下，国民经济体系承受的压力包括:战争或者突发事件的危机程度，经济动员需求，经济动员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等。根据上述模型，得出
C2 = TS,C1 = NS,TS = NS + P,C2 = C1 + P
其中，P为动员潜力;TS为总供给能力;NS为常态供给能力;C1为稳态下的供给总量;C2为危态下的供给总量。
- ↑ 孔昭君,王成敏.供给视角的国民经济动员潜力理论探索[N].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